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采风中多次听说铜川籍宁死不屈的革命英烈高录顺老前辈的英勇事迹，激动了我的心，从此开始收集整理他的革命生涯和英雄事迹。期间知道了他的孙子，原铜川市关工委主任高玉龙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更加增加了我采访和写作的决心和信心。于是，驱车回铜，三上那坡村，在印台区政协、区政协文史委、中共陈炉镇党委、那坡村党支部等各位领导的支持和亲属的陪同下，完成了采访任务，加上中共铜川市委党史办《党史资料》及高玉龙先生提供的详细资料，更加深入地了解了高录顺烈士一心一意、坚守革命信念，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革命生涯和英雄事迹。
一、家庭背景
高录顺，字（雨亭）名云汉，（1907－1935）1907年生于陕西省同官县（今铜川市印台区）陈炉镇那坡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家有良田百亩，骡马牛羊，砖浆（箍）①的窑洞十多孔、房屋数间，院子前有门房，青石狮子门墩分列两座大门两边，门楼飞檐峭壁，雕梁画栋。显然是一家富裕人家。
高录顺的父辈高福魁，在家族弟兄中排行老八，是一位善于经营的富农兼商人。
他和掌柜的老五高奉魁先生及其他弟兄们紧密配合，开了炭窠（煤矿）、陶瓷窑等工业项目，即挖煤、又烧陶瓷；即做煤炭生意又做陶瓷生意。挣了不少钱。当时的农村人，只认为土地是无价之宝，谁家土地多，谁家最光荣！所以，他们挣了钱就买地。家里的土地越来越多。同官县东西两塬及其川道里，到处都有他家的土地。他家变成了远近文明的富裕家庭。
高录顺上有父母，下有三个妹妹，他在自家是老大，在家族中排行老六。家族本希望他读完大学，有了知识，回家执掌高家经营大权，以便再次振兴家业，光宗耀祖。但他却放着富裕日子不过，在校接触了马列主义，背弃家业，毅然决然的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2、走上革命道路的学生时代
高录顺与张邦英先生(陕西省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人，陕西早期革命者，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立者之一，解放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副主席、国家民政部副部长（部长级待遇），国家政协常委，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26年，他们俩先后考入位于西安市东五路的西安民立中学。
旅居西安同乡同学留影（左四高录顺、家属提供）
1927年的中国，风云突变、波涛汹涌，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战争。1927年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这一年风云突变，从年初到年尾，从南方到北方，发生了许多影响中国的大事件。
这一年，北伐军势如破竹，战果赫赫；这一年，蒋汪集团背叛革命，血雨腥风，发动了4.12、7.15大屠杀；这一年，共产党人奋起反抗，武装起义（八一南昌起义）；这一年，毛泽东勇创新路，引兵井岗。
回首1927，中国革命经历了大革命、大屠杀、大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实现了由国民革命向土地革命的转折。
特别是南昌起义，像一声春雷，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共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就在这样的1927年，面对血风腥雨的恶劣局面，他们两人却通过中国共产党在各地领导的武装起义，看到了革命胜利的希望。这一年，他们先后在西安民立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邦英后来还担任了学校中共党支部书记，领导学校的地下工作和对敌斗争。
在校期间，高录顺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革命活动，发动群众，散发传单。晚上，高录顺居住在位于西安市东县门（现在的东五路）的大名“丑娃”的堂妹家，堂妹家由妹夫寇乾生（同官县济阳寨人，曾任同官县第一中学校长，是西安关中旅社的少东家（其父作过道台））当时开了个工商晚报社，高录顺就以他家做掩护，经常晚上他就和张邦英等几个共产党员通宵开会。堂妹、妹夫知道他们干的是正义的事业，每天让丫鬟伺候着他们，一早上丫鬟从他们开会的房间打扫出一大堆的纸烟头。
自那时起，高录顺建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为了报答妹妹、妹夫对他革命工作的支持，他当时给妹妹说，“等将来革命胜利了，我就给你家插面红旗，谁都不敢欺负你。”
在西安高录顺与张邦英一块参加党的地下斗争。张邦英老人对赴京看望他的高录顺的孙子高玉龙说，有一次，他们晚上出去贴标语，碰上了国民党警察巡逻，他们急忙把标语塞进怀里，警察问他们干啥呢？他们说民立中学的学生，晚上逛呢。警察说，这么晚了，逛啥，还不赶快回去。他们赶快跑掉了。
“同官旅省同乡欢送高君雨亭毕业纪念摄影”照。后排右二习老、中排左二张邦英、左三张仲良、左中高录顺。（家属提供）
1930年，正值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中原大战时期，高录顺考入了苏州体育专科学校，在校期间，他积极做党的地下工作，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曾3次组织苏州学生赴南京请愿，是4位向蒋介石面陈的请愿学生代表之一。他们3次面见了蒋介石，面陈了学生的请愿主张。虽然学生的请愿主张部分得到答复，但在蒋的心目中，却埋下了仇恨的祸根。
3、继续革命生涯
据革命前辈，时任国家民政部副部长（正部级）的张邦英老人接见高录顺的孙子高玉龙时回忆，高录顺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有一天晚上，他接到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电话，让他赶快撤离，他赤着脚从驻地跑了出来，炮弹从楼顶落下，房子炸毁了，他得以逃脱。但由于共产党地下联络点暴露，从此他和上海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无奈，他到上海周边的农民家帮人种地谋生，继续寻找党组织，农民看他是个书生，下不了苦，北方人干不了南方的农活，不肯雇佣。
张邦英老人还开玩笑给高录顺的孙子高玉龙说：“你爷爷当年在南京组织学生请愿时，借了于右任先生五十块大洋到现在还没有还哩！”
1932年1月28日，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图谋侵占中国沿海富庶地区，蓄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侵略事件。
“一·二八”事变后，高录顺从苏州回到西安，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他冒着生命危险，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安排的任务。1934年夏末，他被组织调往陕甘边区，任陕甘边苏维埃保卫队经济员兼做政治工作，与刘志丹、习老、张仲良、张邦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4年秋，高录顺随所在部队在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驻扎在甘肃的三十五师冶成章旅所部包围在直罗镇黑水寺的一个寨子里。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不幸被俘，被羁押在甘肃省正宁县山合镇的监狱里。
高玉龙第一次见张邦英老人时，他回忆起高录顺被捕的过程时不无遗憾的说：“他咋那么笨，大家都跑到山里去，他咋能跑到寨子里去，真是个书生。
在狱中，他坚强不屈，不被敌人的威逼利诱所迷惑，没有向敌人提供任何红军部队的信息。相反，他还在做敌兵战士的策反工作，打通了通信渠道，向组织书信汇报，配合组织的营救战友工作。
党组织接到高录顺的书信，得知他们被关押的情况后，立即委派卫一吾同志（解放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领导）通过关系进行营救工作。卫一吾在解放后亲笔写给高录顺的遗腹女儿高兰英的亲笔信中写到重要的两点证据和一点关心和安慰：
一是关于高录顺在狱中的斗争情况
“双十二事变”前，红军进驻甘肃庆阳时，住在庆阳南大街复兴李家里，因天雨无法出外工作，卫一吾和张文华（时任陕甘边区政府秘书长，解放后在西北大学任教）聊天时，说到了解救四位被抓的同志（尹玉有、惠月风、徐德才、杨计娃子）出狱的情况。卫一吾写到：“你父亲（高录顺）他是在黑水寺附近的一个地方被国民党三十五师军队俘虏了，他是三十五师冶成章旅长把他羁押在正宁县的，我营救时，因为你父亲是冶旅长羁押的，我到他旅部去，一位朋友向我说：‘你把你们团部羁押下的人要出去，再的人是冶司令羁押的，你不要管了。’因此，我就无法插手。我将尹玉有、惠月风他们四人要出后，尹玉有、惠月风二人向我提出：‘卫大，你想办法把高云汉同志也要出来。’我就向他二人把你父亲被羁押的情况说了一遍，并说，我紧着想办法营救他。因为军队马上要换防，我通过红帮的关系和尹玉有、惠月风到班房子将你父亲看了一次，又通过红帮上的那位朋友给你父亲留下了一块钱（大洋），第三天队伍就出发了。------”
听到这里，张文华惊讶地说：“这才是你！”他又接着说：“云汉同志已给组织上来过信，说：他已和老部队上一位朋友取上了联系，看他的问题现在不要紧了------。从此，我才知道你父亲他给组织上去过信。”这段话说明高录顺在狱中没有停止斗争，书信能传出，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卫一吾在信中特别提到“希望你告诉你的爱人寇效信同志（铜川市耀州区石柱镇寇家岰人，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组织曾安排参加陕西省副省长竞选活动。）你母亲（陈炉任家湾任氏）已经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为了她的延年益寿，你们对她还要多加安慰！多加相劝，不要让她过于伤悲。要知道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高录顺这位爱妻高孟氏，一心怀念年轻英俊、坚强不屈的丈夫，终生未再婚，守寡50多年，在西安女儿高兰英家里安度余生，直至养老送终。
之后，组织经几次派人做工作，知道他的身份暴露，感觉出面营救无望，决定派出联络员，请家属出面营救。联络员骑着马、带着高录顺的亲笔信找到了同官县陈炉镇那坡村高录顺的家。
来人紧扣门环，敲开大门，一位长者开门迎客。来人递上书信，言说是高录顺的同事，高录顺被抓，请求家人设法营救。开门迎客的正是高家掌柜的高奉魁，是高录顺的五伯。他被同官县及陈炉镇的军警整天到家要人、抓人，整的晕头转向，高录顺在西安参加共产党，在南京闹学潮，在上海搞党的地下斗争，在陕甘边区当红军干部，国民党同官县党部、同官县政府都知道，曾多次派军警、民团来陈炉那坡村的家里抓捕他，搞得家庭不得安宁。他的七弟就因为掩护高录顺被国民党的军官在胯部打了一枪托，从此落下了终身残疾。老五见来人又是因侄子惹的事，当时又分不清真假，为了保全一大家子人的生命安全，他一气之下，将信撕的粉碎，并说，家里已与老六侄子断绝关系，不要再来烦家里人了。几句话将来人赶跑了。静下心来，他拾起信件对在一起细看，确实是侄子的亲笔信。即想再找来人，来人已策马远去，没了踪影。家里只有派人到省城打探消息，设法营救。
二是狱中斗争
高录顺身份暴露，在狱中，敌人在他口中得不到任何消息，相反，他还积极组织遇难同志的营救工作。一是通过当地党的地下组织与上级组织取得信件联系后，积极策反与他接近的国民党士兵，二是配合地下党组织的营救工作。
策反工作因种种原因困难太大，没有成功。
4、英勇就义
1935年春夏之际，坚强不屈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红军政治工作者，高录顺同志被国民党枪杀于甘肃省正宁县山合镇，壮烈牺牲时年仅28岁。“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在刑场上，他临危不惧，义正词严的高呼口号：“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就这样，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位优秀的红军经济兼政治干部，长眠在了高高的山岗之上。不义之举，天怒人怨！行刑后，一声炸雷，一场瓢泼大雨，浇湿了敌人的衣衫，一群落汤鸡滚下了山岗。
天下穷人心连心，正宁的地下党人和当地的老百姓将被杀的九位烈士的遗骨，掩埋在了正宁县山河镇的山岗上、树林里。期望烈士们永在高山之上，早日看到革命的胜利；期望烈士们在密林里，静静地安息吧！
5、纪念活动。
一是组织和领导的关怀
解放后的1950年，高录顺的父亲，高福魁老人，听说高录顺的亲密战友张邦英当了陕西省政府副主席，就到西安找到了张副主席，打听儿子高录顺的下落。张副主席热情接待了客人，说了一段善意的谎言：“高录顺随部队南下了，南方解放了，就回来了。你老人家安心回去吧”。随之，给了些路费和粮票，又给铜川县委、县政府写了一封信，让其父带给铜川县政府，信中说明了高录顺烈士牺牲的实情，要求当地做好烈属的工作。其父亲回到铜川，去了县政府，才知道了儿子壮烈牺牲的消息，闻讯后，一家人哭的死去活来，不可自已。政府多方面做工作安慰家属，发给了“革命烈属”光荣牌和适量的抚恤金。
1964年4月3日，铜川市民政局以（64）民优字第042号文件“关于下达张有华等十户定期定量补助的通知”补助高录顺烈士家属高福魁（文件中误写为高奉魁）每月定期补助4元。由1964年元月起执行。
期间，高录顺家属多次接到来自在西安、北京任职的他的亲密战友张邦英同志寄来的信、零花钱和粮票。
2001年3月份，高玉龙到北京出差，在北京什锦花园胡同，在原张邦英部长、国家政协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张老。当时张老已经91岁高龄，因听力障碍，戴着助听器，靠来人写字与他交流；但语言表达能力很强。
高玉龙拿出了他爷爷高录顺年轻时与习老、张邦英等同乡同学的合影照，他看后，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连说了两句：“这是高录顺么，你是高录顺的啥人？”高玉龙说：“我是高录顺的孙子。”张老陷入沉思。过了一会，他说：“高录顺是一个好党员，我的好战友，他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是魂归故里
1980年前后，高录顺的儿子高正岐等人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到甘肃省正宁县山河镇寻找烈士遗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告诉烈士家属，当时掩埋了九位红军烈士，现在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了？高正岐等人在掩埋烈士的墓前抱回了一包黄土，埋在了烈士老家的墓地里。以示烈士回归故里。
三是立碑纪念
2003年，高玉龙到北京去看望张邦英老人。张老对高玉龙说：“录顺是个好同志，他为革命牺牲了，你回去给他立个碑，自己办，不要给政府添麻烦，我给他写碑文，作为纪念。”按照张老的嘱咐，2008年清明节，在中共铜川市委党史办和印台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高录顺的子孙后代为高录顺烈士在那坡村老家立了座纪念碑，碑上镌刻着张邦英老人2008年9月亲手撰写的“高录顺烈士纪念碑”八个大字。
2010年4月2日，“高录顺烈士纪念碑”揭碑仪式在那坡村举行。中共铜川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市委史志办、印台区委、印台区委史志办、印台区关工委等部门的负责人等出席了揭碑仪式。《铜川日报》于4月5日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据2017年11月27日，《铜川日报》报导；陈炉镇那坡村举行了高录顺烈士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这些年，根据廉政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需要，每逢节假日，都有少年儿童或机关、企事业单位、或村民、群众，或组织或自发的到高录顺烈士墓前举行悼念、学习活动。
6、继承遗志
高录顺烈士的家属继承了烈士的遗愿，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一是1949年2月4月，铜川县两次解放时，他家积极响应地下党的号召，捐钱捐粮，支援前线；
二是那坡村地处军事高地军台岭下，解放军攻击部队前一天晚上就驻扎在他家的院子里。他家帮助部队烧水做饭，当好后勤。
三是高录顺的堂妹妹“丑娃”及妹夫寇乾生，先后为革命者做掩护，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遗腹女高兰英及其爱人寇效信解放前后，坚持继承父亲的革命遗志，寇效信作为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有用的教育文化方面的人才。还被选为对象，参加了陕西省副省长竞选活动。
高正岐老先生已90多岁了，还坚持在地里干活。（李陕西摄影）
四是高录顺的儿子高正岐，安心农村一辈子，是一位务农能手。他脑子聪明，点子多。发明了“弓改窖”技术，在铜川市印台区全区推广。
五是高录顺的孙子高玉龙，大学文化、中共党员，1974年参加工作后，先后在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铜川市印台区人劳局、铜川市第四中学、铜川市劳动就业局、铜川市药王山管理局、铜川市关工委工作。先后任副局长、局长、副校长、书记、主任等职务，直至2015年退休。他以爷爷高录顺为榜样，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廉洁奉公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他的后代也和他一样，以老前辈为榜样，正在党安排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奋斗！
作者正在高录顺墓地采访高录顺儿孙俩（李陕西摄影）
那坡村党支部书记崔东升同志向作者介绍有关情况（李陕西摄影）
2024年5月8日至26日 西安 一稿
附：
1、说明：此文参阅了高玉龙先生的有关文章及提供的有关资料、照片。
2、注释：①、陕西的窑洞大体分为三种。一种是土窑；一种是打好的土窑，又用砖块或土坯浆了一层，其工艺是从里向外，一层一层用灰浆砌出，直至窑外面墙，使窑洞更加安全；一种是在平地上箍窑，箍起后在窑背上再填上几尺厚的黄土，碾压窑背即可。高录顺故居的窑洞就是砖块浆的窑洞。
3、作者简介李晓信：男、陕西省铜川市人，大学文化、在职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主管药师、陕西省作协会员，铜川市政协特邀文史研究员，铜川市及王益区作协会员，先后任多家省、市医药（集团）公司企业领导、顾问，铜川市印台区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成员；铜川神州书画研究会文学顾问。出版有文集《感悟-古都情缘》《感悟-沧桑岁月》；编有《药品GMP认证培训教材》等书；近几年又在国家、省市报刊、网络，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和学术、管理论文。作者曾获得省、市级多项荣誉称号，被誉为“是我省医药行业资深的专家和模范”其事迹被收入《路在脚下延伸》 《岁月如歌》和《天南地北王益人》等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