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生前稀罕高粱。她喜欢吃高粱米饭，擅长用高粱秆穿盖帘儿，70岁后每天都要抿一口纯高粱酿制的白酒。母亲对高粱仿佛有一种格外的情结。
老家太行余脉的山脚下，曾经有一片属于母亲的高粱地。起初的几年种的是一水儿的红高粱，后来又添种了六成的白高粱。
母亲对待那些高粱胜似她的儿女。她风里雨里，为它们锄草施肥，白天黑日地精心伺候，守护着它们，祈祷老天爷年年给个好光景，保佑这片高粱年年能结出籽粒饱满结实的穗子。
母亲的高粱地很小，属我家的自留地，一亩多，远比不上生产队大田里的高粱方阵那样浩浩荡荡。但就这一小块，成了母亲超级的精神寄托。
那时，农村居家过日子，都离不开炊帚和笤帚，用它们刷锅、刷碗，扫炕、扫地。
“我说，今年咱家的自留地换换茬儿吧！来年再种你的高粱，成不？”父亲的话音未落，母亲就还了他一句：“不懂，别瞎掺和！”母亲什么心思，为什么执意种高粱，不光父亲，姐姐、妹妹和我，也都不懂。反正母亲有她的打算。
父亲出身富农，富农的成份已经很高了，排行老二。母亲的出身比他还高，地主，属头把。地富反坏右，这些人走到哪里，哪里臭。那年头，时时处处事事都讲成份，讲出身。母亲知道成份高，对她意味着什么。地主这个又臭又坏的名声，随时都会被揪出去批斗。那些年，成份高的母亲，总认为自己做错了事，特别是“文革”刚开始那阵子，她觉得她犯下了滔天罪行，不知道怎么赎罪才好。于是，除了每天好好劳动，认真扫街，虔诚请罪，低头改造外，对待身边所有的人都毕恭毕敬，不光吃的喝的，慷慨于街坊四邻，使的用的，也常想着房前屋后。比如给人家端去一碗刚出锅的压饸饹，送去一副她亲手纳的千层鞋垫什么的。
母亲精心她的那片高粱，为什么一半种的是红高粱，一半种的是白高粱，这样的规划，母亲是根据用途而定的。每次下地收工了，她总不急着回家，再渴、再饿、再累，也要到那片高粱地里去侍弄侍弄它们，拔拔草，培培埯儿，扯扯干叶子。母亲在意那片高粱的长势和穗的形状，期盼老天保佑有个好收成。收成好，穗子的形状自然好，绑出来的炊帚和笤帚就漂亮。每年收获的时候，母亲像个总指挥，一个劲儿地嘱咐：“我的小祖宗们，千万小心，可别扳折了它们的穗和秆儿！”
高粱，在所有的庄稼里，长得最漂亮。它们的颜色、身姿、气质都没的说。记忆里母亲的那片高粱，看上去非常抢眼，红白相间，林林总总，整个原野数它们不一般。庄稼人认为，高粱给人的感觉和其它庄稼不一样，如果把玉米比作铿锵硬汉，那高粱就是一位柔情的姑娘。它们妩媚婀娜的姿态，轻轻地晃动几下，就显得很聪慧，很性情。它们生动、光鲜、喜庆的谷穗更是招人喜爱。特别是它们的身体随着秋风大幅度舞蹈起来的时候，叶子哗啦啦汇成一派和声，体态柔情似水，从左至右，从前到后，不停地摇曳着，在阳光下划出一道道柔美的弧线，那样子看上去真是很可人。
但，这只是它们的外表，谁又晓得它们内心世界的苦楚？其实，它们比其它庄稼要艰辛得多，一生里承受着太多的不容易。它们没有玉米那样魁梧的身段，没有小麦那样密密匝匝的阵容，没有大豆相互围拢的互助，它们细细的高挑的极柔弱的身板，支撑着与负荷不相协调的硕大谷穗，稍有闪失，就会夭折。特别是在它们即将分娩的日子里，每天要承受疾风的推搡，群鸟的啄食，有时贪吃的牛羊也会闯进它们的世界，给它们带来莫大的压力。
那片高粱，是母亲亲手种的，别人着手她不放心。母亲种高粱有好多年，为什么不种其它作物，母亲心里最明白。后来，我知道了母亲执意种高粱的秘密，但不是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是我猜出的。
我家的自留地，地处山脚，高岗，土很薄，适合种些花生、玉米、谷子、大豆、红薯和高粱，为什么母亲选择高粱，因为高粱除了能添补口粮，收获以后还有更重要的用途。
母亲说：高粱，比玉米、谷子、大豆，都好侍弄，用不着像对待它们那样精心，又是除草、施肥，又是浇水、耪地呀。就像捎带着养个孩子，不用过多地管它们，不知、不觉，它们的个子就蹿得老高，等你醒过腔来，它们已经秀穗了。但母亲说的这些，都不是她执意种高粱的理由，她选择高粱是另有打算的。
母亲每年把收获回来的高粱，打成捆，罩上竹帘子，晾晒起来。这样做，是防止麻雀啄食，否则就会影响高粱穗的质量。等完全风干后，母亲再用木棍轻轻地敲打脱去穗上的籽粒，剩下的就是上好的捆绑炊帚和笤帚的材料了。
整个冬天，每天晚上母亲都不闲着，她从供销社买来麻皮子，用水泡软、理顺，然后在自己的腿上搓成麻绳。即使用水泡过的麻皮，仍很硬，以致母亲的腿常被搓出红印子来，但母亲为了追求她认为她理解的幸福，全然不顾。麻绳搓好了，就开始用脱去籽粒的高粱穗绑炊帚和笤帚，一冬的时间，母亲要绑上百把炊帚和笤帚。再看看母亲的手，哪像女人的手啊，又糙、又黑、又硬。父亲心疼母亲，抢过来他绑，但母亲看不上父亲的大糙活儿。母亲说还是我来吧，你那双手打算盘、拿笔杆子行，哪会干这个。瞧绑得松不拉叽的样子，根本拿不出手，怎么送人家呀！我说：“妈！我来试试！”也许在母亲旁边看多了，也许我带着母亲绑炊帚和笤帚的基因，居然绑的第一把，母亲就非常满意。说：“比你爸爸绑的强多了！出手就像那么回事。”等再绑几把过来，母亲更放心了，记得那年我11岁。后来，我就替母亲承揽下来这项活茬儿，现在绑起炊帚和笤帚都还是行家里手。
母亲我俩绑的炊帚和笤帚，每年除留几把自家用，其它的都送人了，要么按照母亲的旨意由我和妹妹给人送到家里，要么谁来家里串门走时捎上一把。我们的“产品”谁家都稀罕，谁家都喜欢，因为货真价实，再说也不要钱呀，白送。“文革”期间，母亲没有挨过一次批斗。母亲为什么没挨过斗，我经常想这个问题。也许是队干部们厚道，也许是乡亲们善良，也许是母亲执意种的那片高粱起了作用。不管怎么想，母亲是幸运的。因为凭她的身世，在那个风风火火的年代，毫发无损，算是奇迹。
(来源: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