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端棻人我自豪！》

李端棻以天下为己任、为苍生谋福祉的爱国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梁启超曾指出李端棻幼承叔父李朝仪“古圣贤之教”，故终生“大节凛然不可犯”。本书揭示了入仕之后的李端棻，无论是屡司文衡、为国拔才，还是出任御史、挺身直谏；无论是国难当头、倡言变法，还是位列卿贰、自请裁缺；无论是官阶迭升、跻身尚书，还是革职远戍、风沙饱尝；无论是布衣主讲、培植后进，还是倡办路矿、为民请命，他都始终秉持着“尽忠为国”的信仰理念。即便临终前数月，他还致函梁启超表示“吾年虽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

中国传统名臣大儒那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品格，在李端棻身上鲜活体现。也正因为如此，李端棻在世时就被贵州人奉为乡贤楷模，去世后也仍被国人反复称颂和纪念。 

大学之基 大道之门

求真追远 抱樸守正

贵山富水局 门阁气穴局

虎狮凤凰局 北斗七星局

《行端超 仁永乐》

广读书 明智慧

行端超 仁永乐

求实是 懂变通

善总结 干劲足

勤实战 筑幸福 

端超端超 史尘清扫

还原本真 睿光普照

位于貴阳南明河畔的“贵州端超集团”是取李端棻的“端”字和梁启超的“超”字组合而成。

他俩既是郎舅，也是师生，更是生死与共的“战友”。

李端棻，字苾园，1833年出生于贵阳，清末礼部尚书，帝师！

娄山高  乌江长

端棻出生在贵阳

跟着舅舅学文化

遵崇朝仪循政道

赴京赶考获进士

翰林一职显才智

云南学政见成效

广东主考鉴启超

郎舅二人互相帮

力推学校献甘脑

深思熟虑奏折响

首倡京师大学堂

戊戌变法振兴路

引导皇帝变革忙

礼部尚书刚任命

慈禧惊恐维新夭

所有新物均灭掉

仅留京师大学堂

星星之火播火者

燎原之势不可挡

虽败犹荣遣新疆

特赦返筑归故乡

义无反顾再办学

接二连三新校创

北大样板显威力

一代更比一代强

饮水思源不忘本

端棻精神大发扬

家家受益聚合力

人人读书旧习抛

民富国强增荣耀

活力四射全球照

李端棻(1833-1907)，出生于贵阳市，清末礼部尚书，帝师。

朝仪：李朝仪，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长)。

李蕙仙之父亲，李端棻之叔叔，梁启超之岳父。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李端棻穷其一生首倡和创办了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主讲贵州经世学堂、发起和创办贵阳师范学堂(今贵阳学院)，贵州中学堂(今贵阳一中)。

李端棻从《请推广学校折》开始，他身体力行地奔走在“教育兴国、科技强国”的道路上……

李端棻与梁启超不仅是郎舅关系也是师生关系。他俩与光绪皇帝、康有为、谭嗣同等共同发起了改变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戊戌变法》。

端超端超 史尘清扫

还原本真 睿光普照

《毛泽东恩师易白沙，中国反对孔子第一人，刺杀军阀未果后蹈海殉国》

1921年6月10日，农历五月初五，这是一个端午节。

两千多年前的这一天，屈原在湖南的汨罗江投江而亡。

而这一天，一个湖南人，在广东新会（梁启超的出生地）蹈海赴难。

此人叫易白沙，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时期的风云人物。

当易白沙的死讯传到湖南长沙，他的学生毛泽东万分悲愤，为恩师题写一幅挽联：

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愤死，我为民国前途哭；

去年追悼杨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

上联痛恨那些苟且偷生，祸国殃民的人不死，那些有爱国心，为国家前途奔走的人激愤而死，这样下去，国家的前途还有什么盼头？因而“我为民国前途哭”。

下联的杨公是指1920年去世的杨昌济，即杨开慧的父亲，贵州女婿梁启超的学生。同样也是毛泽东的恩师。易公就是易白沙。两人都是湖南人，也都是有用之人。毛泽东提出在他们去世后，湖南的青年们面对国家的危难，要勇敢而起，完成前辈未完成的事业。

历经割肾、拔牙、禁食后，梁启超方知医生搞错，晚年要靠输血保命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人，广府名人。

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

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

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

梁启超

字

卓如、任甫

号

任公、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自由斋主人、中国之新民

王桂荃（1886年—1968年），是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四川人，4岁丧父，遭继母虐待，曾多次被转卖到别人家做丫头。后来到李家，成为李蕙仙的贴身使女。

李蕙仙嫁到梁家后，她勤谨能干，深得主人倚重，梁启超给她起名桂荃。

1903年，王桂荃17岁。在李蕙仙主张下，她和梁启超结婚，从此成为梁家“极重要的人物”。

她为梁家生的孩子中，有6个长大成人：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和思礼。

1968年，因患肠癌逝世。1995年，为纪念这位伟大的母亲，梁思达和梁思礼带着梁氏后人，在梁启超墓园为王桂荃种下一棵母亲树。

李蕙仙

妻子

梁思成

儿子

梁思永

儿子

梁思礼

儿子

梁思达

儿子

梁思忠

儿子

梁思懿

女儿

梁思顺

女儿

梁思庄

女儿

梁启超死于医疗事故？协和医院切错了他的肾？徐志摩与鲁迅互怼？

梁启超 一门三院士 九子皆精英 

前一秒是兄弟，下一秒是敌人，孙中山与梁启超究竟有什么恩怨？

梁启超和王桂荃生了四子二女，为何一直不娶王桂荃

梁启超，十年饮冰，难凉热血。近代中国最值得学习的终生学习者

《饮冰室合集》是在198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梁启超。

变法通议

《变法通议》是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使《时务报》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的美誉。

中国六大政治家

《中国六大政治家》是广智书局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梁启超、麦孟华、李岳瑞、佘守。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之衰败，唯有崇尚法治，始得振衰起隳，富国强兵。书中被称为六大政治家的是：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张居正。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丹灶苏村（今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银河社区苏村）人，汉族广府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到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进行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溥仪复位。民国六年（1917年），康有为和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静园觐见探望。民国十六年（1927年）病逝于青岛。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后来，他成为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

陶行知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1915年入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约翰·杜威攻读教育学博士。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1926年起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9年圣约翰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表彰他为中国教育改造事业作出的贡献。1931年主编《儿童科学丛书》，在上海先后创办“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等。1933年，他与厉麟似等来自政学两界的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7月25日上午，陶行知因长期劳累过度，不幸于上海逝世，享年55岁。

徐特立

徐特立（1877年2月1日—1968年11月28日），又名徐立华，原名懋恂，字师陶，湖南善化（今长沙县江背镇）人。徐特立是毛泽东和田汉等著名人士的老师。中国革命家和教育家，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是中共第七届、八届中央委员。1968年11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著作大都收集在《徐特立教育文集》和《徐特立文集》中。党中央曾评价他“对自己是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毛泽东称赞徐特立是“坚强的老战士”“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3]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都曾以士绅参预乡政，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梁启超自四岁起居家就读，跟祖父识字。在早年所接受的启蒙教育中，梁启超不仅学到了不少传统的文史知识，而且还听到了许多悲壮激昂的爱国故事。祖父经常给他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4]朗诵激动人心的诗歌篇章。这种带有爱国情感和思想倾向的课外教育，对梁启超有着重要影响。历代杰出人物忧国忧民的风范、舍生忘死的品格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梁启超

有清一代自乾嘉以降，知识分子的出路越来越狭窄，只有通过科举，由学入仕，才被视为“正途”，而用其他方法取得功名的机会很少。这就迫使许许多多的青年学子不得不以全部精力去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时文，希冀沿着科举的阶梯步步攀登，获取功名利禄。梁启超在少年时代，也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

光绪八年（1882年），梁启超年仅10岁，就去广州应童子试，结果不中。两年之后，再到广州应试，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少年登第，这对梁家来说，确实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父亲期望儿子能学优登仕，光宗耀祖，因此对他管教十分严格。而这时候的梁启超也如井底之蛙，“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整天都在潜心钻研八股文。

光绪十一年（1885年），梁启超进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前两广总督阮元所办，“是省城专治经学之所”。梁启超在这里学习汉学。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汉学家注重考据，旁征博引，精研古籍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形之下，格式、内容都有严格要求的八股文章，便令人感到缺乏生气和枯燥无味了。在学海堂学习时期，梁启超逐渐萌发了“弃帖括之志”。

励志改良

光绪十五年（1889年），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举，名列第八。主考官李端棻欣赏其才华，以妹相许。这时候，展现在梁启超前面的，是一条“金光大道”，沿此而行，完全可能由学入仕，平步青云。然而，光绪年间，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野蛮蹂躏。面对严峻的形势，梁启超逐渐抛弃了昔日的追求，走上一条充满坎坷曲折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梁启超赴京师参加会试，不中。回来路过上海时，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书以及介绍世界地理情况的《瀛环志略》。这些书籍，开阔了梁启超的视野，从此他便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年秋，梁启超与陈千秋结交，并通过陈千秋认识了康有为。曾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在当时名声很大。梁启超对他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动十分钦佩，以至“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与康有为结识，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投入康门，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光绪十七年（1891年），梁启超、陈千秋等人请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里万木草堂讲学。康有为强调“逆乎常纬”，独辟新路。其讲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与传统规矩不同。“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对列强压迫、世界大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学生除听讲外，“主要是靠自己读书，写笔记。当时入草堂，第一部书就是读《公羊传》，同时读一部《春秋繁露》。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此外，学生每人还有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再由康有为一一批答。这种新颖生动的教学方法和与时代要求、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教学内容，使习惯于读经诵诗、死记硬背的梁启超感到新奇而兴奋。他勤奋学习，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在此期间，他还协助康有为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样的重要著作，成为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

1926年3月16日，中国国内最高水平的医院协和正在进行一台外科手术。

病人为一位在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护士在腰子部位做了记号。

手术灯光苍白惨淡，主刀医生娴熟地挥动手术刀，朝病人的肋间剖开，不久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块蚕豆形的器官。旁边的一位亲临者愕然，望向主刀医生问：“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

”主刀医生一脸认真地回答：“分明从右胁剖开，取出者当然是右肾，焉得有错？”说完，空气突然凝固，二人相视不语，片刻后，“噗呲”放声齐笑。

此种开玩笑的轻松气氛，意味着手术非常顺利，只是可怜了那位仍在昏睡的病人——戊戌变法领袖梁启超，连自己得了什么病都没搞清楚，就被割掉了一个肾。

这种伤害是不可逆的，他已经不完整了。那么，梁任公到底得了什么病，何故要严重到割肾的地步？悲剧的起源得推回三年前，从他妻子得的那一场大病开始。

梁启超夫人李蕙仙于1924年夏末离世，梁启超深受打击。他此前六个月一直在照顾妻子，身心疲惫。某天清晨，他发现自己“尿中带血”，但他并未告诉家人，因为他不想增加他们的负担。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启超的血尿症状逐渐加重，家人也开始注意到。他开始规律作息，节制饮酒，这是因为他发现血尿症状与劳累程度有关。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梁启超的不良生活习惯是导致血尿的主要原因，但它们显然与这种病的发生有关。

梁启超在家人和亲友的劝说下，终于开始寻求更高级的医院诊治他的病。尽管他自述病情并无大碍，但朋友们都认为他对待疾病的格局过小，力劝他去医院接受全面检查。

在周围人的劝说下，梁启超于1926年1月入住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进行检查。德国医生发现梁启超膀胱有病，需要手术治疗。

但梁启超对手术有所疑虑，他担心手术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因此，他决定找中医团队成员吴桃三问诊。吴桃三告诉他，他的病并不紧急，可以慢慢治疗。

梁启超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安慰。然而，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对吴桃三的说法有所保留。吴桃三给梁启超开了药，但数个疗程下来，效果并不明显。

此时，梁启超的好友地质学家丁文江推荐他去协和医院接受全面检查。协和医院是当时中国医疗技术水平最高的医院，也是社会高层看病的首选。

在丁文江的劝说下，梁启超决定去协和医院。在协和医院，他接受了全面的检查，并得到了八位医生的联合诊疗。尽管梁启超的病情复杂，但协和医院的医生们都非常重视，并为他提供了最好的治疗。

梁启超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中描述了自己在协和医院看病的经历。他首先排除了尿管和膀胱的问题，然后发现右肾有出血的情况。

医生用各种检查手段，最终确定病在右肾，需要手术治疗。梁启超的中医团队也诊断出他有贫血症状和血轮减少的情况，强调不能拖延治疗。

消息传开后，社会各界都对割肾手术表示担忧，建议延请中医治疗。梁启超请了中医萧龙友复诊，萧龙友否定了协和医院的诊断，并且警告梁启超不要草率行事。

梁启超最终决定接受手术治疗，视死如归。

梁启超病重，决定接受协和医院的手术治疗。他相信协和医院设备完善，选择了一位美国著名外科医生作为主刀医生。

手术过程顺利，梁启超的右肾被成功摘除。手术后，梁启超的病情有所改善，便血症状减轻。然而，一个星期后，小便又出现了红色。

医生告诉他血管壁硬，恢复需要时间。梁启超对医生的说法感到疑惑，经过追问，他得知手术后二十多天，尿中依然带血。

尽管梁启超感到沮丧，但他仍然对协和医院的医疗技术抱有信心，希望病情能够逐渐改善。

图 | 主刀医生刘瑞恒（左）接下来，为查出病因，发生了一系列荒诞的事情。医生忽然觉得任公的病在牙内，于是拔去了七颗恒牙；但是尿血状况依然没有改善。

然后又转而认为病在胃，饿几天试试，结果任公饿得瘦骨嶙峋，病还是没有好。最后，西医团队一致认定，任公的血尿症是一种无理由的出血，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

梁启勋听到这个结论，当场愣住了，他反复被震撼，大为不满地抨击说：“天下岂有无理由之病，或者你们并不知道原因。

”然而，当事人梁启超却不以为然，他觉得医生的结论虽然有点非科学，但“对身体没有影响”这句话是可靠的，因为自从生病以来，他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好——但他似乎忘了入院时已经查出贫血症状，后续病情一再加重时，他还得去输血以弥补损失。

由于协和给出的结论太过荒谬，许多文人无法容忍，比较有名的就有《闲话》主编陈西滢，他调侃说：“这没什么要紧的病，丢腰、拔牙、挨饿，还得花好几百块钱。

”还有梁启超的学生徐志摩也发声说：“（协和）最后的答案其实非常妙。”“梁任公先生这次的腰被白丢，几乎是个笑话了。

”这个“笑话”，还一度穿越历史时空，在20世纪末制造了一个传播甚广的谣言——说是任公之所以“割后血仍不止”，是因为主刀医生刘瑞恒左右不分，割掉了健康的肾，留下了坏死的肾。

这个谣言出自费慰梅和林洙之手，二人一个是林徽因的闺蜜，一个是梁启超的儿媳。但很显然的是，刘瑞恒并没有犯“左右不分”这等低级错误——梁启超的好友，中国著名的公共卫生学家伍连德曾看过梁启超割下来的肾，他只对医生的诊断有异议，但并没有质疑手术发生了左右不分的重大事故。

伍连德转述，医生在诊断上可能出现了重大失误。从入院检查的测试中，医生发现右肾存在问题，但问题不像是恶性疾病。

手术亲历者力舒东告诉梁启勋：“取出之肾，颜色与形状，一如常人，绝无怪异可知。”因此，医生推测右肾的黑点可能是瘤。

然而，没有发现瘤，这意味着医生可能犯了一个错误。这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一幕，作为手术亲临者的力舒东惊讶地问主刀医生刘瑞恒，“是不是把人家的肾割错了。

”当时，作为副手的美国医生，也随口说了一句话：“吾生平所未之见也。”这意味着医生可能从未试过把病人一个没有恶性疾病的肾割下来的事情。

虽然右肾没有恶疾，但检查报告表明右肾的的确确是异常的，这也促使医生把“血尿”症的病灶指向了右肾。即使右肾不至于割掉，但割了，病灶铲除，“尿血”应该停止才是，然而结果却是“尿血”依旧。

这只有两种可能，任公的“右肾异常”不是“血尿”症的病灶，或者仅是病灶之一。如果答案是前者，那么医生在诊断上确实存在重大错误，错把任公的“右肾异常”和“血尿”症混为一谈，而实则是两种没有因果关系的病。

不过，协和的误诊并非完全是人为过失，客观地说，这一次的误诊是受时代的医疗技术所局限。梁启超的西医团队所处的年代只有X光，没有CT，尤其对瘤和癌的认识极为浅薄（今天也是），这才导致了误诊悲剧。

而选择切肾，也不过是西医团队反复权衡过后，认为的最佳方案而已。如果时光倒流，医生再来一次，任公的肾还是会掉的吧。

尽管顶级名流（任公）在顶级医院、顶级专家小组的会诊下，仍未得到“刀落病除”，我们无法否认公众对此感到愤怒。

《现代评论》周刊的主编陈西滢首先发难，指责协和医院的医生可能只是二三流水平，他们的建筑和设备花费巨大，却被这些医生糟蹋了。

实际上，陈西滢的批评不仅针对主刀医生刘瑞恒，也针对协和医院的其他医生。然而，刘瑞恒却成为被公众骂得最惨的人。

让他背锅并不公平，因为他只是被梁启超特请来割肾的，下命令割肾的人是那群欧美医生。陈西滢接着批评了西医这一新兴外来医疗体系，他认为近年来人们开始不相信中医，但又把对中医的信仰转移到了西医身上。

他认为这种现象是迷信，因为他们认为西医已经发展得没有错误的可能。他的朋友中有被西医认为无药可救，但经中医治疗后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

他认为，或许西医也还在发展的初期，与中医相比，只有五十步和百步的差距。

陈西滢的一段关于西医的言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他指责西医的试验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这让人感到非常可怕。

尽管医疗事故被证实，但协和医学院的一名学生陈志潜出来为西医辩护。他表示，医生也是人身父母养的，他们不会丧心病狂到不顾饭碗的地步。

病人是医生的饭碗，医生为对象主义，连饭碗问题都置而不顾，我相信今日的医生还莫有那样的勇气！

图 | 医学院学生陈志潜陈西滢是个辩论高手，他首先调侃了一番陈志潜的医学生身份：“陈先生的态度，实在和气到一万分，可是像一切的专家，他免不了开首便考一考你有没有说话的资格。

这是各种专家普遍的毛病......我没有进过医学校，也从没有研究过医道。我所有的就是什么人都有的候补病人的资格。

”随即，他又抓住了陈志潜提到的“饭碗问题”火力全开：“‘因为病人是医生的饭碗’，那么世界上的疾病绝了迹，医生们也就没有饭吃了。

医生们的利害，在现在的制度下，是与我们的利害恰恰相反的，绝对的冲突的。在理想的社会中，我想，医生的进款应当与人们的康健做正比例。

他们应当像保险公司一样，保证他们的顾客的健全，一有了病就应当罚金或赔偿的。”这场舆论战中，医学生出身的鲁迅也横插了一句：“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肾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肾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

”显然，鲁迅的笔锋是群嘲，只会让争论火上添油，于缓和矛盾没有丝毫意义。1926年4月12日，梁启超正式出院。

可能是身体虚弱的缘故，作为当事人，他并没有立即发声，而是将近两个月后（6月2日），才发表了下面这番话调停舆论战：“我希望我们言论界对于协和常常取奖进的态度，不可取摧残的态度。

诊病应该用（西医）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终于，这一场中西医之争，得到了平息。

梁启超的尿血症状一度消失，他感到病已痊愈。他曾信任中医团队成员唐天如的诊断，但后来却说唐的诊断不准确。

然而，他的病情在不到一个月后再次复发，尽管他久病成医，但仍然无法根治。他一直想知道自己的病情是什么，是否需要割肾，以及割掉的肾是否有瘤。

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直到伍连德的到来才为他解开了谜团。伍连德是中国著名的防疫学家和医学专家，他看了梁启超的小便后推翻了中医的结论，诊断他的病为轻微的肾炎，并指出手术是错误的。

梁启超的手术结果让伍连德感到惊讶。手术后，他在家人的信中首次透露出痛苦：“他（伍连德）已经证明手术是协和的错误，他们割掉了右肾，但他已经看过，没有任何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的粗心，把人的生命当作儿戏......我多次去协和了解确切的情况，但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总是说右肾有病，现在连德已经证明他们的谎言了。

”虽然梁启超本人性格乐观，但他还是自我安慰了一下：“总之，这次手术确实可以不必做，好在做了之后身体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只花了几百块钱，忍受了十几天的痛苦，换来了安心，还是很值得的。

”1928年1月，梁启超再次进入协和，治疗除血尿症外的疾病（高血压和心脏病）。可以看出，梁启超对协和的信任始终如一。

从这一年开始，为了缓解因血尿导致的贫血，医生每个月都会给他输血一次，以维持生命。也许这种需要外来血液维持生命的手段，也暗示着梁启超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1928年11月27日，梁启超最后一次进入协和。但这次并非由于以往的任何病，而是检查出了新的病情——肺部有罕见病菌。

医生说，这种病医学界只有三例，治疗方法很简单，但是协和没有治疗这种病的经验，如果勉强用药，又怕梁启超的身体虚弱无法承受，所以“在这几天里，他们没有给他任何药物”。

换句话说，就是让他硬抗，不做治疗。然而，当梁启超入院时，他的身体已经瘦弱、虚弱、极度憔悴，步履蹒跚，医生已经知道他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鬼门关，凶多吉少。

“这次去协和医院真是个大错误。他们只顾治疗痔疮，忽视了我身体的其他部分，每天都让我喝两杯泻油，连续喝了十天(临出院还给了我两大瓶，说是一周后继续喝，如果喝多了会致命)。

这使得我的胃口变得很不好......人瘦得不成样子，精神也很疲惫......我想，这些就是我抵抗力突然下降，最终导致去世的原因吧。

梁启超虽然身故，但他对西医的质疑和反对却在舆论场上延续。他的好友伍庄发出了激昂的声音，表示要更加努力地寻求中国的医学，坚决不让那些试图破坏我国医学的西方理论得逞。

在我看来，中西医各有优势，两者并不对立。一个明智的患者应该像梁启超一样，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选择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然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没有必要像梁启超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到医学研究中。

梁启超因尿血被误诊，割肾后死亡，引人深思

1926年，梁启超尿血不断，医生诊断出他的右边的肾脏长了肿瘤，必须立即切除。然而手术之后，医生们却当场傻眼了，而梁启超在不久之后也因此英年早逝，人们好奇，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1926年3月8号，梁启超尿血加重前往北京协和医院就诊。协和医院成立于1903年，是由外资合办的，是当时西医界的天花板，拥有最先进的x光icon投视技术。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在梁启超的右肾上发现了一个小黑点，进一步诊断为肿瘤，建议尽快切除。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医疗条件还没有那么完善，愿意进行外科手术的人还不是很多。梁启超却不顾亲朋好友的反对，选择手术治疗。

3月16号，协和医院非常重视这场手术，由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协和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手术过程看起来也很顺利，并未遇到突发情况，看似是一场很顺利的手术，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右肾取出后，发现上面并没有肿瘤。

4月2号，梁启超出院回家后，没想到尿血症又犯了，等他再次前往医院检查却被告知是“无理由之出血症”。右肾被切了，病情却未见任何好转，梁启超又是个万众瞩目的大名人，协和医院顿时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时之间，对西医的质疑声扑天盖地。

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率先发表《病院笔记》，讲述了梁启超在协和医院的治疗过程，表达对医院的强烈不满和失望。诗人徐志摩icon更是发文《我们病了怎么办》，“梁任公先生这次白丢腰子，岂不成了大笑话”？以此来讥讽协和医院的不负责任的医疗行为。

坊间流传着的说法是梁启超在被推进手术室后，护士用碘在肚皮上标注位置的时候标错了。刘瑞恒在动手术时，也没有仔细核对x光片，就把健康的肾给切了。事后就有医生发现这颗肾并没有病变和肿块，医院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声誉选择了刻意隐瞒。

可不管怎样，这次医疗事故是由于医院误诊所引起的，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当舆论强烈抨击协和医院的时候，作为受害人的梁启超却站了出来，为协和医院发声解释。他发表了一篇名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文章，“他说他的右肾是有问题的，至于是不是肿瘤，他是个门外汉无从判断。如果因此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是冤枉”。

对于这次堪称灾难性的切除手术，梁启超不仅没有责怪医院，甚至连一句怨言都没有，还站出来为医院说话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要知道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西方医学才刚刚进入中国，很多人都对西医持有怀疑的态度，就像是对待现在的中医一样。协和医院作为当时最大最先进的西医院，却出现了这么低级的失误。试问，以后还会有谁会相信西医？西医的发展必将举步维艰，作为一个想通过变法维新带领中国走出困境的有识之士，这不是梁启超希望看到的。他希望医学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中国能够繁荣昌盛。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可以为了时代的发展，选择牺牲自己。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先生病逝，享年56岁。临终时，他立下遗嘱，在自己死后要将遗体捐献用于医学研究。

在今天看来，梁启超先生的这种做法或许不值得被提倡。有时候真相固然重要，可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批判一个一生都在为祖国的命运奔走的人呢？

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梁启超因健康问题多次求医，历经误诊、手术和极端治疗。最终，在协和医院得到正确诊断，但病情已重。1929年，他因多种疾病离世。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一个备受尊敬的知识分子，梁启超，正面临着一场关于生命的挑战。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身体里的每一滴血似乎都在对他的生命进行最后的倒计时。历经割肾、拔牙、禁食等一系列极端治疗后，梁启超终于得知，所有的苦痛竟源自一场医疗误诊。在那个医学并不像今天这样发达的时代，一场关于诊断的错误，就能将一个人推向绝望的边缘。晚年的他，只能依靠每月一次的输血来维系脆弱的生命，这成了他与死神赛跑的最后抵抗。

悲剧的序幕：妻子李蕙仙离世与健康的崩溃

1924年，随着妻子逝世的悲痛笼罩，梁启超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妻子的病榻前，他曾不顾一切地投入精力，长时间的照护和精神上的压力让他自身的健康状况也逐渐走向边缘。那时的医疗条件有限，梁启超的关注点完全在妻子身上，对自己的健康几乎置之不理。他的生活方式开始变得不规律，饮食和睡眠质量都大不如前。

在妻子离世后，梁启超的生活似乎失去了方向。每天，他的身体都在发出疲惫的信号，但他对此视而不见，直到某个清晨，发现尿液异常——带血的现象让他不得不停下脚步，面对自己身体健康的问题。这一发现，虽然引起了他的注意，但他的反应却异常迟钝。可能是由于长期的心理压力和身体疲惫，让他对这个警示信号的严重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艰难的求医之路

随着时间的推进，梁启超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担忧日益加剧。在经历了连续的尿血现象后，他开始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面对着这种罕见且持续的症状，他决定不再依赖于传统的疗法或是家庭治疗方法，转而寻求更为先进的医疗手段。他联系了来自瑞典和日本的医生，希望借助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找到病因并治愈自己。

在与这些外籍医生的交流中，梁启超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病情，包括尿血的频率、颜色及伴随的其他症状。医生们根据梁启超的描述和初步的检查结果，制定了一系列治疗方案，包括服用特定的药物和进行一些注射治疗。梁启超按照医嘱，开始了这一连串的治疗过程。每一次治疗后，他都期待着症状的缓解或消失，然而，无论是药物还是注射，似乎都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尿血的问题仍旧存在，甚至有时候病情看似更加严重。

随着治疗的反复无效，梁启超开始感到焦虑和迷茫。他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可能远比预期的要复杂，需要更为彻底和精确的医疗手段来诊断和治疗。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决定接受手术治疗，这也标志着他求医之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26年3月16日，梁启超被送入了协和医院的手术室。手术的决定并非轻率之举，而是在多次诊断和评估后的选择。医生们在手术前对梁启超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包括血液检测、尿液分析以及影像学检查，以确定手术的必要性和可能的风险。在得到了所有必要信息后，医生团队决定进行摘除右肾的手术，希望通过这一手段根除病因，解决梁启超长期以来的尿血问题。

手术在严密的无菌条件下进行。医生们小心翼翼地进行每一步操作，力求达到最佳的手术效果。经过数小时的努力，手术终于顺利完成。梁启超被送往恢复室，开始了手术后的恢复期。初期，手术似乎取得了成功，梁启超的身体状况有所改善。

误诊与误治的挣扎

手术后的日子对梁启超来说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虽然摘除了右肾，但尿血的症状仍然困扰着他，没有任何明显的改善。在一系列的复查和评估后，医生们开始考虑其他可能的病因，他们的目光转向了梁启超的口腔健康。

根据当时的医疗理论，某些口腔疾病，特别是牙齿问题，被认为可能会影响到身体其他部位的健康状况。医生们推测，梁启超持续的尿血问题可能与牙齿有关，于是决定采取拔牙的治疗方法。在短短的时间内，梁启超经历了七颗恒牙的拔除，这一治疗方式不仅带来了身体上的痛苦，也对他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然而，就像之前的治疗尝试一样，拔牙并没有为尿血问题带来任何的缓解。

随着拔牙治疗的失败，医生们开始探索新的治疗方向。他们将病因的猜测转移到了梁启超的胃部，认为可能是胃部的某种疾病导致了尿血。基于这一理论，医生们提出了饥饿治疗的方案，希望通过限制饮食来观察病情的变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梁启超被要求严格控制饮食，甚至进行了短期的绝食。这种极端的治疗方法不仅让梁启超的身体更加虚弱，还加剧了他的痛苦和不适。令人遗憾的是，与先前的尝试一样，饥饿治疗也未能带来任何积极的效果，尿血的问题依然存在。

面对一连串治疗尝试的失败，医生团队陷入了深深的挫败感。他们对梁启超的病情进行了再次的全面评估，但却未能找到任何确切的病因。在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后，西医团队最终达成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梁启超的血尿症被认为是“一种无理由的出血，与身体绝无妨害”。这一结论意味着，尽管梁启超的病状非常明显，但医生们无法找到任何具体的病理基础来解释这一现象。

伍连德的正确诊断

1926年9月的一个平凡日子，在中国医学史上却可能被记住，因为它见证了医学专家伍连德与梁启超之间的重要会面。伍连德，作为中国最具权威的防疫学家和医学专家，他的知名度和专业能力在当时无人能及。当得知梁启超长期受尿血困扰且未能得到有效治疗时，伍连德决定在访问天津期间顺道探望这位在政治、文化领域有着深远影响的人物。

伍连德的到来为梁启超带来了新的希望。作为医学界的杰出人物，伍连德对疾病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治疗经验。他对梁启超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并回顾了之前的治疗记录和手术详情。在综合了所有信息之后，伍连德提出了一个与之前诊断截然不同的观点：梁启超实际上是患有一种轻微的肾炎，而非需要通过手术解决的外科问题。

伍连德指出，梁启超的病情被误解和误治，原因在于过度依赖外科手段而忽视了内科的治疗方法。在当时的医疗实践中，一旦诊断为需要手术治疗的疾病，往往会忽略掉非外科的治疗可能性。这种治疗方式的偏颇导致了梁启超病情的误判和治疗的无效，而伍连德的诊断无疑为梁启超指明了一条正确的治疗道路。

伍连德的诊断不仅基于他对疾病本质的深刻理解，也体现了他对医学的全面和综合的看法。他强调，对于梁启超这样的病例，需要从内科的角度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治疗，而不是仅仅依赖外科手术。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医学界尚属罕见，它挑战了传统的医疗模式和思维，也反映了伍连德在医学领域的前瞻性和创新精神。

尽管伍连德的诊断为梁启超提供了治疗的新方向，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诊断来得太晚。梁启超已经经历了长期的病痛折磨和多次无效的治疗尝试，包括一次重大的手术和多种极端的治疗方法，这些都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伍连德的到来虽然为梁启超带来了医学上的指导和帮助，但由于病情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梁启超的健康状态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勇敢的抗争与不幸的谢幕

在1928年1月，梁启超再度踏入了协和医院的大门，这一次，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治疗长期困扰他的血尿症，还有他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尽管在之前的治疗过程中遭遇了诸多挫折，包括一次重大手术和多次失败的治疗尝试，梁启超仍旧选择了协和医院，这足以证明他对这家医院的深厚信任。协和医院以其先进的医疗技术和专业的医疗团队在当时享有盛誉，成为了梁启超在面临健康危机时的坚强后盾。

进入协和医院后，梁启超接受了一系列的检查和治疗。医生们对他的高血压和心脏病进行了详细的评估，并制定了相应的治疗计划。高血压和心脏病作为常见的慢性疾病，需要长期而持续的治疗和管理。在那个时代，尽管医学技术已有相当的发展，但对于这些疾病的治疗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挑战。梁启超的医生们采取了当时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努力稳定他的病情，缓解症状。

与此同时，为了解决梁启超因尿血而导致的贫血症，医生们提出了每月进行一次输血的治疗方案。贫血症作为尿血的直接后果，严重影响了梁启超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通过定期输血，可以有效提升他的血红蛋白水平，从而缓解贫血的症状，为他的生命提供必要的支持。这一治疗措施虽然不能根治梁启超的血尿症，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的生存质量，展现了当时医疗界对于治疗难题的努力和探索。

梁启超对协和的信任并非没有理由。在那个医学尚未如今天这般发达的年代，协和医院已经是少数能够提供较为先进治疗的医疗机构之一。医生们的专业知识和治疗方案的制定都体现了他们对患者生命的尊重和对医学发展的追求。尽管面对着一系列的健康挑战，梁启超还是坚定地选择了信任，这种信任不仅基于对医院的认可，也源自于对医学进步的期待。

然而，尽管接受了最好的医疗照顾和治疗，梁启超的健康状况依旧每况愈下。1929年，这位一代知识分子领袖最终因为病魔的侵袭而离世，享年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