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心而行
文/云蒙山人
在我众多的朋友里，赵永刚绝对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这么说吧，他是一个相当"野蛮"的文人。远的且不说，就去年6月，他还开启了“行摄天下——行走尼泊尔”旅程，让我这个深陷四堵高墙中的"傻子"羡暴不已。
说野蛮吧，他又是一个睿智至极的能人。永刚的"简历"，我至少用5张A4纸也说不清。他生于洛南，现居西安，做过教师、记者，经营过教育、文创，走过的路跌跌撞撞，做过的事驳杂反复，一直率性而为，诚恳待人。三十多年的摸爬滚打，让他赚到了很多钱、认识了很多人、经历了很多事，为长篇小说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野蛮而睿智的永刚更有坦诚的一面。2022年春节，听说他回到洛南老家，我急忙带上儿子去拜访，请他“点化”。功夫不负有心人，一航《听赵老师讲大学》貌似颇有心得。我的《听永刚说》发布于都市头条“天空晴朗”后获得超10万的阅读量。
《郭杜》的出世可谓一波三折，疫情肆虐当是主因。这部小说从1991年西安成立高新技术开发区写起，记述了郭耀子、杨英、袁峰、杜芽、杜峰这些年轻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困惑、纺徨、执着与迷茫。学祥称其为“西高新的时代印记”，晓霞誉之为“过自己的生活，观大家的人生”，吴琼读之以为“和陈彦的《主角》有共同的着笔点”，永宏认为《郭杜》里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在30年间的伟大变迁”。如此一来，我更不敢班门弄斧了，只好先欠着这份人情。
但正如永宏所说：“永刚的《郭杜》，你必须说些话，因为他给你写的都是有份量的话……”在扉页，永刚以“文心如竹，轻谈浅歌”相赠。一同寄来的，还有我心心念念的郑板桥《竹石诗》书法作品，这倒让我不知从何说起了。
《郭杜》的环境是时代化环境。这个时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启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改革开放的瓶颈期，如新生前的阵痛，像黎明前的黑暗，充满了恪守良知与随波逐流的生死决择。在这宏阔的历史背景下，永刚以素描功力传神刻画一个社区、一个工厂、一条街道、一块表田，甚至一个公交站牌，完全具备了生动鲜活的镜头感。
《郭杜》的人物是社会化人物。"拆二代"郭耀子"、“教二代"杜芽、"官二代”袁峰、咸鱼翻身的杜峰、乌鸦变凤凰的杨柳、绝处逢生的幺妹……一个个人物身上，都留下了社会浸蚀与打磨的痕迹，无不印证着“适者生存”的普遍哲理。当我们和他们在书中一一相见并共同成长时，无异于间接体验了他们社会化的生命历程。
《郭杜》的语言，是地域化语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永刚《郭杜》中的语言总体来说是不失洛南特色的“西安化”的陕南语言，这和永刚的日常口语如出一辙，也是他"不掩饰、不粉饰、不解释”的“赵氏本色”。“我这就是写着玩呢，和自己、朋友、几十年的生活得以和解。……咱就是做事做人各种做，做出个风轻云谈。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个作家，只是以文字的形式，绽放着、舒服着，寻找内心的释怀和春暖花开。”也 许正是这种自然心态催生的恬淡状态 ，让这部小说的语言呈现出别样的轻松自然。
人，才是小说最重要的因素。这里的“人”，特指写作者或者说作家自己。翻览《郭杜》，我惊诧于它的简洁：没有“狐假虎威”的总序，没有"飞珠溅玉"的代序，没有"王婆卖瓜”的自序，没有"先入为主"的前言，没有“画蛇添足”的后记……就这？没了？！我不止一次地疑感、反思、警醒、钦佩。因为“《郭杜》貌似写了一个镇，实际写了一个国”，它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缩影，空谈还是实干，在这点上，永刚给出了无声的选择。
当我再一次凝视永刚题赠给犬子的“风物长宜向心而行”时，我已然对赵永刚和他的《郭杜》有了更深的了解。“它能使我们不再惧怕现实中的人与事。当遭遇生活的各种挑战时，我们能够泰然自若，沉着应对，心境亦会变得愈发宽容和接纳。”若要说得更具文艺范，其实就是谪仙太白留给我们的耳熟能详的那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
（二O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于洛州彩虹桥寒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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