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一直是党史上一个面目模糊的人物。

有人说，在邓小平等“老人家”复出的问题上，华国锋设置了障碍；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华国锋被视为是“反派”；还有人说，他阻碍了平反冤假错案。

“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子虚乌有，”

邓小平复出，华国锋并无设置障碍

在历史上，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起了第一位作用，这没有问题。在邓小平和陈云这些老人家们的复出问题上，华国锋也是没有设置障碍的。

当年叶剑英去问华国锋让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华国锋说的是“现在可能不太合适”。

华国锋当时主要是策略考虑，他是说马上复出不是很合适，要有个过程。他的意思是时机不成熟，四五运动不平反，被称为“四五运动总后台”的邓小平怎么复出？据吴德回忆说，在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就说，要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另外，华国锋对于真理标准讨论，他是没有表示反对，没有阻挠的，而是说“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

有人把“两个凡是”的帽子扣在华国锋身上，实际上那都是当时管宣传的汪东兴指挥人搞的。有人说华国锋阻碍邓小平复出，有人说他阻碍平反冤假错案，后来看来都是子虚乌有。再比如恢复高考，华国锋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这个事情必然是要中央会议表示同意的，当时华国锋是主席，他在1977年的时候是“英明领袖”，没有他的同意能恢复高考吗，开玩笑。还有知青返城，一开始是生病的或者是独生子女，逐渐放开，后来发生了云南知青事件，推动了知青政策的调整，这个也要经过华国锋同意的。　

武力拿下四人帮？毛泽东没有这个意思

按理来说，华国锋应该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搞四人帮的时候还是非常果断，应该说也是个很有城府的人，他为什么甘心情愿交出权力？

按照人们后来评价，华国锋还是比较厚道的一个人。他之所以要搞四人帮，是他担心四人帮反过来要搞他们，因为四人帮始终是想要取得国家的最高权力，当时毛泽东没有把最高权力交给江青，而是交给了华国锋，是因为毛觉得江青在政治局里太不得人心。华国锋这个人没有大的野心，比较厚道，但华国锋上台以后不断受到江青四人帮的挤兑，江青成天给华国锋出难题，让他感到巨大的压力。

关于解决四人帮是否毛泽东生前部署的问题，争议很大。

而当时是别有用心的人借华国锋的口，说“解决四人帮是毛主席的部署”。这话当时华确实说过。当时为了保持稳定和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华国锋这样说也算有情可原。但现在有人不加说明地使用这句话，使人们产生错误理解，好像用武力解决四人帮就是毛的意思，这就不对了。 是因为毛泽东说过，四人帮问题，“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但毛说的解决绝不是要把四人帮抓起来，而是要打散四人帮，不让四人帮搞小动作，你搞小动作不利于党内团结，他希望江青等人要和党内的老同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们搞好团结。

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75年11月4日毛在同毛远新的谈话时，明确地说，批江青不是要打倒她，而是要她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此话是在毛那个“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说法的半年之后，距毛去世仅10个月。据此，我相信毛泽东生前根本没有要抓四人帮的意思。说毛泽东生前就部署了抓四人帮问题，这是瞎扯。

华国锋用武力把四人帮抓起来，确实是大快人心。四人帮倒了以后，华国锋并不可能做到一下转过来，立即对毛泽东重新评价，否定文革，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理论，他没有这个认识，也做不到。他必须还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把这些东西继续当成全部政策的基础，这就有了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这时邓小平已经复出，提出了“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就为他后来否定“两个凡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做了铺垫。

接着，越来越多的“老人家”回到了领导岗位，他们对“两个凡是”极其不满。他们都是受文革迫害的，坚持“两个凡是”就是坚持毛主席发动文革是对的，他们怎么能接受？另一个，用老百姓的话说，我们回来了，你们不下我们往哪儿摆？就这个意思。

华国锋是逐渐下来的。邓小平被称为“四五运动”的总后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四五运动”平反以后，老百姓对邓小平是支持、拥护的，邓小平的威望逐渐上升，政治局里边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文革当中上来的几个人，包括汪东兴等都受到了指责和批判，权力逐步缩小，慢慢地在退，华国锋身上“英明领袖”的光环也在慢慢减弱。

“8·18讲话”与华国锋

据新华社讯: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这是中共执政史上首次提出要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邓小平还讲到了一系列体制当中存在的弊端，指出之所以发生文革、个人崇拜、十年浩劫、党内一言堂，都和党内权力过分集中有关；提出了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做坏事；坏的制度让好人无法做好事等。为什么邓小平要在1980年作这样一番讲话？

当时有两个背景。第一个背景就是当时中央要解决华国锋问题。华国锋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而华国锋在毛逝世之后二十几天就逮捕了四人帮，避免了中国被极左掌权的危险，这是立了大功的。打倒四人帮没邓小平的什么事，邓当时已经被打倒，当时主要是华国锋、叶剑英还有汪东兴等人做的决策。

邓小平这些老人复出以后，逐渐掌握了党和国家越来越大的权力，对他们的复出，华国锋基本上持支持态度。华国锋当时是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这三个党政军职务都在华国锋一个人身上。而复出的这一部分老人家，像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这些人，都认为华是贯彻三中全会路线的障碍。他们认为华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陈云甚至认为华是“造反起家的”，把华系人马看成是自己重返权力中心的一个障碍。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要逐步削弱华国锋的权力，逐步从华国锋手里把中央的权力拿回来。1980年4月赵紫阳和万里调到北京，实际上就是在做接替华国锋的准备。

在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实质上就是对着华国锋去的，目的在于“解决华国锋问题”。邓说权力不能过分集中，意思就是权力不能都集中在你华国锋那儿。这个讲话一开篇就讲到中央已经决定华国锋同志不再担任总理，由赵紫阳接替等等，并且说现在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可能在短期内不能完全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我们要把这项任务逐步进行下去。

说邓小平的“8.18”讲话实质上是针对华国锋的，而是这个讲话的主要起草人邓力群说的。小邓在他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明确说到这个问题，他说这个讲话实质上是对着华国锋的，但是华国锋看没看出来，想没想得到这个不清楚。后来接任华被任命为总理的赵紫阳在回忆录中也是这样说的。

还有一个背景，就是邓小平对文革的反思，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影响的看法。

1980年5月，当时党内元老、曾经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李铁映之父）找到邓小平，和邓小平谈了几个小时，主要是谈党内的封建主义影响，提出党内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肆虐，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所以在党内大行其道，就是党内存在大量的封建主义影响，对这个问题要进行充分的认识和反思。邓小平听进去了，表示他过一段时间也要讲一讲这个问题。

就是在这两个背景下——首要是解决华国锋问题，其次还有一个反对党内封建主义影响的问题——由邓力群找了几个中央研究室的人，起草了讲话。这个讲话又送给胡乔木，胡乔木做了一些修改，“8·18讲话”就是这样产生的。

为什么后来很少提“8·18讲话”呢？

因为和这个讲话几乎同时，1980年国际上发生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波兰的团结工会事件。事件发生的第三天，胡乔木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说波兰出现这样的问题并非偶然，这样的问题也有可能发生在中国。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充分的准备和认识，中国也可能发生这样大规模的社会骚动和所谓民主运动。

胡耀邦对这封信没有正式表态，但是这封信很快被传达到了中宣部。当时的中宣部长王任重提出，我们中国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要防止出现受人煽动的群众闹事，《党和国家领导的改革》这篇讲话要停止宣传。由此所谓“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这个问题在社会上就慢慢冷却下来。

过不了多久邓小平和陈云也发话了，陈云讲我们改革要慎重，要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走；邓小平也讲，说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要通过试点，要慢慢摸索，中央没有部署，那就不能自行其是，中央要制定有关条例，但这个条例什么时候出来，没有下文了。

所以从1981年以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这事基本就不提了，一直到1986年经济改革从农村发展到城市，原有的政府体制不适应经济改革，成了改革的阻力，邓小平又重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口号，并且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所谓三个目标，叫做“活力、效率、积极性”，指的是党和国家机关的活力、政府的效率以及群众的积极性。这个时候提出的政治改革，和“8·18讲话”当中提出的要解决的问题，就不完全一样了，“8.18讲话”提出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而1986年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叫做“活力、效率、积极性”，我认为是从“8·18讲话”大大地后退了。

1979年1月，中央开了一场“理论务虚会”，现在已经很少被提及。有研究者称，当时这个会议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胡耀邦开始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两个凡是”到底是谁提出的？

有人讲这是华国锋提出的，实际上是汪东兴手下的一帮文人们提出来的，在1977年2月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社论。

这两句话实际上就是说毛主席定下的东西都不用动，包括毛主席当年文化大革命的决策，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理论，以及包括1976年的四五运动，都不能得到改正。所以当时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两个凡是”是不赞成的。特别是邓小平1977年复出以后，党内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又回到体制内，回到领导岗位，这些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感同身受，深恶痛绝的。

如果不能为四五运动平反，不能改变毛泽东时期定下来的一系列冤假错案，这些老人家们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就成了不可能的事儿，包括邓小平。因为当时说邓是四五运动的总后台，是“幕后黑手”。如果四五运动得不到平反，他重新上台就没有合法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5月，胡耀邦借助“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那篇文章，逐步掀起了党内大讨论，各方面都发表意见，都开始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对毛泽东时代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和决策提出反思，这样就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两个凡是”在党内越来越没有市场。特别是在这段时间，西单出现西民主墙，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要求为四五运动平反，对文革进行反思，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那一套东西进行批判，提出了民主、人权、宪政的一些要求。

对这些东西邓小平一开始的态度是支持的。后来1979年1月中央开了理论务虚会，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大家畅所欲言解放思想，总结文革的教训，提出了反对封建主义问题，也提出了为四五运动平反问题。会上还有人讲到民主、人权以及党和国家体制上存在一系列的弊端。特别是严家祺提出了要解决党的领导终身制的问题，李洪林讲到领袖和人民的关系问题，这在当时来讲都是让人振聋发聩的。

务虚会正在进行当中，1月27日，胡耀邦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也讲了一番话。邓小平的这次谈话，表明他对于资本主义民主的起源、发展和历史地位，“好的东西要大大发扬”，对于巴黎公社的选举和“把主人变成公仆”的制度，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的教训，对于“我们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到是自己国家的主人”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曾经有过明确认识的。

邓小平的这番话，是现在能看到的他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问题，对于怎样防止所谓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这个问题，讲得最明确最深刻的一次。遗憾的是这次讲话并没有收入《邓小平文选》，官方也没有公开发表。这是我从《胡耀邦思想年谱》里看到的，因为这是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并且胡耀邦传达的邓小平的谈话，所以收入到这本书里边了。

另一方面，西单民主墙这种民间的民主运动，也逐渐地发展为不满足于贴大字报小字报，后来就有人开始办刊物搞演讲，甚至成立群众组织，并且慢慢从北京蔓延到上海还有一些大城市，加上当时的知青返城问题，社会上所谓不安定因素开始大量出现。

就在这个时候，在理论务虚会的第二阶段结束之后，1979年3月底，邓小平做了一个讲话，叫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从这个时候开始，所谓“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格局开始逐步形成。邓小平一方面支持在农村开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另一方面，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党内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如何看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和社会上都有不同的声音，有人主张文化大革命应该否定，毛泽东也应该否定。而邓小平在1977年复出的时候，给党写信，信里写到要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在起草“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邓小平更强调了不能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共产党，就是否定我们自己。

赵紫阳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幕后

赵紫阳担任总理之后，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要走出一条新路来，就是由计划经济走向“商品经济”。这个所谓“商品经济”，跟“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

赵紫阳在一次会议上曾经明确地说，“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因为那时候不敢叫市场经济，传统理论说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当时就绕了个圈，提出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提法理论界在8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来了，并进行了各种讨论，但争论也很大。许多人仍然坚持“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要“以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内高层也有不同意见。陈云的想法是逐步让中国经济回到计划经济体制的轨道上去。这个他比较熟门熟路，提出了著名的“鸟笼经济”理论，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则支持商品经济。

1984年10月要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会上要通过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这个决定起草过程中，起草组就有不同意见。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到城市，城市经济体制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特别是由于大量知青回到了城市，你总得有一条活路吧，就业怎么办？就开了一个口子，允许办个体户，办个体经营执照，开小饭店的、修鞋的，各种各样的个体户，农村也开始大量出现社队企业，私营经济逐步开始萌芽。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总理的赵紫阳，他的想法就是中国不能再走计划经济这条路，中国应该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共同的道路，就是市场经济，当时不能这么叫，就叫做商品经济，再加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标签。

在起草这个文件的时候，怎么能绕过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赵紫阳就写了一封信给陈云，提到第一，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这没问题；第二点他说计划经济也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做指令性计划，一部分叫做指导性计划。这个指令性计划当然要由国家来做，而指导性计划是由国家做出个规划，划出一块，让市场按照价值规律进行调节，实际上等于把经济划成两块，一块是国有经济、计划经济，一块是市场调节的“商品经济”。陈云觉得也有道理，你国家计划不可能全都计划进去，你得有个指导性计划，陈云就接受了，然后李先念也接受这个想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说法就写进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共十三大又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原则，由此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就确立了市场经济这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