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

“不除庭草斋”

朱亚夫

一般而言，有了书斋，不管是专用的还是兼作的，方有斋名，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是大干世界，精彩纷呈，也有例外之事。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现代著名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陶行知乔居沪上时的“不除庭草斋”，却是一个并无书斋的斋名。

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浚，后改名知行，又改行知。安徽歙县人。1914年，赴美留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1926年起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31年主编《儿童科学丛书》。  1935年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因长期劳累过度，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

陶行知先生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成绩卓著，但他于纵论时事人心的杂文也出手漂亮。1931年，陶先生被《申报》史量才秘密聘为总管理处顾问，并于《自由谈》上，开设“不除庭草斋夫谈荟”专栏。9月2日陶行知推出“谈荟”的第一篇文章《不除庭草斋夫》。他说，好几年前，见到曾国藩写的一副对联，先看下联曰：“爱养金鱼识化机”，心里很不以为然。因为鱼的自由世界是江河湖海，人们那一处不可以认识它们的化机，何必要把生动活泼的鱼儿捉到盆里来识呢?盆是鱼的监牢，盆中之鱼是上了枷锁的囚犯；舍江湖之大，而要在监牢式的小盆里追求造化之机，那不但违反自然，而且反映了作者度量之狭隘。再看上联：“不除庭草留生意”，不清除庭院中的青草，任其自然，以让其勃发生机，陶先生联系自己的当时的境遇，不禁连叫几声好，欢喜得把自己的刚才的不满也忘掉了。“从此，我便想用这个意思来造一间斋舍，称它为‘不除庭草斋’。”  

但是，当时陶行知先生深受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行动没有自由，吃着午饭愁晚餐。那有钞票造房子?陶行知先生说到这里，风趣地笔锋一转说，“退一步想，斋主虽做不成，何妨做个斋夫”也好。于是，他从这一天起，便以“不除庭草斋夫”自命，在《申报·自由谈》上辟设“不除庭草斋夫谈荟”专栏，几乎每天一篇，指点江山，评说世象，纵论人心。文章短小精悍，大多几百字，至1932年1月31日，共写出《“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屡败屡战》、《“好政府”最后之一幕》等100多篇杂文。

曾国藩的联语“不除庭草留生意”，典出宋元间学者翁秀卿所作的《四时读书乐》之“春读”诗：“山光照槛水绕廊，舞云归咏春风香。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韶光志，人生惟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显然曾国藩之句脱胎于“绿满窗前草不除。”陶行知对它采取“拿来主义”，在《自由谈》上推出“不除庭草斋夫谈荟”后，影响不胫而走，“斋夫为谁?”一时成为朝野瞩目的人物。国民党右派把持的《民国日报》，跳出一位“除庭草斋夫”，与之唱对台戏，以后《最后之爱》专刊上，则又推出一位“绿满窗前斋夫”。一时“斋夫”之名行俏报端。陶行知乃有感而发，信笔写了篇《斋夫土会》，说：“咱们组织起来，干他一个大扫除，扫清一切龌龊、垃圾、灰尘、微生物，打扫出一座清洁光明的房子来。”

由此可见，“不除庭草斋”纯属子虚乌有，而“不除庭草斋夫”却确有其人。以后，陶先生把这段时期在《申报、自由谈》上写的100多篇杂文，集为《斋夫自由谈》一书出版。

作者简介：朱亚夫，笔名方波、紫来斋等。上海市人。历任《上海老年报》社总编助理兼副刊部主任、《军休天地》杂志社主编、《九九关爱》网站顾问团团长等。现为上海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上海浦东新区杂文学会顾问等。自1964年以来，在海内外200余家报刊上发表各类作品8000多篇，其中不少文章入选《时代领跑者》《文苑剪影》《上海杂文选》等近百部书中,著有《亚夫杂文选》《人生畅想曲》《黄昏风景线》《书斋文化》《杂坛徜徉录》《名家斋号趣谈》等；主编《寿星列传》《三十六计新解》《中华名人书斋大观》《老年生活实用大全》（新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