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重生（中）

郑焕清

永州独钓 冉冉升起一颗文坛巨星

元和元年（806），宪宗皇帝登基，大赦天下。但八司马“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柳宗元几乎绝望，以仕途实现“大中之道”的理想破灭，只剩一支笔了。“宗元无所能，独好为文章。始用以此进，终用以此退”。书生报国，可怜只剩一支笔，所幸还有一支笔。

龙兴寺外雪花已停止飘落，天地孤寂，寒江清凄。一股凄凉悲壮，孤傲不屈的激情在柳宗元胸中涌动，一首千古绝唱喷口而出：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他要独钓永州，用手中的笔去追逐“文以载道”的心中大梦。“弃之山水地，纵情赋《离骚》＂，一颗文坛巨星在永州冉冉升起。

韩柳文章李杜诗，是大唐文化皇冠上的明珠。韩文雄奇俊俏，极富奇思妙想。柳文沉郁内敛，极具思想张力。两人派系不同，史论、哲学多有异见，但文学才华互相欣赏。韩赞柳“雄深雅健是司马子长（司马迁），崔（瑗）、蔡（邕）不足多也”。柳自谦“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两人都主张文以载（明）道，共同领军古文运动，成为双峰并立的文坛巨星。

柳宗元文学作品主要写于永州，贬谪摧残了政治抱负，却激活了文学生命。没有贬谪，就没有柳宗元文学风景，正如没有放逐就没有《离骚》，没有宫刑就没有《史记》，屈辱之水浇灌的花朵格外灿烂。柳宗元文学成就千年来已有无数解读，今天再读仍然风景葳蕤，满目苍翠。

文以载道，外枯内膏，是柳宗元文学的刚劲风骨。柳自幼擅文，12岁就替官要代拟奏章。但“自贬官以来，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之利病”。他说以前“以辞为工”，讲究形式美观，追求辞采华美，炫耀声韵铿锵。现在才知道文章是用来载道的。道不彰，“眩耀为文，琐碎排偶，骈四俪六，锦心绣口”，这样的文章即便“观者舞悦，夸谈雷吼”，又有什么价值呢？反对奢靡文风，反对以辞采掩盖内在空虚。“故吾每为文章，未敢以轻心掉之”。

文章是思想的航船，是载道的工具，是当下的书写。因此文而有道，对现实构成直接或隐喻的关照，是柳宗元孜孜不倦的追求。撇开道的具体内涵，文以载道的主张无疑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主张决定风格，文以载道使柳宗元文章更趋“高古”，更重内在精神气象，形成外枯内膏的刚劲风骨。不仅词工字美，而且内在气韵悠长，意趣高远，识见卓绝。如同枯淡画派，笔力枯瘦，意韵隽永。苏轼说，“所贵乎枯淡者，谓之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也”。从天国跌落凡间，芳华褪尽，生命清孤，文章自然形枯而实美了。大道至简，至朴至巧，平白而深刻是文章最高境界。

当然，今天看来，文一定载道么？大可不必。生活压力山大，为文还需背负大道，岂不沉重。词美情暖的小确幸文章，同样可以赋能社会，给人温暖。

思辩卓绝，立笔见道，是柳宗元文章的耀眼锋芒。柳文精妙，妙在思辨。一篇《封建论》，立论高远，思辨雄健，为唐代政论第一文。

周朝分封建国，长达800年。秦行郡县制，短短20年，优劣似乎立判。史学家班固说，“分封是圣人之法”。唐代藩镇动乱，有人提出以分封解决动乱。柳宗元说，人类社会最初为生存而抱团取暖，逐渐产生首领、天子、诸侯，分封建国，是社会发展结果，并非圣人之意。周行分封制，久则诸侯坐大，灭亡是制度问题。秦行郡县制，短命是暴政民怨，错在政而不在制。唐有叛军而无叛州，是军队失去控制，不是郡县制问题，只要“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封建也好，郡县也罢，＂非圣人意也，势也”。

柳宗元落笔，“诸子之论废也”，千年不休的争论戛然而止。唐宪宗受到启发，发兵平叛，取得“元和中兴”的短暂安定局面。制度“非圣人意也，势也”，被史学家奉为圭臬。制度是时势发展的结果，不以人意（包括圣人意）为转移，时易势移，制度也应发展变革。这一宏论，至今仍如黄钟大吕，震聋发聩。伟人毛泽东读郭沫若《十批判书》时说，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小中寓大，曲笔有道，是柳宗元文章独特气象。柳文大多短小精悍，言有物，文有魂。近代学者林纾说，柳文“忽然而来，戛然而止，每一篇文章之中必有一句话最为有量，最透辟者镇之”。《捕蛇者说》中，蒋氏冒着随时可能被毒蛇咬伤毙命风险，捕蛇抵役，得以“独活”。而其他农户因悍吏逼役，死的死，逃的逃，十年以上住户至今所存无几。蛇毒不算毒，“苛政猛于虎”。小人物，小叙事，小文章却蕴含治国大道。

道而不迷，敢于非圣，是柳宗元文章的隽永价值。韩柳之道虽然总体指向是孔儒之道、圣人之道，但各人心中的道却大相径庭。韩道“醇正”，不容异端，排斥佛、老，圣言不疑。柳道则是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圣言不迷。

汤武神圣，他说汤武“是私天下”。孔子至圣，他批判孔子“守道不如守官”的言论。他继承孟子“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思想，发展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但批判孟子“劳心者治人，治人者食于人”，说“为役非贱辱，为贵非神奇”。“为役者，人役也”。颇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风范。

《国语》是一部记载春秋各国历史事件，涉及国家制度、社会治理、法制建设、伦理道德，“文辞博大，奇异杰出”，誉为圣人圣言的“经典”著作。柳宗元却写出67篇批判文章，辑成《非国语》，对其中某些圣人之道大加挞伐。

《三川震》一文，对周朝大夫伯阳父将周朝灭亡归因于泾水、渭水、洛水流域大地震，说灾异是人类社会变异的先兆，天地阴阳错位，山川错裂，命脉断绝，国家就一定灭亡。柳宗元说，水流堵塞，缺乏财物，国家危急，似乎有点道理，但把人民困苦，社会动乱完全归因灾异，迴避人的作为，政的失范，是不对的。“天要抛弃一个国家，不超过十年”，就更荒谬可笑了。

《非国语》文章，篇篇都是投枪匕首，直刺先王之道。柳宗元说，这些文章参照《尚书》《诗经》《春秋》《易经》《老子》《庄子》《荀子》《离骚》《史记》等著作写成。可见柳宗元之道是“论治证据古今，出入经史百家”，融合儒释道，博采百家言而独树一帜的道。

近代学人章士钊说，“尝论自贾谊司马迁以下，逮至中唐，论辩第一大胆应推子厚。以子厚敢于非圣，敢于反经而无所顾恤也”。因敢于非圣，柳宗元受到最长久最不公的贬责。欧阳修说，“柳与韩为道不同，犹夷夏也。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朱熹说“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柳道不“醇正”，正是千年扬韩抑柳的根源所在。

然而，在历史的广角镜中，敢于非圣，“开宋人疑古风气之先河”，正是柳宗元文章最宝贵的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的致命短板是容易绝对化，把一定时空中的思想言论视为永远不变的真理。孔子说：“三年不改父之道，可谓孝矣”。而人类伟大思想从来不是一层不变的圣言，而是与时俱进的智慧。将一定时空中的“道”，绝对化、神圣化，不容置疑，不容非议，只能使文明或文化在自我轮回中丧失生机，思想的自由翱翔是创新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黑格尔说中华文化只有轮回，没有发展。话虽刺耳，却也中的，数千年来，中华文化不就是在尊孔—批孔—尊孔中轮回么？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敢于非圣，是中华文化的稀缺资源，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这是柳宗元高于韩愈、欧阳修等唐宋文学大家，独领风骚的大美风景。

（待续）

槛外人 2024-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