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阅读得多了，总会遇见几本好书。丹麦女作家凯伦·布里克森的长篇小说《走出非洲》于我即是这样幸运的遇见。

1885年，凯伦·布里克森出生于丹麦一个富裕家庭，从小和姐姐弟弟一起接受良好的私立教育。10岁时家庭突遭变故，父亲自杀身亡，她由母亲和外祖母抚养长大。她毕业于哥本哈根艺术学校，后在丹麦皇家美术学院学习。22岁发表第一个故事《隐士》。1913年随未婚夫前往肯尼亚定居一年后结婚，成为布里克森男爵夫人。在内罗毕开办咖啡种植园，雇佣非洲工人。1925年离婚后，凯伦邂逅丹尼斯并成为长期恋人。1931年丹尼斯死于自驾飞机失事，凯伦也因咖啡园倒闭而返回丹麦。1937年，因写作出版《走出非洲》，凯伦名声大振，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62年，凯伦病逝。

凯伦一生充满传奇，正如本书翻译袁田女士所写：我听懂她平静而不失慧黠地借动物、土著、殖民者与命运诉说的心事，看见一个漂洋过海、稍显虚荣的欧洲年轻小姐爱冒险的浪漫天性，在肯尼亚扛枪狩猎，为咖啡园的收成辛苦劳作，战时像个男人一般赶着牛车穿越马赛保留地为政府跑运输。疾病、死亡、失败、割舍，是她生命中不断出现的课题。她与那位仅以只言片语带过的丈夫没能维系住婚姻，却在独身后找到一生至爱，与其飞上蓝天，冲散盐碱湖上千只火烈鸟的粉红色烟雾。

读凯伦的文字，在我不算深厚的阅读经历中会联想起三位作家。一是写《瓦尔登湖》的梭罗，二是我国知名作家汪曾祺，三是写《一个人的村庄》的刘亮程。共同的特点就是细腻、传神、生动，描摹刻画入木三分，且不事张扬。

而凯伦的独特之处更兼有美学、哲学、人文与社会学的多维视角，她总能深刻揭示出她笔下人物和动物以及她所刻画事物的最本质属性和最典型特征，画像能力强，语言穿透力强，个性标识显著。

她写一个叫乔工纳的人：“他是个友善的老人，和他交谈很愉快，他有儿童般的欢快举止，大方脸上挂着鼓舞和渴望的表情。”

她描摹卡尼奴：“要让卡尼奴流眼泪就像让朝圣者的拐杖开花一样……他坐在自己的大家庭中间，像个有生命的稻草人，眼睛炯炯有神。”

她描写当地土著的头人奇南朱伊：“当他私底下敞开心扉和我聊天时，就会展现出许多原创性的思想，以及丰富、勇敢、富于想象力的内心。他仔细思考过生命这件事，并对他持有强烈的个人观点……”

她描写伯克利：“他同样和猫一样的是，他没有原则，却有一堆惊人的偏见……每当他劳累或者不舒服的时候，他就会坠入对大海的念想里。然后他连连哀叹自己的愚蠢，把一辈子的时间都浪费在了大海以外的所有地方。”

不唯对人的描写，对动物也是如此，甚至更为生动。

她对猴群的描写：“高高在上的是一个七嘴八舌、焦躁不安的王国——灰猴王国。他们坐在那里，像树枝上的果子。”

她说“羊群本身是隐忍的一族，既没有尖爪也没有利牙，自身缺乏力量，又没人撑腰”。何其深刻，说的是羊，好像又不全是。

透过她的双眼看见“在落日的金色尘埃里，它们（公牛）排成长队穿过平原踱步回家，安详地行走。它们有水汪汪紫罗兰色的清澈眼眸、柔软的口鼻、顺滑的耳朵。它们在各方面都耐心而愚钝，有时看起来若有所思”。

在她笔下，非洲的原野和大自然是开阔、辽远、深邃、豁达、神秘和变幻莫测的。

正如译者袁田所言，整部小说读下来，你会发现原来她就是那只扑扇着翅膀不让你发现幼雏的鸡鹑，或是一头跳着舞雀跃着或假装瘸了不能跑的瞪羚，躲在这些伪装之下的，仍是那个俏皮一笑的艺术系学生，对花朵、装饰、谈话、自然和人神都有独到的见解，自始至终都追随着戏剧性和生命力，并不是单一的喜悦，而是一种坦然接受对立的相融，是再不需要控制的全然自由。

我理解的书名《走出非洲》，其实是一种重拾和追忆，也是一种放下和凭吊，是对一生挚爱的那一方土地的文字寄存和书写安放，在心之土壤上专门开辟出一角肥沃，播种相思的种子，从此心心念念，任由其肆意疯长。

电影版《走出非洲》女主角由美国著名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出演，把小说和凯伦的生平完美糅合在了一起，并着重强化了小说中被有意弱化处理和极为含蓄表达的爱情、商业及战争，与原著形成互补。遗憾的是那只叫露露的戏精般的瞪羚和那只幽默生动会笑的叫潘尼亚的狗没能出镜，想必是因为这对非人类演员的动物演技要求实在太高。

前面说过，凯伦的文字广受喜爱，并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在授奖仪式上曾说：“如果把此奖颁给美丽的迪内森女士（指凯伦），我会更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