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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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新时期的京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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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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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已达30年了。同新文化运动的“前30年”（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中30年”（从新中国成立到三中全会召开）相比，“近30年”是聚精会神搞建设的30年。在这社会最为稳定和建设最为迅速的总体形势下，国粹京剧的创编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也必然是鲜花朵朵、硕果累累的30年。

然而，新世纪以来，从舞台、银幕、荧屏和网络的演出和播放的京剧节目来看，并没有充分体现新时期京剧创编的丰收景象。以荧屏转播的京剧节目为例，绝大部分为“前30年”和“中30年”创编的，都可归属于传统剧范畴的节目，而改革开放“近30年”创编的京剧就较少转播。比如春节戏曲晚会中，2007年竟无一出是新时期创编的京剧，2008年也只有一出《廉吏于成龙》属于新时期创编的京剧。又如2007年和2008年新年京剧晚会中，也仅各有一出《廉吏于成龙》和《蝶恋花》为新时期创编的京剧。再如2005年第五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共有64出剧目参加决赛，仅有一出《徐九经升官记》为新时期创编的京剧。而2008年第六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参加决赛的80位演员，竟无一人选演新时期创编的剧目。这些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现象。

其实改革开放“近30年”来，党和国家已全面调整和坚定贯彻了“二为”、“双百”、“两用”、“三并举”以及“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等一系列文艺方针政策。同时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已大为增强，我们人民的文化素质已大为提高，从而为京剧的创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丰厚的文化基础。在这良好的时代氛围中，广大京剧艺术工作者倾注心血和汗水，竭力继承和借鉴，确实创编出大批崭新的剧目。比如文化部从1991年设立“文华奖”以来，获奖京剧就达30余部，中宣部从1991年设立“五个一工程奖”以来，也有20余部京剧获奖。至于中国剧协从1980年开始设立“曹禺戏剧奖”（原为“全国优秀剧本奖”）中获奖的京剧更多达数十部。即使是新世纪才设立的“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中也平均每年有一部京剧入选。但这些优秀剧目，由于原创院团复演不多，兄弟院团互演极少，荧屏重播率也低，甚至有的剧目获奖后就束之高阁，所以观众较为生疏，戏迷极少传唱，他们熟悉和传唱的仍然是“前30年”和“中30年”创编的剧目。这种令人惋惜的状况，在话剧、歌剧和其他戏曲中也同样存在，只是轻重程度不同而已。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们党和政府就提出了“现代剧、传统剧、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的方针，当前舞台演出和荧屏转播的状况，显然没有很好地体现这一正确方针。须知只有“三足鼎立”，舞台才不会倾斜，荧屏才不致失衡。我更认为，即使不以新时期创编的剧目为主，也需要“两条腿走路”，让改革开放前创编的传统剧、历史剧、现代剧，同改革开放后创编的现代剧、历史剧比肩并立、比翼齐飞。

中国戏曲之所以没有像古希腊戏剧和古印度梵剧那样成为老古董，之所以没有像日本歌舞伎、能乐、狂言那样装进博物馆，仍能生命不息、活力四射，其根本原因在于长江后浪推前浪、芳林新叶催陈叶。这才使得我国戏曲由元代杂剧发展到明代昆剧，再发展到清代花部，直至形成以京剧为龙头的众多剧种争奇斗艳的繁盛景象。今天，当话剧、歌剧和戏曲等舞台艺术，都面临影视、网络和体育竞赛等的强烈冲击时，京剧不但不能置身度外，而且首当其冲。我们即使能够在继承、发扬、重构改革开放前的传统剧目中，渗进新质、涂上新彩，但毕竟要受到传统剧目在创编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若要在思想内容方面体现已经飞速发展的时代精神，表现已经极大改观的社会面貌，还得与时俱进、与民更始，主要依靠在新时期创编的剧目中熔铸新时代、新世纪的新意识，以适应不断更替的新观众。比如《梅兰芳》、《华子良》、《焦裕禄》、《圣洁的心灵——孔繁森》等所反映的革命传统和先进思想，无论如何在传统剧目的改编中难以达到。同时，在艺术形式方面，为了适应新的时代、新的观众和新的内容，属于梅兰芳体系中的京剧，在“移步不换形”的原则下，也必然要借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和布莱希特体系，乃至西方现代派中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荒诞派和意识流等的积极因素，更要吸收话剧、歌剧、曲艺、杂技等姐妹艺术中的有益因素，以创造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京剧形式。若要达到这一目的，如果仅对已经定型的传统剧目增删补缀，实难达到创新效果。而新时期创编的《曹操与杨修》、《宰相刘罗锅》、《骆驼祥子》、《文成公主》等剧目，就较少局限、较为自由地达到在形式上创新的目的。

戏曲界有句名言，叫做“十年磨一戏”。这说明某一戏曲作品若要成为名剧，远比某一文学作品成为名著所花费的时间和人力要多得多。因为文学作为单纯的语言艺术，虽然有些作品在再版时会作一些修改，但大多在初版时就已经确定其在读者心目中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它是文学家个体的一度创作，对于读者来说是间接的想象的艺术。戏曲作为包含唱念做打舞的综合艺术，在编剧的一度创作之后，还有导演、音乐、舞蹈、美术和演员等戏曲艺术工作者的多度创作，是集体创作的艺术。加之戏曲与影视“一次性”的“遗憾的艺术”不同，是通过舞台表演而形成的与观众能够直接交流的时空艺术，所以同一演出团体在不断演出过程中能够常演常改、常改常新，而且其他演出团体在交流演出过程中也能够因地制宜、因人而异。戏曲艺术就是在历代舞台实践中，汇千人之力，集百家之长，才成就了一批又一批名剧。解放前的《贵妃醉酒》、《锁麟囊》、《借东风》、《徐策跑城》等是如此；“文革”前的《将相和》、《望江亭》、《杨门女将》、《谢瑶环》等亦如此；所谓“样板戏”中的《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智取威虎山》等，实际上也是众多戏曲艺术工作者多年辛勤劳动的成果。过往的经典是不可复制的，过往的高峰是不可逾越的。然而，各个时代可以创造各自的经典，各个院团可以攀登各自的高峰。历史发展了，条件变化了，今天的经典仍可创造，未来的高峰还可攀登。如果总是沉迷于过往的经典之中，匍匐于过往的高峰之下，就创造不了新生代的经典，攀登不了新时代的高峰。新时期既然已经创编了这么多“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曹禺戏剧奖”的获奖作品，以及最近在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上展演而获奖的37出创编新剧，就有必要千方百计地千锤百炼，使其中一些作品成为长久留传、广泛传唱的戏曲经典。这是改革开放时代应该具有的气魄，必须肩负的使命，力求获取的成果。

新时期创编的大批京剧作品，是众多京剧艺术工作者耗费极大的财力物力，付出极大的脑力体力才获得的成果，如果不使用极大的精力财力去宣传、推广和普及，实是极大的浪费。珍惜新时期的京剧资源，既遵循了党的方针，又遵循了艺术规律，既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又适应了观众的要求。原创院团和首唱演员若能利用各种场合在不断演出中精益求精，兄弟院团和其他演员若能在交流演出中融入己见，加之大众媒体利用现代设施广为传播，那么，戏迷们对这些新时期创编的京剧，就必然会由生疏到熟悉，由熟悉到喜爱，由喜爱到传唱。这批新时期创编的京剧，也必然将在众多院团、演员和票房、戏迷的共同努力之下，培育出跟新文化运动“前30年”和“中30年”的旧经典相媲美的新经典。当历史再前行30余年，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时，如果改革开放“近30年”创编的京剧，也能成为那时人们耳熟能详的传统剧，将是现在活跃于梨园菊坛的戏曲艺术工作者的最高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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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京剧》2009年第9期、《文艺报》2009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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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邹琦新，男，1938年生于湖南长沙，1962年毕业于湖南师院中文系，1970年调到湖南邵阳师专中文科任教，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晋升为教授，2007年在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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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