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亲
作者：陈广祥
（续上）
在姥姥家，母亲是长女，下面三个姨，二姨都比母亲小十几岁，母亲一生劳累，又遭遇生活打击，不但失去舅舅痛苦，又失去丈夫的打击，两次打击，母亲身心受损，显得苍老。
三姨高小毕业，考入六十九中，当拿着通知书，先告诉母亲，刚进门楼就喊：“大姐，我考入了中学了”。
三姨高兴进了屋，让母亲瞧录取通知书，高兴地说：“我三妹妹，就是有出息，将来还要考出去，好好孝顺父母”！三姨上了中学，来母亲家的时间少了，母亲惦记三姨的学习，三姨是有理想的人，不像二姨，这辈子都走不出大山，又钻进了山，开着电车穿棱在井下，别人看了也挺潇洒，毕竟是首都矿工。
母亲一辈操劳，不但关心妹妹，一直惦记着姥爷，姥爷是矿工，挖了一辈子煤，患有严重的尘肺病。虽然从井下调到街外，一直养病，矿上在坨里东沟有个疗养院，姥爷被送到疗养院，说是疗养，实际是尘肺病治疗。
在疗养院治疗，母亲不放心，让广瑞哥星期天不上学时，去坨里东沟看望姥爷，四姨听说，也要跟广瑞哥去。
四姨跟广瑞哥是同龄，都是一九四六年出生，四姨三月出生，广瑞哥九月出生，俩人相差半年，又在一个学校念书，不是一个班，却是同一年级。
母亲安排广瑞哥去坨里东沟看望姥爷，四姨非要去，广瑞哥不想带四姨去，四妹事儿较多。母亲却说：“既然你四姨想去，你俩就一起去，俩人也有个伴，路上有个照应”？下车还要走很长的路，她行吗？广瑞哥怕带四姨去，感觉是个累赘，走不动非得让广瑞哥背着。
有母亲的话，广瑞哥不敢违背，四姨非要去，广瑞哥也没辙，只好带着四姨。
在母亲的嘱托下，俩人从忠儿堂出发，就奔大石河，坐上奔坨里的客车。当年没有柏油路，还是大河滩，路很难走，一路颠簸，坐车也累。
车到了坨里，俩人下车，感觉有些陌生，俩人一起打听着走，由于四姨剪个小分头，毕竟是姨和外甥，总有相近之处，从坨里到东沟没有车，只能迈开双腿步行。广瑞哥选择方向，从坨里离东沟有几里地，广瑞哥腿长，迈得步子大，四姨跟不上广瑞哥步伐。
没走多远，四姨坐在路边说，还有多远？太累了，有点走不动了。
俩人都是小分头，路人认为是小哥俩，四姨提出，让广瑞哥背着她，四姨喊累，总是找辙，让广瑞哥背着她。既然是四姨，又推个小分头，还是小姑娘，广瑞哥只好蹲下身，四姨趴在广瑞哥背上，背了没几步，确实太重，广瑞哥只能放四姨说：“还是自己走吧，我背不动你”。
四姨只好委屈地下来，俩人到了东沟，瞧见了姥爷，看着姥爷精神面貌挺好，又看见小女儿和外孙子来看望，心里高兴。姥爷还问广瑞哥：“你母亲怎么样”？广瑞哥回答姥爷：“挺好”！俩人没待多长时间，又赶紧往坨里赶，生怕误了车，俩人要步行山路回家，那样广瑞哥就苦了。
俩人回来了，先去忠儿堂，母亲便问：“姥爷怎么样，广瑞哥只是说：“姥爷挺好，看见俺俩挺高兴，还给苹果吃，四姨却没言语。
已经是傍晚，母亲做好饭，让四姨吃完饭，然后让广瑞哥送四姨回家，把姥爷的情况，跟姥姥讲，让姥姥放心，过几天，姥爷就回来了。
没过几天，姥爷被矿上车送回了家，说是在家疗养。听了姥爷回来了，母亲第一时间领着我，赶到王家坡姥姥家。
应该是一九六二年，当时我才三岁，不懂事的孩子，可到了姥姥家，只见炕上坐着慈善的老人，长脸盘，推着光头，见母亲领我进来，喊着“金子”，金子是我的乳名。姥爷顺手拿了核桃，又抓把红枣，让我吃。
母亲问候姥爷之后，便帮助姥姥干活。因为是冬天，母亲干完活，拿个板凳，坐在地火旁，然后点了一袋烟，抽了起来。姥姥却说：“少抽点烟，烟抽多了，对身体没好处”？姥姥的话，母亲听了只是一乐，这么点爱好，还被剥夺，母亲不情愿。
母亲比姥姥小十几岁，母亲姊妹四人，二姨在长沟峪矿，三姨上了中专，四姨上了中学，唯独母亲自小操劳家务，失去舅舅的痛苦，又失丈夫的痛苦，在理发店工作，时间不长，理发店关闭，可以自谋生路。
母亲从理发店，获得两把推头的椅子，还有两把推子和三把剃头刀子，在家里开展义务理发，没有收入，只是人情理发，在店里理发，还能有点收入补贴家里。
母亲姊妹四人，还有三个表妹，据说是母亲的舅舅家。在姥姥家，曾看见一张照片，只有六个姊妹，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照片，照片上的人，都穿着大襟袄，袄上是算盘疙瘩。
母亲站在中间，母亲是长女，有两个姨，三个表姨，感觉没有推小分头的四姨，可能四姨还小，没加入姐姐们的队伍。
也曾见过，三个表姨经常来找母亲，母亲也曾说：“大表姨嫁给了栗家，二表姨嫁给唐家，三表姨嫁给了薛家，三个姨夫都是煤矿职工。
母亲疼爱的是三姨，三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从小就有主见，不随波逐流，被人忽悠，自己认准的事情，都要努力去做，绝不含糊。
母亲总夸三姨学习好，在矿小就是优等生，考入69中，仍然是尖子生。初中毕业成绩优秀，获得了奖学金，学校保送三姨上高中，然后考大学。
三姨如果不上高中，还可保送上师范和护校，毕业当教师，或者当护士。这两项工作，三姨都不喜欢，只想考个过硬的中专，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三姨喜欢电业，三姨曾在煤油灯下学习，当用上了电灯，三姨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三姨要考电业学校，将来建更多的电站，让黑暗充满光明，告别煤油灯时代。
三姨提出报考电校，老师说：“电校保送不了，只能参加全国考试，而且录取分数还高，三姨直意要考电校，而且以高分考入北京电业学校。
一九六二年，姥爷从东沟疗养回来，身体不错，两个月之后，突然病情加重，便撒手人寰逝。
听到这个噩耗，母亲有孕在身，面对姥爷去世，仍然不顾，哭得死去活来。姥爷去世后，家里遇到困难，姥姥也着急，二姨已经上班，家里还有两个学生，三姨中专还没毕业，四姨在上中学，家里失去了姥爷，经济上有困难。
父亲说：“让三姨退学去上班，减轻家里负担，姥姥不干，母亲也不同意，不能让三妹半途而废，考上喜欢的专业不易，那能退学分担家务。
姥姥主张，让三姨继续上学，然后分配工作，再孝顺姥姥。况且，姥爷是国营大矿职工，职业病按工伤待遇，姥姥自然有抚恤金，还能供应三姨读书，实现她的理想。
姥姥去世后，家里只剩下姥姥，二姨在长沟峪矿上班，家里有两个学生，三姨不常回来。母亲有孕在身，仍然去姥姥家，帮助干些家务，让姥姥有了依靠，并在痛苦的阴影走出来。
时间还是挺快，眼着半年过去，三姨面临毕业分配。姥姥希望三姨留在北京，离家也近，既可上班，休息时，还能回家照顾姥姥，母亲也这么想。
事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一年，北京没有分配指标，三姨只能去外地。既然分配不了北京，学校还是征求三姨的意见。
全国六大电力设计院，学校提出，让三姨去东北，三姨感到东北太冷，有些顾虑。学校又提出，让三姨去上海的华东电力设计院，三姨对上海印象不好，感觉上海是花花世界，三姨说，去上海不太适应。学校又说：“两个地方，你都不愿意去，只能去西安电力设计院。
三姨却说：“那就去西安吧，虽然是陆地城市，也是十三朝古都。三姨把分配西安电力设计院的事，告诉了姥姥，姥姥却说：“西安离北京太远”？三姨说：“当然远，在祖国大西北”。姥姥没说什么，看来姥姥认同了。
三姨又把去西安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看了看三姨，并没有说话，心里却沉重，母亲愿意三妹留在北京，这一去大西北，姐妹俩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也是三姨上学时，经常来母亲家，跟母亲感情很深，虽然比母亲小十几岁，母亲像大姐姐，总是照顾三姨，三姨去城里上学，放假回家，也常看母亲。
三姨参加工作，四姨经常回来，关建是四姨跟广瑞哥同龄，俩人经常在一起玩，广瑞哥剪个小分头，四姨也剪个小分头，四姨剪个小分头，像个假小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小哥俩，了解情况之后，这是小姨和外甥。
四姨跟母亲学会做衣服，在百货部撕了一块布料，给我做了件背袋裤，做好之后，还让我穿上，说看挺精神，还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放在姥姥家镜框里，总想拿出来，姥姥不让，四姨也不同意，照片一直在镜框里，现在也不知去向？
四、西地院
一九六三年，母亲生了妹妹，刚过一百天，母亲提出要搬出忠儿堂，不想在大杂院，院里还有个疯子，整天骂人，吵得人烦。父亲遵照母亲提出的要求，并跟大队提出，从西地那块麻籽石，将麻籽石处理，清出地基，盖了三间房，也是后来的西地院。
母亲曾嫁到西长院，离开了西长院，嫁到陈家，便入住了忠儿堂，西长院与忠儿堂有必然联系，只是换了人间，母亲嫁到西长院，已经换起了革命，参军入伍，成为革命者。
母亲从西长院到忠儿堂，让人感觉是提升，实际是平等。贫下中农分得胜利果实，一次欢呼胜利，实现私有制改造，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母亲成了新时代主人。
直到母亲搬出忠儿堂，靠自己的双手建造起来的新房。而且又回到了西地，西地是陈家起源，搬到西地院，母亲心中开阔。
当搬西地的第一年，正是一九六三年，父亲曾工作的联营院，在西地院北边，三间房与新家的房，有相似之处，但用处不同，一个是生意，院內洋槐花飘香，一个是住宅，还需要治理，毕竟是西地的前沿，面临着河沟，交通方便，也有一弊，预防洪水泛滥。
那年八月初，天下大雨，洪水泛滥，沟里水满为患，不一会上了岸。屋前有一家房客，是供销社售货员老聂，水已经进了屋，人和物赶紧转移，不然被洪水冲走。母亲虽有吃奶的孩子，仍然参加抢运物品，将老聂家的东西，都搬到我家。
在西地盖房时，母亲就提出，既然地方不错，房基要打牢打高，预防洪水进院。母亲曾说：“西长院有一间耳房，在民国二十八年发大水，被洪水冲毁。市场虽是繁华地带，西长院在东，新家在西，预防是关键，避免财产受损。
听了母亲的话，父亲把新房地基，开且台阶又高，还筑起防水墙，洪水过后，母亲却说：“经受住洪水考验，住着才安心”。
新宅虽有大仙瞧过，却挡不住运动袭来，刚搬新家一年，四清运动开展，父亲遭受审查，家庭蒙受阴影，母亲担心父亲，紧接着文革又袭来，父亲受批判，家庭陷入危机，广瑞哥初中毕业回乡劳动，这时四姨，被分配河北供销社。
等我到了上学年龄，母亲领着我，去小学校报名，原来的矿小，改为口儿小学，报名陆续而来，都是家长带着。
当时校长杨景海，翻开户口本，瞧了一下年龄，又看姓名，嘴里还念叨，姓名陈广祥，曾用名陈九斤。母亲生下我，体重九斤，给起个九斤的名字，逐渐大了，感觉不妥，又按家谱起了名，在曾用名仍有备注。
不知校长感觉新鲜，生下来就九斤，不知智商如何？抬头看了看我，问我能数到十吗？于是我便数了起来。校长说：“行了，录取了，回家准备一下，等待开学”！
母亲带着我回来，走出了学校，我便跑了，找伙伴掴四角去了，母亲喊了几声，没见回音，也就回家了。
原来家里热闹，父亲遭批斗，家里变得冷清，母亲用帆布给我缝制一个书，两个姐姐上学都是布书包，家里还有妹妹，在母亲身边。
家里门庭冷落，只有广瑞哥参加劳动，还要给父亲写检讨，母亲在家伺候一家老小。大姐初中要出去串连，母亲担心，不让她去，母亲劝说不听，父亲还打了大姐，仍然没阻碍大姐的革命行动，大姐也学着四咦，剪了个小分头。
上学不像现在，每天只上半天课，除了学习小组，就去矿上捡煤核，在矿区玩，也经常惹事，被人找到家，母亲还得说好话，把人劝回。
告状的人刚走，父亲一个朋友，带着儿子来家，让母亲理个发。母亲看呲着一嘴芝麻牙的孩子，便问了一句：“剪什么头”？那人便说：“给剪个狗头”！那人说的“狗头”就是当时的小平头。
母亲拿出推子和梳子，让孩子坐在椅子上，孩子还小，只能坐在板凳上，将头推完，那人领着孩子回家了。
记得一天下午，王老师来家访，赶上我在家，便迅速钻进院前的大坑，盖房后，院子没整好，前面有个坑，父在在上面搭个瓜架，夏天爬瓜秧了，冬天搁柿子，我跑瓜架下藏着。
家访的老师，是母亲当家侄女，我应叫她表姐。只听王老师说：“大姑，金子不好学习，在班里淘气，往天窗放土，让人一推门，弄人一身土”！母亲听了，要加紧管教，这孩子太淘气了”。
不知道母亲已重病在身，王老师家访完，又对母亲说：“大姑，您也要注意身体，看您脸色不太好”？母亲没什么，只是一手掐着腰，把王老师送出门外，等母亲回来，我已经从瓜架底下爬上来了。
母亲说：“等回来告诉你爹，让他好好管管你，我没那心气了”。说完，母亲回了屋，躺在炕上。
父亲回来，母亲并没把老师家访的事，告诉父亲，而是说；“广瑞不小啦，该娶媳妇了，弟弟妹妹还小，要支掌着这个家，还得要有人？
母亲的话，父亲放在心上，几天之后，父亲托矿上的好友，从平原给介绍个姑娘，姑娘成份高，特殊年代，讲究成份，姑娘贤惠，也是根本人家，事情定了下来。婚事讲究新事新办，把姑娘给广瑞哥娶回家，母亲瞧着儿媳妇，脸上露出笑容。
母亲的身体，一天天加重，而且干瘦，脸色发白，还坚持为家人做饭，洗衣服。嫂嫂进了门，母亲感觉轻松了，心情舒畅了。
可没几天，母亲病重，被送进当地卫生院，当时叫李各社卫生院，刚搬到河的南边，不走吊桥了，院的新址有一排白色病房，母亲就在白房子里，条件比较简陋，有二医学院下放的医生，医术还算高明。
母亲住院时，我也去看望母亲，也刚入学三年级，也不懂母亲的病情，只是跟着去，没有问候语言，现在想起，还是好好学习，不惹母亲生气。
看了母亲微弱的身体，我的心踏实下来，不能总贪玩儿，把学习搞上去，不辜负母亲的希望。
母亲病重的身子，有嫂嫂伺候，嫂嫂也有身孕，看着嫂嫂笨重的身子，也不落忍，母亲还是自己动手。
大侄女出生，母亲非常高兴，别看是孙女，也是一代长孙女，母亲托着病重的身子，还抱抱大孙女，孙女冲奶奶笑，母亲露出笑容。
一天早上，嫂嫂做的早饭，小米饭，豆面汤，切了一盘子咸菜，放在地桌上，吃完饭，该出工的出工，该上学的上学。母亲在炕上躺着，听着孩子们吃饭声，我看了一眼母亲，又看了一眼父亲，父亲做在八仙桌上吃饭。
突然，母亲嚷了一声，感觉不好，父亲急忙上炕，抱起母亲，母亲看了父亲一眼，又望着孩子，闭上了双眼，广瑞哥呼唤着母亲，急忙上炕，抱着母亲连喊“妈、妈，姐姐也哭着喊着“妈妈”？
父亲下炕，坐在椅子上痛哭，看到母亲走了，我含着眼泪，再也见不到母亲了，心里非常难受。那一年，我只有十一岁，还有个妹妹刚到上学的年龄…。（完）
作者简介：陈广祥，北京房山人，文学爱好者，也曾发表过文章，现为房山作家协会理事，西潞街道写作协会秘书长，《世界文学》优秀签约作家，渤海风杂志签约作者，老舍文学院学员，曾与人合作出版《金色年华》散文集，仍热衷于文学事业。
“伟大征程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征稿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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