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1月的一天，毛主席在杭州西湖边散步，突然问陪同的李银桥：“你是害怕打仗？还是害怕和平演变？”
李银桥说：“我什么都不怕，仗我们已经跟美国人打过了，不过如此，美国人想和平演变，也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毛主席担心地说：“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是很难的，但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说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等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有一天，在中国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李银桥表示同意，毛主席又接着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富国，十年强兵，但后代全忘了，最后被亡国。中国现在还不富裕，等将来富了，家家吃肉不发愁，也一定会出现问题。”
毛主席说的“和平演变”，起源于1953年1月，杜勒斯在就任美国国务卿时公布的一个政策，声称：“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
在随后的几年中，杜勒斯一直在不间断地推进他的“和平演变”政策，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展开了无孔不入地渗透，声称：“如果它（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
同时，肯尼迪也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就是：“通过援助、贸易、旅游、新闻事业、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我们的资金和技术，来具体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
而且，美国人的这一套“和平演变”的政策，是打着“自由、民主、进步”的幌子的，具有极强的欺骗性和煽动性，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被他们蒙骗了，不知不觉中上了他们的船。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首先察觉到了美国人的阴谋，曾经说：“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
1959年6月，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毛主席的这些话，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需要我们时刻保持警惕！
确实，新中国的第一代、第二代人，都是经历过战争和苦难的，懂得新中国的来之不易，轻易不会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但是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人呢？
事实上，我们也确实面临过这样的危机。
就在前几年，还是公知们大行其道的时代，无论是传统媒体上，还是网络上，到处都充斥着崇洋媚外的声音，公知们纷纷以“批评政府”为荣，凡事都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先进的，中国的都是落后的、应该被取代的，甚至还有很多人编造了一些西方的先进故事，以心灵鸡汤的模式四处流传，蒙骗了无数人。
比如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德国人修建的青岛下水道、美国市长为救一只鸟下令全市停电，诸如此类的文章，在媒体上大行其道，塑造了一大批“恨国党”，恨不得中国立即被美国“解放”，让大家都过上西方式的生活。
更有甚者，还有不少人公然诋毁革命烈士、英雄模范，比如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雷锋等等新中国的英雄人物，都遭到了这些人的诋毁，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这不就是毛主席所担心的“和平演变”吗？
好在中国政府及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加强了舆论管控和导向，尤其是颁布了《英雄烈士保护法》，让这几年的舆论风气明显有了好转，当年那些风光无限的“公知”们，现在都成了过街老鼠，再也没有人相信他们了。
防止“和平演变”，绝不只是一句空话，我们任重而道远！
（参考资料：《毛泽东看世界》《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冷战的历史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