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兵纪事】霍林河散记
冉淮舟
冉淮舟:曾任铁道兵文化部创作组组长、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教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37年11月生于河北省高阳县旧城村。童年是在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火中度过。1951年初在家乡小学毕业,插班考入省城保定一中,开始爱好文学,练习写作。1956年考取南开大学中文系,1961年毕业后相继在天津文联、铁道兵、解放军艺术学院从事文学编辑、创作、评论和教学工作。出版作品有长篇小说《不容进犯》《绿的田园红的血》、散文集《彩云》《农村絮语》、诗集《乡情》等计四十余部。
霍林河散记
冉淮舟
药草
我愿做一棵药草,献给人民。
——摘自一个卫生员的日记
从通辽到霍林河的铁路,经过科尔沁右翼中旗的杜尔基公社,铁道兵有一个团驻扎在那里,我去采访,认识了团卫生队的一个卫生员,他叫叶有富。我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很快也就熟了起来。卫生队住在北鲜光大队,村庄的东边就是霍林河。空闲的时候,我们就到河边的草地上去散步。我发现,小叶只要一见到草,两只眼就睁得很圆很大,脸上露出一种异常喜悦的神情,话也多了,不用问,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河滩上的各种野草野花来。那正是初夏时节,我只是觉得草原很美,那绿色的野草,杂色的野花,的确给人一种很美的感觉,难怪有人把草原叫作花的草原。我感到小叶并没有欣赏草原上的美景,他的注意力显然是在别的方面。他忽而拔起一棵防风,告诉我这种草药的功能;忽而又指着一棵车前子,说它作为一种药材又有什么作用;他对草原,确切地说,他是对草原上长着的那些草,真是入迷了。他兴奋地对我说:
“这都是药材啊!不要看它只是一棵微不足道的草,说不定能起大作用。不过是有的草已经被认识,有的草还没有被认识罢了。”
小叶对野草的感情竟是这样深厚。他的家乡在浙江金华地区,小的时候,当他知道中医是用草给人治病,他就对草,对中医发生了兴趣,开始记下哪种草究竟能起哪些作用。以后上了学,识了字,他又看起药书来。1975年,他应征入伍。开始他还不是当卫生员,是当炊事员,在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以后,他就挤时间,自修中医。他看完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住了五百多种草药的名称和性能。他的才能没有埋没,被调到团卫生队当卫生员,具体职务是中药房的药剂员。这个中药房有二百余种常用药,他都非常熟悉,每次业务考核,他都名列前茅。比如抓药,不超过十味的处方,他在五分钟以内就可以配出来。每一味药,他只用手一抓,放在秤上一称,总是不多不少,人们赞扬地叫他“一把抓”。我问小叶:
“你究竟有什么窍门儿?”
他笑了,说:“整天和中草药打交道,熟了,谁也能做到的。”
他对这些草药实在是太熟悉了,在一次业务考核中,闭上眼睛,靠闻、尝、摸,三十二种药,他都回答对了。
一般来说,在业务上突出,在别的方面,常常存在一些为一般人所不够满意的地方,比如个性很强,滋长一种傲慢情绪,和群众的关系不够密切,等等。小叶不是这样,他为人很谦虚,待人很热诚。入伍后不久,他就入了党,1979年,整个卫生队评选一名学雷锋积极分子,大家一致选举了他。
小叶的业务能力在迅速提高,经过上级研究,从1979年2月决定给他处方权。仅一年多时间,他除了做好中药房药剂员的一切工作,还为一千二百多名病人看了病。他号脉准确,用药效果良好。他能使用五百多种草药。他得到了人们的普遍称赞。
在我和小叶接触的几天中,他正在看一本书,那是一本研究癌症的书。我问他有关这方面的知识,他说:
“癌症对于人类的威胁太大了,直到现在人们也还没有充分认识它,没有找到治疗它的有效方法。我国的中草药是一个丰富的宝库,我想,有可能从中草药中发现治疗癌症的有效处方。”
我祝愿小叶能尽快地研究出成果。他笑笑说:
“也许会失败。不过我想,我失败了,能提示别人不再走这段弯路,不也很好吗?当然,谁做一件事情,也都是想成功的啊!”
我想小叶是会有所作为的。为了事业,他总是早起晚睡。他已经二十七岁,我问到他的生活问题,他说还没有对象;问他为什么不谈恋爱,他说不忙,先集中精力学习一些业务知识。他还说自己懂得的太少了,而应该掌握的知识却又很多。我说:
“生活问题也可以考虑了,只要处理得好,和业务进修是不会发生矛盾的,甚至还可以成为一种鼓舞的力量。”
他又笑笑,说:“那样的事情,总要费去一些精力,不忙。”
我和小叶相处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他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希望自己也像那些药草一样,有益人民。
大娘
还是在白音胡硕,铁道兵师文化科的同志就希望我访问一下崔大娘。当我沿着霍林河向西行进,到了杜尔基,一位团政治处副主任向我介绍情况,首先提到的,也是这位崔大娘。
崔大娘是朝鲜族,原来住在北鲜光,那是朝鲜族聚居的一个村庄,紧靠霍林河,他们就在河滩,利用河水,种植水稻和蔬菜。1978年4月,铁道兵一个团的卫生队从河北的围场搬迁到这里来,那正是一个吃菜困难的季节,可是卫生队的同志们要吃菜,伤病员更是需要菜,买菜要到五六十里外的白音胡硕,或者到更远的乌兰浩特、白城子、通辽,运输是相当困难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崔大娘把她腌的那种风味独特的咸菜,把她在炕头上长出的豆菜,用铁桶装着,顶在头上,送到卫生队来,一次就是几十斤。以后,她家菜地里的菠菜、韭菜,芹菜、茄子、辣椒、西红柿、豆角陆续成熟了,她又用筐子装着,顶在头上,送到卫生队来,一次又是几十斤。她养的鸡下了蛋,攒起来,积存多了,又装在小篮里,顶在头上送来。能不收下吗?崔大娘送来的,是她那颗赤诚、暖人的心。给她钱吧,她可不高兴了,说:
“我的儿子也当兵。送给你们这么点菜吃,能要钱吗?”
崔大娘知道修铁路的战士们辛苦,她心疼他们。卫生队的同志们,只好含着热泪,收下崔大娘一次又一次送来的菜和鸡蛋。他们研究决定,把崔大娘送来的东西作了价,把钱存到银行里。后来,崔大娘要迁到南鲜光去住,卫生队的回志们就把存折送去,崔大娘可真是生气了:
“你们这是干啥呀,你们……”
送存折的同志见崔大娘这样激动,只好又把存折收起,事先准备好的一套话也不敢再说了。
这就是崔大娘一颗做母亲的心。
她的事迹,急剧地启发着我的回忆。这些年,我常常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令人并不愉快的变化。这就使我的思想,常常回到过去的那些年月,特别是铭刻我心碑之上的农村大娘的形象,总是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来。过去战争年代,在我的家乡冀中平原,那些大娘,她们送子参军,让他们到枪林弹雨中去冲杀敌人;为了掩护我们的干部和伤病员,她们用自己的孩子顶替,眼看着被敌人抓去;她们争做军鞋,支援前线……人类的优秀品质,在这些母亲的身上,可以说是达到了一种极致。再看看崔大娘吧,这些优秀的品质,不正在她身上闪光吗?
我就是怀着一种向崔大娘致敬,向她学习的心情,一天上午,到南鲜光去访问了她。
当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村庄很安静,朝鲜族是非常勤劳的,我想,人们都下地去了吧。幸好遇到一个女孩子,一打听,她竟很热情地要领我去崔大娘家。
崔大娘家的大门关着,家里没有人。女孩子说,崔大娘一定是到地里去了,她女儿在学校当老师,崔大伯当校长,可以到那儿去问。于是我就跟着这个女孩子到学校去。崔大伯去公社开会,崔大娘的女儿正要给孩子们上课,她当即派了一个学生,要把母亲从地里叫回来。我不愿多误崔大娘劳动,想到地里去看她,便跟着那小学生到地里去了。
崔大娘是在霍林河边劳动,离村庄有二三里路。我跟在那个学生的后边,穿过河滩上的一片草地,当走近崔大娘的时候,被一条五六米宽的水渠拦住了。那个学生用朝鲜话喊了几句,崔大娘立即来到水渠边上。我正要蹚水过去,她却一边用汉语拦阻,一边迅速地脱掉鞋子,提起裙边,卷起裤脚,趟过了水渠。我说明了来意,想和她在地里谈一谈。她不同意,非要让我到家里去坐不可,她的这种盛情,可以说是不容谢绝的。我只好和她一起回村。
我们走在一条小路上,两旁是丛生的野花野草,崔大娘既不走在我的后边,也不走在我的前边,她在我的旁边走。我想,这或许是一种礼节,或许是一种习惯,朝鲜族是一个非常礼貌的民族,她让我走平展光洁的小路,她自己走在草丛里。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她的家。崔大娘开了门,让我先进去,让我坐在干净的炕沿上,又急忙去开窗通风,拿烟,沏茶。我不会吸烟,茶水不能不喝,不喝她会不高兴的。
我们的谈话就从她家的生话谈起。崔大娘说,解放前的那种苦难生活,现在一想起来心里就酸痛。朝鲜族是一个文化水平很高的民族,就在那穷困的日子里,崔大娘自己拉扯着孩子们,又让她的丈夫去读书。后来崔大伯从事教育工作,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崔大娘也都让她的孩子们读书,大儿子读的是医科大学,现在扎兰屯当医生。谈起现在的生活,崔大娘是心满意足的。她勤于持家,房屋、院落收拾得那么整齐、干净。我看了她腌的菜,做的酱油和面酱,比商店里的还要味美。
我是搭车来的,和司机同志约好,11点半钟,他再把我带回杜尔基,我只好告别崔大娘。她挽留我,我做了一番解释。看得出来,她不大高兴,显然,是因为我没有吃她做的中午饭。
我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我又认识了一位大娘,而且是一位朝鲜族大娘。以后在我的回忆中,就又多了一位大娘,一个非常美好、善良的形象。
1980年6月15日于吐列毛都
科尔沁草原
通辽铁路从这里走过
霍林河风景
驶出霍林河地区的货车
槛外人 2024-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