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故事
邓祝仁
今天（6月7日），是2024年高考开考的日子。此刻，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近五十年前所参加高考，以及连带发生的故事。这些经历和故事平时潜藏内心深处，悄无声息，可随着每年高考日期的临近，则如山洪暴发，必然在胸中翻江倒海、汹涌澎湃，难以遏阻，不吐不快。下面，我将以三篇旧作加以介绍，分别是《高考：我平生最成功的投资》《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高考》和《1977:“那场初冬的考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高考：我平生最成功的投资
（本文为2009年9月《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第一届写作比赛获奖作品，系全球5位优胜奖之一 不分等级）
我参加了1977年和1978年两届高考。之所以说参加高考是我平生最成功的投资，是因为32年前初冬的那场考试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开创了我的学术文化事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否则，我的人生将是另一番模样。
1977年10月22日，我从广播里一听到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就开始坐立不安，心情异常激动，心中涌起阵阵暖流，我感到改变命运的时机来了。我是1966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当年6月，极左思潮文革运动在中国全面爆发，业已领取了准考证和上交了高考志愿表的我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停课闹革命”的“革命热潮”中，至于何时恢复高考，得“等候通知”。谁知，这一等就是十一年。
1977年，我已“而立”，却无以立，是一位卑微的父亲。我是长子，上有耄耋之年的祖母和年交花甲的父母，身边有妻子、女儿和四个尚未结婚的弟弟。1977年，父亲还被不公正地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而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已当了十年菜农，十年前毛泽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新最高指示”还在耳边回响，所谓推荐上大学、招工、招干、参军、进城等都没有我和我弟弟的份。那年月，能少听到一两句批评或指责的话就已经谢天谢地了，什么好事连想也不敢想。
高考的恢复，点燃了我潜藏心中的希望。我想，高考是改变我和我家庭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又担心“政审”过不了关，即使上线恐怕也未必被录取。毕竟，那年月，文革残余势力、“两个凡是”和“极左”的思想依然盛行着呢。可如果不报考，眼前的现状何日是个头啊！思来想去，毅然决定：不管投入多少精力，遭受多少折腾、羞辱与风险，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参加高考。
后来的事真的一波三折。我拿着高中毕业证去桂林市教育局招生办报名，要求报理工科。负责接待的人说我不够格。他指着当时报纸上公布的报名消息质问我：“你有专长吗？你有发明创造吗？年纪这么大了……”进而解释说：像我这样已经过了30岁的老高中生要报名，必须“确有专长”，必须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科研成果，等等。我据理力争，反问道：“专长？科研成果？我的专长就是种菜，科研成果就是各色蔬菜。后面的条件怎么不适合我？我是被耽误了十一年考大学的考生哩！报纸上不是说允许1966年毕业的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吗？本来十一年前我就应该参高考……”
十一年前要我们“等候通知”的告示我还记忆犹新。然而，不管我如何争辩，硬是不准我报名。我周身都凉了，如同泡在冰窟中。难道这就是我等候十一年的结果？我不甘心，我不放弃。我立即改变思路，问道：理工科不允许，文科怎么样？对方答曰：文科也不行，除非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作品。听到这话，我激动起来，却不动声色的问了一句：“在《广西文艺》上发表了文章可以么？”对方回答“可以”。这时，我提高了嗓门，说：“我发表过文章，我去拿样刊和用稿通知书给你们看。”如此几经折腾，好容易才被允许报上文科。而考试顺利极了，分数也上线了，但就是没被录取。顿时，我的世界冰雪茫茫，周身寒彻。
可谁曾想到，歪打正着，我居然在当地出了名。原来，我所在的公社，十个大队3000名回乡知青只有我一人上线，而免于被“剃光头”，领导脸上有了光彩。于是，第二年初，我被公社头头点将报考并被录取为民办教师。当年夏天，我民办教师身份再次参加全国高考，再次以高分上线，终于被本地一所老派师范本科院校录取，搭上了大学末班车，圆了幼年即生成的大学梦。随之，我妻子调进了国家机关，成了一名公务员，女儿的户口也“农转非”，跟随进城了。祖母、父母自然高兴异常。
多年以后，我从一个晚辈的作文中知道，当地的年轻人曾经以我为榜样，说是要像我一样矢志不渝，努力学习，考上大学，做有出息的人。1982年，我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先后当过中学老师、国家公务员、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社社长、主编、编审，省级出版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退休后，还被正式聘任为一所大学的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招收硕士生研究生。如果我当年畏首畏尾，不矢志不渝地追求大学梦，舍不得全身心投入，那么就没有现在的人生。当然，我永远是一个菜农的儿子，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