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我在桂林市参加了全国高考,那是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40多年过去了,那些关于高考的事仍记忆犹新。
我的高考要从高中时期说起。1976年我从桂林十中(现名“广西师大附中”)初中毕业,自动升入到学校的高中部。刚上高中,就经历了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两个重大事件。按照学校的计划,高一的第二个学期开学,即1977年3月,我们班要到农村分校学农。农村分校实际上就是校办农场,在良丰香冲岭那里,离市区大概有30多里。我们在农村分校半工半读,一边上课,一边劳动,晚上要自习或搞活动。那时的舆论已经开始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了,老师那里也有了要恢复高考的传闻。大概在8月初,我们结束了在分校的近半年生活,回到桂林,这时已是暑假。 1977年9月,我们升入高二。10月份中央发出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们的学习变得紧张起来。学校因此采取了两项措施为高考做准备:一是进行文理分科,二是进行摸底考试,按考试成绩分班。我向来比较喜欢科幻类的东西,记得上初中时,学校举行科技晚会,高年级的同学利用化学药品搞出各种魔幻炫丽的火焰,让我感到非常新奇。那时我的文科成绩很好,年级组长、政治老师尤崇真也鼓励我学文。由于受“四人帮”的破坏,当时文科是重灾区,且我认为理科可以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最终还是选择了理科。文理科选定后接着就是进行摸底考试,按成绩分出甲、乙、丙等班级。由于我的成绩一贯在年级里面是排列前茅的,很自然地就分在甲班,而且还担任了甲班的班长(班长有几个,我是其中之一)。甲班是学校的重点班,也称为尖子班,集中了全年级理科成绩最好的同学,有50多人,学校为我们配备了最好的老师,对我们有很高的期望。我们的班主任是汪真真老师,她的数学课特别生动有趣,当课堂过于活跃时她就会把手指放到嘴边做出“嘘”的动作示意我们安静下来。她也是一个责任心非常强的老师,每次下课后都会把我们的作业带回去认真批改,作为班主任的她几乎走遍了每一个同学的家。
11月左右,77年的高考方案公布了,允许在校生参加高考,但名额有限,学校决定通过校内考试来选拔出文理科各3人参加当年的高考,于是理科和文科的甲班又紧张起来。记得选拔考试的作文题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以理科甲班的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高考资格。为了备考,我到学校图书馆借了一些文革前的高考书籍。短暂的备考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考验,还好,学校开展的学工学农活动和各种体育活动磨炼了我们的意志,如学校举行的“新长征”长跑活动,每天早上或下午放学前,同学们以学校后门为起点,围着桂湖、老人山跑一圈,完成任务者在墙上贴一面小红旗,终点是首都北京。现在想来,这种目标激励法真是太妙了!
77年高考是先填志愿,然后才参加考试。老师把高考志愿表发给我后,我自作主张,没有跟父母商量,就在学校填了志愿。那时对“四个现代化”充满信心,对各种专业并不了解,根据兴趣爱好,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自动控制,第二志愿是计算技术(那时还没有计算机专业),第三志愿是数学。因为我的物理和化学学得不够好,报的学校是武汉的华中工学院(现名“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考上大学以后有许多人问我,为什么不报北大清华,当时有两个原因:一是担心自己考不上;二是担心因奶奶的成分问题,政审通不过。记得在填政审表家庭成员这一项时,奶奶的成分到底填不填,我非常纠结:填吧,担心会受影响;不填吧,又怕说对组织隐瞒。最后,我还是下决心填了。至今,我对这段心路历程的印象仍非常深刻。
77年广西高考的时间是12月15日、16日。我是在乐群小学考点参加考试,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理化。语文作文题是《难忘的日子》,考前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方面的题目,心里也想过如何写,而且作文是我的强项,这与韦永麟老师的教导有很大关系。韦老师是我初中和高一时的语文老师,他热爱专业,热爱教学,想方设法让我们对语文感兴趣,他把报纸、杂志上的好文章剪下来,贴在本子上面,先后做成好几本剪报给我们看。在他的影响下,我的语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写的是桂林人民庆祝粉碎“四人帮”上街游行那一天的所见所闻,完成得比较顺利。数学和理化试题的内容基本上是高一的,高二的知识考得比较少,因此数学题也基本上做出来了,但理化考得不太好。由于我是在校生,抱着试一试积累经验的想法去参加高考的,考不上第二年还可以再考,所以没有什么压力,只求正常发挥就好。
1978年1月下旬,寒假期间,我家邻居王祥松老师从学校带回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我被武汉大学录取了。这个消息在同学老师、亲朋好友、父母的同事中引起了一些轰动。现回想起来,主要有几点:一是我考上大学时刚过16周岁,年龄比较小;二是我以高二在校生的身份考上的,全桂林市只有两人;三是我考上的是全国重点大学。各方的人纷纷向我表示祝贺,我的同学给我送了许多精美的笔记本和文具,周忠谋老师为我书写了叶帅的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给了我很大鼓励。 4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高考制度已相当完善,大学招生规模扩大,高考不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学教育也从精英教育阶段发展到大众化教育阶段。与我们那个时代相比,现在的学生是何其幸运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