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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邓祝仁先生自传体系列散文《我的童年》（六）
桂林一九六零年的小学升初中
投稿供图作者：邓祝仁（桂林）
今天已经很清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和《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及相关著作记载可知，一九六零年，对神州大地来说，是大家口中常常念叨的“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二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头一年。这一年，农村继续大办养猪场，大办食堂，是一个“粮食紧张”、连京津沪和辽宁省当时这些最发达富裕的地区的粮库都有可能“脱销”的一年，反正是日子非常艰难、非常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是城市也要建立“人民公社”，也要大办食堂，要扩大“反右倾”成果，实则“大跃进”更加泛滥的一年。这一年，苏联片面地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大大加重了我国本来就很窘迫的经济的困难，国家降低了老百姓的口粮、食油、布匹的定量，鼓励采取和制造代食品。因粮食、农产品和副食品短缺造成的恐慌或饿死人事件在全国城乡蔓延。上述这一片萧条、肃杀的景象本来和一群孩子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可因为那一年中国华南一个小城市的在某些人看来并不算特别出奇，或者还算正常的一个决定，导致了一群孩子过早地承受到了不该承受的歧视与折磨，甚或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道路。如果我不说，这件事或许将石沉大海，不再有人知道。这对历史不公，对这一群孩子不公！
那一年桂林究竟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那一年，桂林市教育主管部门决定取消全市小学升学考试，全市所有小学毕业生全部直接升入初中学习。以今天的眼光表面看来，这兴许是一件平凡的教育改革或好事，可那一群孩子不这么认为，因为当年他们才十二三岁，尚未成年，他们成了改革的试验品、牺牲品，他们幼小的心灵在这次所谓改革中遭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和创伤，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痛楚和苦难。我就是这群孩子当中的一个。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零年夏天，不用考试、直升初中的通知宣布完毕，全市小学每一个毕业班的小朋友都得到了一张升学志愿表，志愿表上除了必须填写自己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家庭出身、民族、所在学校、班级之外，还一律得填写父母、直系亲属和亲戚、社会关系成员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民族、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海外关系、是否被人民政府关押、管制、镇压及其与毕业生本人的关系等内容。
我拿着这张表，双手顿时就僵直、冰凉起来。好几天心里一直在打鼓。我不敢将领表的事告诉父母，更不敢给他们看。因为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看见，父亲的姓名牌公开挂在生产队食堂大门口的告示墙上，那是“四类分子”名单公示栏，谁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刚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怎么办？我问我自己。我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父亲的政治面貌，填还是不填？填了，会被分到哪里？还有没有书读？不填，被调查出来就是欺骗学校、欺骗组织，怎么办？我坐卧不安，不敢对任何人说。
同学们都把表交班主任老师了，我还迟迟不动。老师问我缘故，我撒谎说忘带了。我总想看看别人怎么填。我稚嫩的单纯的天真的心灵哪里知道，全班像我这样的情况根本就只有我一个。当我发现班长在表上填了“父亲因为收破烂不规矩，被说成坏分子”的内容之后，我沉重的心情似乎轻了一些。心想，班长不怕，我怕什么？我如实填好了志愿表，最后一个交了上去。小小年纪的我哪里知道“被别人说”和被政府“戴帽”“管制”其性质岂能相比！
接下来是等入学通知。小学六年，我在班里虽说不是“一流”，至少也算“中不溜”吧。家里有问题，去不了一流学校，二流学校总不会有问题，不至于被分到最差最的学校吧。这等的滋味很不好受，心中仿佛被什么重物垂吊着。打小我就有努力学习，上中学、大学的理想。祖父母、父母也是如此期望着。等啊等，怎么也没有等到入学通知。许多同学都高兴地得到通知书、报到材料了，可我没有。我三番两次地跑去找班主任打听，班主任说还没到，让我等等。等啊等，到了八月下旬，所有同学都得到了通知书好久以后，新学期就要开学报到注册了，班主任才通知我去学校拿我的录取通知书。
那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叩开了老师的房门，我从老师手中接过通知书，只匆匆瞥了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跑开了。老师也没有叫我停住，任由我慌张地离去。谁曾想到呢，我即将要去的学校，是全市仅有的一所民办初中补习学校，由刚成立的榕城区人民公社（即后来的秀峰区）管理。那是一所专门招收小学落榜生的“跛落初中”（桂林方言：最差最差的补习学校）啊。当时，我全身冰冷，好多天沉默不语，闷闷不乐。父母问，我只知摇头，如同傻呆一般。直到临近开学注册，我才把通知交给父母，他们看了什么也不说，因为彼此心知肚明啊。当时的我，一派茫然，实在不懂上面为什么如此难为我。我有什么错呢？
到了报到那一天，去到学校才知道，所谓初一新生就一个班，三十来个同学，其中，来自我所在小学的还有二人，这二人平时的成绩是最差的。我顿时就受不了，极端委屈，心里被堵得慌，情绪非常低落、郁闷。我怎么和他们分在一起了呢？更让人受不了的是，过了一两天，我还知道，我们班同学中，竟然绝大多数的情形和我相仿。有出身地主富农的、资本家的、伪军官、伪职员的，有父亲抑或祖父是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或者有海外关系的。我想，全市的所谓虾子螃蟹、乌龟王八、残渣余孽都被赶到这里来啦，可怜哟，这些同学一定像我一样也经历了难以言说的煎熬。但是，当时，我们这群孩子还是死要强，谁也没有互相提及这件事情，更没有交流自己的感受，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因为个个的心中都还在流血。还有一点让人受不了的是，开学不几天，学校宣布停课办农场，全部并入郊区农业中学，自带劳动工具集中劳动改造半年。十二三岁的孩子哟……有的同学和家长一气之下宣布罢学，不去农场……上述种种情形对当年的我们造成的打击和伤害是一辈子的，以至于今天我们相遇也不愿去碰一碰，哪怕稍微提一提，从来就没有什么岁月静好，没有什么云淡风轻，往事并不如烟啊！
在农场我们做了什么呢？年代久远，许多干农活的细节早就淡忘，唯独三件事还留在心中。一件事是到农场两天，我的锄头就被不知谁偷走当废铁卖了，那锄头是我奶奶亲手交给我的，丢了，我对不起我的老奶奶，心难受至极。第二件事，我自制酸坛子不成功，菜沤坏在瓶子里。当时，我不知从哪里听说了起酸坛子泡酸菜的法子，就去实验。找来一个大玻璃瓶，往里倒水，买一些菜，洗了就往里放，然后盖紧盖子。几天后打开盖子，一股臭气熏得我睁不开双眼，把同学们笑得人仰马翻。连盐和醋都没放，怎么起酸坛子呢？第三件事，和同学打赌，我赢了。那同学说，他煮一斤米，我不要菜，一餐给吃光。结果，在同学们的众目睽睽下我硬是把饭吃光了。这是我一生中吃得最多最精彩的一餐饭，所以至今忘不了。
半年过去，返校学习。我们发现，学校的老师是临时凑来的。有退休教师、有因病退学在家待业的大一学生、有当年落榜的高中毕业生，还有一些不知来自何方的教师。学校没有图书馆、没有实验室，更离奇的是，学校只开语数英、政治和理化等课程，不开史地、生物、图画、音乐，体育课则在滨江大道河堤旁，或市体育场，因为学校没有场地。课堂秩序乱糟糟，许多学生经常中途罢课、逃课，或去玩，或去池塘摸鱼。那年月，桂林水产公司三头两天就下市中心的榕杉湖和几个壕塘（今两江四湖前身）捕鱼，学校那些原本就不想读书的人自然高兴非常。老师拿他们没有办法。悲惨的是苦了我们这一群出身不好，但功课基础较扎实，有好的学习习惯，特别想读书的孩子。这学校条件差，老师水平不高，我们这一群孩子尽管努力，还是被耽误了。两年半后的中考成绩证明，这群所谓出生不好的孩子照原来的基础，不发生意外，本来全部可以进高中，结果只有我们七个人考上。至于那些原来就不愿意读书的孩子，许多中途就辍学了，到毕业前夕全班只剩下二十几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创造了这所民办补习学校升学率的破天荒纪录。多年以后，我们这一群特殊的学生还经常被老师们向后来的学妹学弟提起。历史啊、人生啊，就是这么爱开玩笑，滑稽幽默，甚至连孩子也不放过。
（v）教授邓祝仁先生的简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