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不言

       我最早的记忆是从七岁上一年级开始的。在此之前经历的事情毫无印象，在此之后经历的事情记忆犹新。

       1959年的9月1日，正如阎维文在《母亲》中所唱的那样，“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母亲一手拿着她给我缝制的书包，一手领着我，从南麻老街西头的杨家胡同里走出来，走进老街中间路北的南麻完小的初小部。

       现在由于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普及初中，人们已经没有“完小”这个概念了。那时却不同。那时的小学分为两个阶段，初级小学四年，高级小学两年，简称初小和高小。如果一个小学既有初小也有高小，那么这个学校就叫完小。那时的村庄里一般都只有初小，乡镇(那时叫人民公社)才有完小。作为沂源县城的南麻那时也只有一处完小，初小部在街里(现在的商业街西部)，高小部在现在的沂源县实验幼儿园。

       我记得南麻完小初小部的院子方方正正，大门朝南，但北边还有一个小门，只允许老师出入。办公室是北屋，高出地面很多，校长和老师在里面办公。东西两侧是教室，每个年级一个教室，中间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是课间学生们做广播体操和自由活动的场所，没有操场。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一年级的三个同班同学：张英、孙华和吴良(皆为化名)，因为我们在一个小组里。我和张英、孙华都是机关子女，而吴良是南麻一村的(县城南麻一共三个村)。

       我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由于经济落后，一直采取二元社会结构，人民群众被划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壁垒分明，中间是一道很难逾越的鸿沟。农民通过种粮种菜饲养家畜家禽养活自己，在农贸市场上卖一部分剩余农产品换得现金，然后购买工厂生产的工具和消费品，而城镇居民就不同了，他们在政府机关和国营(包括大集体)工商业企业工作，按月领取工资，粮油蔬菜按计划定量供应，全国统一调配，用农民的话说，是旱涝保收。农民只有三个渠道可以转为城镇户口，一是工业扩大规模，城镇户口的青年实在不够用，酌情招收一些农村青年，二是通过参军提干(排长以上)转业分配工作，三是通过考上大中专院校转为国家干部。这三条路都很窄，转户口的概率很小。

      城镇户口的孩子和农民的孩子(他们自称为庄户孩子) 的生活水平差距很大，使得庄户孩子很羡慕，我没感觉发展到嫉妒恨的程度。但是国人大多数就像鲁迅塑造的阿Q一样，喜欢使用精神胜利法，就把机关子女(包括企业职工子女)叫做“机关猴子”，这么一叫，然后哄堂大笑，快乐了不少。机关子女因为人数很少，不敢回击，也使用精神胜利法，心想，我们可比你们阔多了，无论吃穿和玩具。

       为什么叫机关猴子而不是机关老鼠，那不是更低下吗？我一直想不出命名的原因。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诨名肯定是一个或几个聪明的男家长起的，七八岁的男孩没有这种能力。我教过数学，是副高职称，习惯猜测推理，退休后十二年了，直到最近忽然想到，那时赶大集总有耍猴的，让猴子穿上衣服，让猴子骑特制的迷你型小自行车转圈，还让猴子吸烟，出尽各种洋相，惹得观众开心，博得很少的零钱养家糊口。老鼠不仅没有洋相可出，而且说到老鼠就联想到鼠疫，很恐怖，所以不能把机关子女叫机关老鼠，不能自己吓唬自己。

      另一方面，机关猴子们很不团结，因为他们的父母地位有差别，而庄户孩子没差别。为什么洪秀全能迅速地忽悠了五十万农民，成立了太平天国，盘踞南京十一年?  因为庄户孩子很团结，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是啊，机关子女有时穿着铮亮的小皮鞋，崭新的衣服，你不必去打他，你只要把你的脏手往他衣服上摸一把，他就很痛苦，而且怕回家爸爸妈妈训斥责罚。爸爸或妈妈会说，你不惹人家，人家能抹脏你的衣服吗？这很像南京那个法官的混蛋逻辑，你没推倒她，你怎么扶她并且送她去医院呢？！

        在我们这三个猴子中，张英爸爸官最大，是正科级，孙华的爸爸是副科级，我的爸爸是股级，从高到低连续三个台阶。所以我们本身就做不到桃园结义，而是貌合神离。特别是张英，优越感最强，谁都不放在眼里。我非常嫉妒他们两个，我甚至希望庄户孩子欺负他们，我作壁上观。

       那时，各小组轮流值日打扫卫生，具体是扫地和擦黑板。那时幸亏贫穷，否则像现在铺了地板砖，那得再拖一遍。我不怀好意地对张英说，你负责倒垃圾，我们三个负责把课桌上的座位(有小凳子，交叉子，不是学校发的，是各人自己从家里拿来的，不统一)拿下来。张英于是去倒垃圾。说时迟那时快，我对孙华和吴良使了个眼色，把门虚掩，站在课桌上把上面有土的笤帚担在门上方，只等张英一推门，笤帚落下来，让尘土落到她头发上和那美丽的崭新的连衣裙上。结果，我们的阴谋得逞了。张英哭着问，谁干的? 我们都不做声，这也是国人的传统，津津乐道《三十六计》。

       冬天到了，大家都穿上了厚厚的棉裤棉袄。正在上课，紧挨着我的孙华向我附耳低语，我想尿尿怎么办？我大喜，好戏来了。这是一个左右两难的问题，很不好处理。如果报告老师，老师会说，课间休息时你为什么不尿? 如果不报告，大概率会尿到裤筒里。我装作同情地说，你不用报告，撒腿就跑，尿完再说。他说，我不敢。(实践证明，他长大后很腼腆，皮肤又白，像个女人，也很少说话，我怀疑与这次重大心理创伤有关。)就这样，我看到他使劲地憋尿，表情非常痛苦。然而，终于没憋住，尽管棉裤很厚，还是有液体滴到了地上。

       那个吴良果然无良。那时百货公司在县城东头，单位集体宿舍只允许单身职工居住，怕孩子捣乱，所以父母为了我上学方便(那时不兴接送)，我们家租的是离学校很近的杨家胡同里一所民房，我们住北屋三间，房东住西厢房。院子里有一棵苹果树，秋天苹果熟了的时候，我馋涎欲滴，总希望一阵狂风暴雨刮下几个来，那就能心安理得地拾几个吃。果然机会来了，一天夜里狂风暴雨，早上我看到地上有好几个。我高兴地一手一个抓起来俩，但是我抬头一看，房东老太婆一声不吭，瞪着眼看着我，一下子让我联想到了《白雪公主》里的老巫婆，毛骨悚然，我又想到了送鸡毛信的海娃，我说，杨奶奶，我正想给你送去呢！

       那时自己做饭不愁，愁的是没有柴火，特别是熬粥，需要更多柴火。于是母亲就让我提个没有盖的小铝桶去百货公司食堂打饭。早晨的稀饭(也叫粥)有时是小米的，有时是大米的。那时沂源不产大米，农民甚至没见过大米，多么洁白啊！

        就是这个无良，听大人们说百货公司食堂早晨经常做大米粥，于是他就埋伏在路上，等我经过时，他说，我看看大米饭什么样。我让他看过后，他说，我尝尝吧。我说，没有碗啊。他说，你把桶举高点，斜一斜，我就喝到了。这可不行，我妈是个非常讲卫生的人，这样不卫生。他见我不让他如愿，竟然迅速地从地上抓了一把土扔到了桶里，然后得意地跑了。我比他矮半头，打不过他，只有通过大哭来引起路人的同情和他的良心发现。

       我哭着回到家里，妈妈一看就明白了。她没有责备我，而是说，老大(我们兄弟仨，我排行老大)啊，先忍着点吧，好好学习，长大后看谁过得好。

       我们三个机关猴子高中毕业后，当年年底就被劳动局安排了工作，张英去了服装厂，后来当了厂长，再后来改制后工厂破产，她自己办了个服装厂，因为不善于经营，也垮了，还欠了一屁股债，以至于和原来借给她钱的好朋友对簿公堂。在这种压力下，她丈夫(上世纪六十年代组织部长的儿子)五十出头就病故了，她也就退休了。孙华上了机械厂，1973年和我一块成了工农兵大学生。他父亲是副科级，他上了理想的山东工业学院，我上了当时大家都不看好的山东师范学院，当然现在来看是歪打正着。 毕业后他成了企业管理干部，企业不行了，又去了机关，是副科级干部，我则成了中学高级教师。

       吴良从小调皮，在村里口碑也不好，当然没有上大学，也没有当兵，也没有当工人，改革开放后在路边修自行车。他的摊点离我家很近，我以前常叫他修车子，顺便聊聊同学们的情况。每次我都给他烟抽，他和我一样是烟鬼，他问我一天抽几盒，我说，两盒。他开怀大笑，很豪迈的样子，你不行，我三盒。

       十二年前的一天，我又去找他修自行车(尽管这时我有了比亚迪F3，短距离不载东西，我还是喜欢骑自行车，又省油又锻炼又可闯红灯)，他没出摊。旁边一个经常在那里和他挨着卖豆腐的人说，你老同学前天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