35楼“历险记”

王建运

我于上世纪70年代初进交大附中读书。后来，母校与上海中学、华师大二附中、复旦附中齐名，成为沪上众多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四大名校之一。但吾辈生不逢时，那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尚未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仍盛行，全国上下乃至中小学也时刻不忘“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交大附中自然亦不能处于世外桃园了。青少年时期的我，天性顽皮好动，加之住宿在校无家人管束，常在玩耍时无意识一不小心触犯禁规，甚至闹出始料未及的险情，幸母校宽宏大度未予上纲上线，现回想起来对母校仍存感恩之心。

某仲夏夜晚，交中熄灯号已响多时，住宿制的交中校园万籁肃静，我辗转反侧横竖难眠，于是趁黑摸索下床，约另一同学（恕不提名）悄悄一路避开旁人耳目，径直至当时的三五楼，即交中原教师办公楼（现改为“君洪楼”）的三楼男厕所，两人从厕所水泥隔离板上端，攀登至天花板上方约1米宽的方孔开口，鱼贯而至三层顶瑞上的三角型阁楼内。有人问“你俩何故如此熟门熟路登入阁楼”？原来我们白天见不少麻雀从三楼顶屋沿下的排气孔飞进飞出，这让当年我们这些顽皮男生看的心里十分痒痒，特别见到有些麻雀嘴里还叼着树枝羽毛类东西进入，心想这里面莫不是它们的巢窝不成，再上三楼男厕内见留有供维修人员进出的方孔，且未加盖上锁，于是心里便有了主意，也盘算好了那天夜里的行动计划。

我俩摸索进入漆黑阁楼打开手电一看，顿时喜出望外，但见阁楼两侧通风口处，密密麻麻栖满了雀鸟，在强烈手电光刺照下，这些白天如精灵般小动物，此时只只纹丝不动、呆如木鸡，任凭我们丝毫不费力气手到擒来。兴奋之下，也不管它们死活了，我俩抓住雀鸟就往口袋里塞，但塞一只跑掉一只，于是灵机一动赶紧脱下长裤，将两个裤脚一扎，做了一个现成的“软体鸟笼”装鸟。当时是只恨爹妈少生了两只手，也后悔来时未带麻袋什么的，要不怎么地也能逮个百十来只活麻雀。

我俩还不忘互相提醒，双脚须踏在一排排隔距约1米多的横梁上，若踏在三角板条上会踩穿下面的石灰天花板，人将直接摔入三楼房间内。正当我俩小心翼翼、全神贯注忙活时，阁楼两端突然传来异响，不一会儿几道手电光同时射来，伴随着一声声“不许动！什么人”？，把我俩吓得魂飞胆散。待清醒一看，原来是当时的红卫兵团（相当现共青团）副团长（名忘，矮个嗓门沙哑）手持一大棒，身后还有两三人亦手操器械，前后包抄上来…… 

待将我们押解下来时，方知下面已由当时的校执勤队百十个男生，个个手持木制长枪，如临大敌将整个三五楼四面团团包围，我们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不由暗暗叫苦，心想即使有天大本事我俩恐已插翅难逃了。我们被押至一楼红团办公室，由红团政委沃永光老师亲自查问……

待将事情来龙去脉全部问清后，已是后半夜了，沃老师方放我俩回寝室，只可怜我们抓获的那些麻雀，全部被没收放生。第二天，我们班主任在全班点名训斥我俩，说你俩胆子也怼大了，竟敢爬上教师办公大楼顶上去抓麻雀！老师还透露文革初期，曾有人亦从男厕所上方入口处钻入阁楼，至档案室砸破顶层而下，盗走了数份档案，当时被称为“严重反革命盗窃事件”。故当我俩全神贯注、忘乎所以在阁楼上抓麻雀时，未料阁楼上异常响声早已惊动三楼值班的教师，其惊诧“政治盗窃事件”又再现了，情急下忙报警，红团则马上召集执勤队“紧急集合”围捕，于是便出现了以上惊险一幕。

作者简介：王建运 ，作协会员，大学本科学历。曾当过知青，后在国家机关工作近40年。在《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联合时报》《人民政协报》人《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上发表新闻作品、纪实文章四百余篇，合计六十余万字。曾编辑出版杨浦政协文史资料六辑计一百余万字，其中公开发行《史料撷英》《科学巨擘》两辑。撰写有关反映社情民意的论文，曾分别获得上海市统战政协理论研究会一等奖、二三等奖若干次。著有《撒落在田埂上的青春足迹》《说说政协那些人和事儿》《56个学子在高境 》《浙南名校崛起在瓯江》《古刹新生普净寺》《旧上海百业寻踪》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