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分类之外，别列“丛书”一类，认为“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张之洞《书目答问》）丛书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近十多年来，许多地方整理出版地方历史文献大型丛书，成果丰硕，蔚为大观。其中，遵义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等古籍出版重镇联手，近十年来，先后出版《遵义沙滩文化典籍丛书》（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等三位沙滩先贤的全集）、《遵义丛书》和《遵义丛书续编》，不独为遵义、贵州，即使置于全国，也可谓文化盛事。但是，如何认识地方历史文献丛书之价值，以及如何利用等问题，或有待发之覆在焉。

当我们目击“地方历史文献”这一语词时，会不由自主地注目于“地方”、“历史”和“文献”三个关键词。但是，如果我们仅限于此，则其价值以及对之的利用则或有不足。须知，“地方”与“国家”、“历史”与“现实”以及“未来”、“文献”与“文化”以及“文明”互为一体，密不可分，只有以长远的眼光、恢弘的格局和透彻的思想来看待“地方历史文献”，将三者合为一体，丛书的编纂质量以及价值利用才会得到有力保证和充分发挥。

“文献”一词，在现存的古书中，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解释说：“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郑玄以“文章”、“贤才”解释“文献”，这一含义到朱子那里更为明确。朱子说“文，典籍也。献，贤也。”（朱熹《论语集注》）简而言之，“文献”包含“文”和“贤”两个含义。由此昭示，文化的传承和体现，不仅在于典籍，也在于人物——典籍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了文化，人物则以人格风范传承和体现了文化。由此有“徵文考献”之说。

遵义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早在西汉、东汉时期，即先后出现文化先驱舍人、盛览、尹珍等“汉三贤”。其中尤其是尹珍，对贵州乃至西南文教的兴起做出了开创性的卓越贡献。《后汉书》对此有着明确的记载：“（东汉）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继尹珍等“汉三贤”之后，流风余韵，积蓄涵养，时至晚清，遵义迎来了新的文化高峰，涌现出以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等“清三贤”为杰出代表的“沙滩文化”。

遵义先贤，尤其是“清三贤”，都非常注重文献的收集整理，可谓开遵义文献收集整理之先河，也为后世树立了文献整理之榜样。

“子尹之学，精核淹博，于乡国文献犹所用心。”（唐树义《播雅序》）咸丰年间遵义人唐树义对郑珍的评价可谓的论。郑珍在《艺文志·序》中说：“遵义，汉唐以来几经显晦，其间鸿章钜制，可以耸耀巖邦、平视中原，正复不少。今撷其菁华，各归体类。”（郑珍《遵义府志·艺文志序》）又在《遵义府志·人物序》中言：“遵义于古，地当一大国，犍胚延孕，时发菁华。虽所就各殊，要有不可磨灭为山川张者。”在郑珍看来，遵义的历史典籍已然不少，但遗憾的是未尝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所以他不仅收集遵义自明朝万历改土归流以来至清初的诗歌，集为《播雅》一书，而且在《遵义府志》中以四卷的篇幅收集遵义历史上散见的艺文，以专卷（《旧志叙录》）收集“旧志”，同时也在其他部分广泛收集相关文献，从而使今日之我们得以了解遵义以及贵州的古代文献和文化。

莫友芝对文献的收集整理更是闻名遐迩，从而成为著名的目录学家。虽然莫友芝“家贫嗜古”，却“喜聚珍本书”，“爰通苍雅故训，六经名物制度，旁及金石目录家言，率究及其奥赜。疏导源流，辨析正伪，鲜铢寸差失。”（《清史稿》）

莫友芝一生有著名的《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书画经眼录》《旧本未见书经眼录》《持静斋书目》《持静斋藏书纪要》等目录学专著。其《黔诗纪略》虽然主旨是汇集有明一代贵州之诗歌，但熟悉该书的人都知道，“其书因诗存人，亦因人存诗，旁徵事实，各系以传。”（莫友芝《黔诗纪略》）在收集诗歌之时，同时撰写诗歌作者小传。这些诗人小传不啻为明代贵州贤人之传记汇编，甚至在篇幅上远远超过了诗歌本身。莫友芝次子莫绳孙曾讲述莫友芝编纂此书之初衷与艰苦，“先君子尝病黔中文献散佚，欲私成一书以纪之。逮于逸编断碣、土酋士谱，有足徵文考献者，罔不穷力搜访，几于大备。衣食奔走，不获专力成书。”（莫友芝《黔诗纪略》）

莫庭芝、黎汝谦等人继之搜集有清一朝贵州诗歌的《黔诗纪略后编》也继承了这一做法——诗前编著诗人小传的方式——从而使得诗歌与诗人均得以前后延续，“文”与“献（贤）”兼备完善，相得益彰，贵州的文脉也得以连续呈现，文化画卷也得以丰富生动。

如果说郑珍、莫友芝的文献收集主要在于“乡邦文献”的话，那么黎庶昌则更上层楼，立足高远，将文献的收集范围扩大至海外世界，从而使个人之收藏也成了珍贵的“国家文献”。众所周知，黎庶昌在出使日本期间，痛感“中国古籍，经戎烬后多散佚，日藩族弆藏富”，于是“择其足翼经史者，刊《古逸丛书》二十六种”（《清史稿》）。《古逸丛书》之重大价值已为业界公认，无需在此赘言。与此同时，黎庶昌也发扬“徵文考献”的传统，在注目桑梓，收集、整理《遵义沙滩黎氏家谱》、《牂柯故事》等“乡邦典籍”时，还撰写《全黔国故颂》，将贵州历史人物135人汇集一书。由此一来，典籍与人物，美备齐全。除此之外，黎庶昌还编撰《拙尊园书目》《拙尊园存书目》等书目，其目的不仅在于整理一己之文献，更深的原因在于为后世留下珍贵的文献目录。

郑珍在撰毕《遵义府志》后感慨地说，“乃底厥基，待我后人。”“兀兀谓何，悠悠百年。后有贤者，亦从掊焉。”（《遵义府志·序》）字里行间，对遵义文化之赤子深情如此，对后人之期待殷切如此，令人动容。《遵义丛书》深切领会了遵义先贤的关切，传承了他们“徵文考献”的优良传统，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汇编煌煌大观之《遵义丛书》，继往开来，光前裕后，想来沙滩先贤也当颔首微笑于九泉。

“丛，聚也。”（《说文》）“丛”是丛聚之义，丛书是把多种不同的书汇集在一起，再冠以一个书名。《遵义丛书》此类丛书，主要是汇集某一区域内的图书，为区域内综合性丛书。

丛书虽以图书汇聚为特色，但“聚”不是目的，籍典籍以施行教化方为目的。《遵义丛书》汇集“遵义”这一区域内的图书，自然就会让我们关注“遵义”这一区域内的历史，探讨“文献”与之的密切关系。

首先，让我们从宽广的视野来看看文献与遵义历史文化的发展。

众所周知，自唐代以后，今天遵义地区为唐代以后杨氏土司统治七百余年之久的“播州”的主要部分。对于这一俨然“国中之国”的割据势力，如何维护“大一统”之政治格局，历代中央王朝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方式。其中，或许让人多有意外的是，一部简单平凡的书籍与这一庄严、宏大的政治密切相关。这就是朱子的《四书集注》。这本是一部普通平凡的典籍，因为遵义特殊的历史而有了不凡的意义，从而得以进入明朝国史关于播州的历史记录。

“夫播州自五尺通道于秦而遥置之吏，亦第期以不侵不叛已耳，固未尝以文教治也。”（周廷授《遵义府志序》）遵义地区自秦朝纳入国家范围之后，中央对之的期望只是政治上的“不侵不叛”，至于社会文明状况则没有考虑，所以没有采取文化教育的策略。这一策略到明朝时期得到了初步改变，“（洪武）二十一年，播州宣慰使司并所属宣抚司官，各遣其子来朝，请入太学，帝敕国子监官善训导之。”（《明史·四川土司二》）在明朝建立初期，将土司子弟送往京师太学读书，以期通过文化的纽带将播州纳入“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由此，文教成为治理播州的策略之一。随着时间的进展，这一策略得到进一步发展，“嘉靖元年赐播州儒学《四书集注》，从宣慰杨相奏也。”（《明史·四川土司二》，该记载也载于嘉靖皇帝实录（《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十“嘉靖元年四月”条）。换言之，伴随国家统一进程，文献也随之而现。

一部小小的《四书集注》来到播州，这一“微不足道”的“小”事，作为国史的《明史》和作为帝王日常工作记录的《明实录》均不约而同地记载。这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但非常之举，必有非常之因，其背后必然有着重大的政治关切。

众所周知，从元朝开始将朱子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后，程朱理学逐渐成了国家意识形态，也是国家贯彻“大一统”，维护国家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的思想来源。在该书的基础上，明朝于永乐十三年（１４１５）编纂《四书大全》，与《五经大全》颁行天下，作为有明一代科举考试“四书”的标准教科书。

崇山峻岭，关山难越，《四书集注》却在嘉靖元年从万里之遥的京师翻山越岭来到大西南群山深处的播州。嘉靖元年是特殊的一年，嘉靖皇帝又是一个特殊的皇帝。《明史》不惜笔墨，将这一“普通”之事、“平凡”之书载入“国史”，究其原因，正在于《四书集注》与大一统、国家统一密切相关。一方面，播州土司主动奏请这部书，表达了主动归附国家、归化儒家文化的决心。另一方面，朝廷在表示赞赏之时，也表达了对之的期待。遗憾的是，这一期待未能实现，最终爆发播州之乱。这是后话。

其次，《遵义丛书》为深入研究某一专题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仅以平播之战为例。

万历年间，爆发了“万历三大征”之一的平播之战。该战使明朝元气大伤，以至于在战争结束后的四十多年后明朝终结。对于这一场影响了明朝国运甚至历史进程的战争，“遵义丛书”几乎收集了目前能够收集到的所有文献。其中，既有著名的《平播全书》（十五卷，李化龙撰，明万历刻本补配清刻本），也有《黔中平播始末二卷》《平播复议机宜一卷》《播变纪略一卷》等等，总计十余种，为研究者系统、全面、深入研究这场战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从而达到了丛书“汇聚”研究资料的目的。虽然该丛书因为人力所限，主要以影印为主，未能提供经过校勘整理的精校精注本，但同时汇集各种图书和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也可以使研究者从版本的流变和异同中获知有关信息。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者，《遵义丛书》不仅为我们全面、深入研究遵义地方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史料，而且还为了解历朝历代尤其是明、清两朝经略国家提供了珍贵材料，也可为今天及以后国家治理提供重要启示，从而使《遵义丛书》不再局限于“地方文献”，也有“国家文献”之价值。兹仅以该《丛书》收集之《（道光）遵义府志四十八卷》（〔清〕平翰等修，郑珍、莫友芝纂，清道光刻本）、《杨氏家传一卷》（〔明〕宋濂撰， 明正德九年刻《宋学士文集》本四二一）和谭其骧《播州杨保考》为例。

宋濂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认为“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止君子，抑可谓贤矣。”《明史》也称赞宋濂：“从容辅导，于开国之初，敷陈王道，忠诚恪慎，卓哉佐命臣也！”（《明史·宋濂传》）如此一位远在京师，身居庙堂之高的重要人物，却为万里之遥、蛮荒之地的播州杨氏家族“屈尊”写家谱。这不得不让我们有所意外。

细读《杨氏家传》，宋濂开宗明义，宣示杨氏土司的入黔始祖为出自宋代忠烈之门的杨端：

杨端，其先太原人，仕越之会稽，遂为其郡望族。入播始祖端，唐末寓家京兆。南诏陷播州，端以乾符三年应募将兵复播州，遂有其地。五传至昭，无子，值同族杨业之曾孙延朗之子充广持节广西，与昭通谱，辍其子贵迁为昭后。自后守播者，皆业之子孙也。（宋濂《杨氏家传一卷》）

对此，现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极力反驳，专门写下《播州杨保考》一篇长文。该文针锋相对，开篇就认为宋濂“按家传为文，例以其族之谱牒为据，而谱牒类多依托虚饰之辞，不足征信。杨业父子祖孙，一门功烈，其佚事遗闻，自宋以来，盛传民间，播州杨氏故自附为其同族后人以为荣。若勘以史实，则诞妄立现。”（谭其骧《播州杨保考》）最后，谭其骧先生得出两点结论：一是釜底抽薪，认为“宋濂的《杨氏家传》以播州杨氏族谱为本”，而杨氏族谱是“杨保汉化后的依附虚构之辞，不可据为信史。”二是“杨保是唐末从泸（治今泸州市）叙（治今宜宾市）二州的边缴羁縻州地区迁来播州的少数民族，这种民族应为罗族今称彝族的一支。”（谭其骧《播州杨保考》一言以蔽之，谭其骧先生斩断了播州杨氏与太原忠烈之门“杨家将”的渊源，认为播州杨氏不过只是当地之少数民族而已。

有趣的是，郑珍也关注到宋濂的《杨氏家传》一书。——在《遵义府志》卷四十四《艺文三》中，将之列为“论”中明朝第一文献，题为《杨氏家传论 宋濂》，摘要采录该书最后一部分“史官曰”。通览《遵义府志》，郑珍多次提及杨氏，虽然对宋濂的《杨氏家传》也有批评，但在为杨氏家族所写的传记（《遵义府志》卷三十一《土官·播州安抚、宣抚、宣慰司杨氏》）中，则完全认可、接受了杨氏土司入黔始祖为太原杨端一说。

据郑珍和谭其骧之说，宋濂撰写《杨氏家传》的史料来源于杨氏自己所呈家谱。谭其骧批评宋濂不加考证，信而采用，进而认为“对那些族谱和以族谱为本的家传墓表等文字中有关先世的记载，千万不能轻易置信”（谭其骧《播州杨保考》）。郑珍虽然也批评宋濂“纂《家传》于《统志》所书（杨氏）嘉贞事，一语不及，知明始修《统志》时，特就杨氏所呈载之”（《遵义府志》卷二十九《宦迹·宋》），但在关键的问题——关于杨氏先人源于太原杨氏——上，与宋濂不约而同地采信了杨氏家谱。不仅如此，为何宋濂和郑珍都还要不约而同地为之撰写“家传”？答案或许正在宋濂《杨氏家传》之结尾“史官曰”之中。

在《杨氏家传》的最后部分“史官曰”中，宋濂简要勾勒了杨氏家族的兴衰历程与文化教育和国家统一的密切关系。他首先指出播州的地理位置和居民情况，“播州本秦夜郎，且兰西南隅故地，夷獠错居”，进而指出其“时出为中国患”、破坏“大一统”的政治祸患。在此情况下，杨端“籍唐之威灵，帅师深入，遂据其土”，为解决这一祸患奠定了基础。进而“五传至昭，允子中绝，而贵迁以同姓来为之后。又三传至文广，威詟德怀，而群蛮稽首听命，益有光于前人”。至此，终于解决播州“为中国患”的问题。

但是，军事的弹压和政治的控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的是还需要文化的教化。这个问题随后得以逐步解决，“又三传至选，留意礼文，尊贤下士，荒服子弟，皆知向学，民风为之一变。又二传至粲，封疆始大，建学造士，立《家训》十条以遗子孙，其子孙亦绳绳善继，尊尚伊洛之学，言行相顾，一如邹鲁之儒。昔之争斗攽壤之祸，亦几乎熄矣。何其盛欤！”其中的“留意礼文”“建学造士”“立《家训》”等正是“以文化之”含义上的“文化”手段。

古老中国历来深谙文化对于维持国家统一的巨大作用，认为只有文化上的一体才是“大一统”的根本前提和坚强保障，因此强调“以文化之”、“正风俗”等文化作用。宋濂表彰杨氏土司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宣化，其原因也在于此。也因此，宋濂才发出感慨：“呜呼，杨氏一姓相传，据有土地、人民，俨然如故之邦君。由唐历五季，更宋涉元，凡六百年。穹官峻爵，珪组照映，亦岂偶然之故哉！”

宋濂总结说，“盖谋诗书之泽，涵濡惟深，颇如忠义报君之道，或天有与相之欤？”强调“诗书”的“涵濡”教化功能，从而将“文献”与“文化”紧密联系起来，最终产生“忠义报君”、捍卫“大一统”的政治效果。

最后，宋濂再次提及播州杨氏所出的太原杨氏——也即人人皆知的“杨家将”——事迹：

杨文公大年所行贵迁之先人诰辞，其中书令业则曰：“向事伪主，当朕亲征，爰属危机，能倾丹款。”其莫州刺史延郎则曰：“奋身轩陛，效命疆陲，均甘苦而得士心，袵金革而从王事。”以此观之，其功在国家，泽被生命，可谓厚矣。世奕光荣而弗绝者，虽本天，其亦有以也哉！其亦有以也哉！（《宋濂全集》卷十八《杨氏家传》，又见郑珍《遵义府志》卷四十四《艺文三》）

杨家将为宋朝忠烈之门，也是传统文化中忠义之典型。但奠定杨家将满门忠烈基础的先祖杨业“向事伪主”，本来是北汉的将军，只是后来才归附大宋王朝。自此之后，杨家世代效忠宋朝，建功立业，以忠烈形象留名青史。宋濂以此结束全文，其良苦用心不言而喻——希望远在天边、身处蛮荒的杨氏土司能效仿先人，效忠国家，维护“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则“功在国家，泽被生命，可谓厚矣”。

换言之，早在明朝初期，宋濂就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已经预感到杨氏土司对于“大一统”、国家统一的隐患，所以才不惜降贵纡尊，躬身执笔，亲自为偏远的杨氏写下家传。历史最终证明了他的忧患——在宋濂离世二百一十五年，播州反叛……简而言之，宋濂之初衷不过在于以杨氏先祖的事迹激励播州杨氏效忠国家，最终目的在于维持“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至此，回头再来看嘉靖元年明朝中央颁赐播州土司《四书集注》一事就非同寻常。我们才可以明白其中所蕴涵的重大政治意义，也才能懂得文献及其教化作用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特殊而重大的价值。这也提醒我们，《丛书》是一个整体，对之的利用不能仅仅关注其中某一典籍，而是必须排比综合，泛观博览，融会贯通，合一观之。想来这也是《丛书》编纂者的良苦用心之一。

孔子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意思是说，三十年为一“世”，即使是王者兴起，也一定需要三十年才能使仁德风行。俗言亦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都说明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效果也要长久才能显现，不可立竿见影、一蹴而就。由此要求主政者高瞻远瞩、深谋远虑。

回顾贵州历史，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以“西南巨儒”郑珍和贵州第一位状元赵以炯为例。郑珍的入黔始祖也来自中原，本乃一介武夫，因为平播之战而来到贵州，自此留居遵义。二百多年后，才成功实现从武到文的转变，涵养培育出郑珍这一“西南巨儒”。贵州于永乐十一年（1413）建省，一百余年后的嘉靖十六年（1537）才单独开科取士。开科取士三百多年后的光绪十二年（1886），贵州才出现第一位状元。“百年树人”诚为不刊之论。

“政治之得失，即风俗所由美敝。方志必详此者，固以备黄车之时询，而实守土者求治之要柄也。”（《遵义府志·风俗序》）“厚风俗”，强调风俗对人的潜移默化历来是中国传统。郑珍深谙其义，除《遵义府志》按修志惯例开列“风俗”之外，还在“学校”、“典礼”等卷中不厌其烦地记载诸多礼仪程规，另外还在《田居蚕室录》中专列“风俗篇”。在描述遵义风俗时又言，遵义“人知向学，深山穷谷，犹闻弦诵声。虽夜郎旧地，当与中土同称。”（《遵义府志》卷二十《风俗》）。郑珍在母亲去世后，撰写《母教录》，诚然是一己私人情感之抒发，又撰《亲属记》一书，顾名思义，不过在于简单日常之称谓，之所以如此，究竟目的在使偏远之遵义人知礼义、尚文明。简而言之，移风易俗，期待社会文明，诚乃郑珍之关切和目的。对此，郑珍自己就有着清楚的说明，“所以明体达用，仰副作人之雅化者，又在此不在彼也。”（《遵义府志·选举序》）“作人之雅化”一语至关重要，可谓郑珍的“夫子自道”。

《播雅》一书，或许最能显示郑珍对文献、文化、文明三者关系的深刻理解和社会文明的殷切期盼。《播雅》“计自明万历辛丑改流至今二百五十年间，凡得二百二十人，诗二千三十八首，次为二十四卷。”郑珍自叙收集的原则是“所登载不必尽工，然纤佻恶俗则尟矣。”换言之，郑珍收集诗歌并非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之尽收滥录，而是择其雅者而收之。这不由得令我们想起孔子删修《诗经》的故事，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朱熹《诗集传》）对雅正、文雅、文明的追求和向往，不仅是往圣先贤的关切，也诚为郑珍之目的。这从《播雅》书名之由来也可看出。

《播雅》原名《遵义诗钞》，后“更曰《播雅》”。莫友芝在为该书撰写序言时，叙述遵义历史和文教兴衰以及诗文总集，其原因或许正在于从文化、文明的角度评价此书之价值意义，希望“后之览者，能勿郑重于斯编”，不能仅仅将之视为诗文之总集，而当“郑重”领会他文明教化之深意。这一点在唐树义应郑珍之请为《播雅》所作的序中得到明确的表达：“（遵义）迨入国朝，揉擩雅化，才俊踵兴，扢扬风雅，皆彬彬乎质有其文。”（唐树义《播雅序》）其中“彬彬乎质有其文”意味深长。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遵义地处西南边地，人民虽然具有质朴善良的“本质”，但是这样内在的“本质”如果没有外在文明的教化，最终也不过是“质胜文”之“野人”而已。如何做到“质有其文”，“文”与“质”相得益彰、交相辉映之彬彬君子，这是一个问题。郑珍引《易》“观民设教”和《小戴记》“修其教，不易其俗”之经典语句，阐述自己编纂《播雅》之原因、目的——“是所期于化民者”。（《遵义府志·风俗序》）其文明教化之心如日月般皎然。我们也当如是观《遵义丛书》以及地方历史文献丛书。

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引用罗仲素的话说，“教化者，朝廷之急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日知录》卷十三《廉耻》） 但是文化这样的作用又远非一般人所能看到，“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资治通鉴》卷十四《汉纪六》）也因此，急功近利、鼠目寸光，缺乏政治眼光和文化情怀的官员一般不重视文化事业。

“北学破南荒，风在讲堂树。后来应有人，徘徊不能去。”（郑珍《播雅·尹公讲堂》）贵州文教兴起于东汉尹珍，随着尹珍从京师洛阳返归故里，于是“南域始有学焉”。郑珍以尹珍为模范，将自己的字名为“子尹”，也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化家乡桑梓为己任。斯文在兹，见贤思齐，后来者理当赓续传统、奋发兴起，方不负先贤前辈之殷切期望。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文献、文化、文明三者一脉贯通，浑然一体，不可分裂。其中，文献是基础，文化是手段，文明则是目的。九层之台，起于累土；长江大河，其源滥觞，重视地方历史文献之收集整理当是地方主事者不可忽视之重要工作。

《遵义丛书》，《遵义丛书》编委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遵义丛书续编》，《遵义丛书续编》编委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

该文发表于《当代贵州》2024年第23期。（《当代贵州》为中共贵州省委机关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