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璀璨星-谭佛佑》
谭佛佑 (1939 — )贵州平坝县人， 1939 年 7 月出生于甘肃兰州。
九三学社社员。
谭佛佑于1942 年随父回到平坝。
1950 年考入平坝中学。
1954 年考取贵阳高级农校，因病休学。
1956 年考入安顺一中高中部， 1958 年转学贵阳六中， 1959 年毕业后．由贵阳市教育局安排在贵阳六中教务处任职员。后被保送到贵州省教师进修学校俄语专修班学习俄语。
1960 年 8 月，毕业回六中教俄语。
1962 年因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精神，非大学本科生不能在中学任教，于 1963 年重新回到小学任教，先后在贵阳市会文小学、实验小学、成都路小学等校任教。
同时，考取贵州省函授学院中文系，坚持业余学习，并坚持业余文艺创作。“文革”中受到冲击，决心弃文习史。
1973 年重新调入贵阳市云岩三中任教后，利用教学之余，潜心趼习教育理论、中国文化思想史、中国哲学史、贵州历史文化教育等课题，在《贵州日报》、《深圳特区报》、《贵州文史丛刊》、《天津师大学报》等省内外数十余家报刊发表了《唐代医药学校述略》、《贵州设科与思南田秋》、《明代贵阳学校建置沿革考略》、《李端棻与中国近代最早的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试论颜元的教育思想》、《论王阳明的教育思想》、《孔子健康教育思想研究》、《夜郎简论》、《论墨子的教育思想》等近百篇文章及论文。
1980 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古人勤奋学习的故事》一书。后游学杭州大学、复旦大学等六所学府，向陈学洵、张瑞藩等十余位教授、资深学者问学求教。
1981 年到威宁石门坎考察教会在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办学兴教育，继而写成《本世纪初贵州石门坎教会苗民教育述评》一文发表，稿酬捐给石门坎学校。
1981 年 10 月调贵州教育学院任教，后被评为教授。
1999 年获曾宪梓高等师范优秀教师奖，并于是年退休。曾任九三学社贵州省委教育委员、贵州教育学院支社副主委，连任三届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理事；现任西南教育史研究会理事长，贵州民族教育研究会、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贵阳王阳明研究会理事。
在教育学院任教期间，开设过《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中国哲学史》等 10 门课程，指导过北师大博士生，西南师大硕士生数人。两次捐款数千元给教育史研究会作学术活动经费。在省内外 28 种刊物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曾参与编写《中国教育通史》 ( 第三卷 ) 、《中国教育家评传》 ( 第一卷 ) 等六部书和主编《中国教育管理制度史》、《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国教育史》以及《教育大辞典》 ( 教育史卷 ) 、《中国书院辞典》 ( 任编委 ) 等两部辞书。
1999 年 12 月被聘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国教育家协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谭老师，我们一行被其满屋珍藏的书籍所震撼，潜心研习教育理论、中国文化思想史、中国哲学史、贵州历史文化教育等课题数十年来，谭老先生在数十种学术刊物发表《论黔中王门与明代贵州的书院》《贵州石门坎教会苗民教育述评》等学术论文近百篇，主编有《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先秦卷、《中国教育史》《中国教育管理制度史》等著作。
谭佛佑老师，籍贯湖南武冈，贵州省教育学院（今贵州师范学院）教授、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生于甘肃兰州，成长于贵州，主要从事中外教育思想、教育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在贵州省教育学院工作期间，谭教授先后为本科学生开设过《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中国哲学史》等多门课程，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作为“中国教育史、中国书院史、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研究丛书的编委，谭教授先后主持或参与编写了与中国教育有关的历代教育论著、中国教育通史、中国教育管理制度史、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等系列丛书，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正是由于专业的相关性，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谭教授便开始关注并搜集与李端棻有关的研究资料。在此基础上，谭教授萌发了对李端棻研究的兴趣，先后撰写了研究李端棻教育改革思想与活动的系列论文。
对李端棻的优异表现给予充分的肯定。
本着对谭佛佑老师的崇高敬意，同时也本着对李端棻文化研究的深厚情怀，2021年4月28日下午，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院长周术槐教授一行驱车到贵阳新添寨水锦花都——谭佛佑老师的住地对其进行了专访。
专访是以谭佛佑老师的学术发展历程作为切入点开启的。谭教授满怀激情地向现场人员披露了其多年以来的学术心路历程和工作基本情况。其中，有收获的喜悦之情，也有奋斗的艰辛历程。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谭教授曾被作为特聘教授，在贵阳学院的前身——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学生讲授了三年的教育学方面的课程。这让来自贵阳学院的访谈者们倍感亲切，自然增加了访谈现场的亲近氛围。
对于李端棻文化的研究，谭教授思绪万端，感慨万千。他说，早在三十多年以前自己就开始了对李端棻先生的研究。谭教授认为，“李端棻作为贵州知名的历史文化名人，毕生致力于强国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创新，不仅是近代中国教育史的骄傲，也是全体贵州人的骄傲！将李端棻文化研究好、开发好、利用好，这是贵州文史领域的专家学者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基于这一感慨，谭教授着重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其对李端棻文化研究的思考。
关于李端棻文化的研究方法问题。谭教授强调，一定要有大格局、大视野、大历史观的研究态度。在这一过程中，决不能人云亦云，凭空推论。在研究的过程中，要有思想，有内涵，有整体观念。李端棻生活在中华民族居于危亡与社会大动荡的历史时期。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朝廷高官，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思想可谓是时代的产物。其《请推广学校折》的颁发与印行，就是为了教育强国，为了让更多的莘莘学子成才、成人，共同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
关于李端棻与戊戌变法的关系问题。谭教授指出，李端棻肯定是领导与参与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然而，作为一段众人皆知的重大历史事件——戊戌变法，过去由于受革命史观的影响，一些民众至今对于戊戌变法的定性存在误区与偏差。这一状况的存在，直接影响了对李端棻的研究与评价，也影响了民众的历史认知。因此，要研究与挖掘好李端棻文化，就必须对戊戌变法的爱国行径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否则，就不可能让李端棻文化的研究得到深化与传播。
关于李端棻与贵州教育发展的关系问题。谭教授指出，在贵州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李端棻晚年回归贵阳后，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但李端棻的贡献却深深地影响了贵州教育的整体发展。晚年李端棻在贵州开展的系列教育活动中，他不仅组织创办了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原贵阳师范学校的前身，后被并入贵阳学院）、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今贵阳第一中学的前身），而且还对贵阳达德学校的人才培养与未来发展十分关心关注。这些教育组织机构，在贵州近代学校人才培养的历史上，成效卓著，影响达于今天。对这些学校人才培养的模式与成效的深入研究，可以更加凸显李端棻文化的当代价值，更好地服务于富民兴黔的多彩贵州文化建设事业的需要。
在谭教授看来，历史研究一定要注重历史事实的研究，切忌凭空臆测。为此，做好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至关重要。所谓基础工作，就是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的问题。李端棻文化的研究就是如此，其他的历史文化、历史人物的研究同样如此。目前研究李端棻文化的主要依据，基本来自《请推广学校折》和《普通学说》两本小册子。这对李端棻文化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在未来李端棻文化的研究过程中，针对李端棻未刊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需要学界同仁做出更多艰苦细致的基础工作。
此外，谭教授还就原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组织成立与发展的历史、原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与原贵阳师范学校之间的渊源关系、原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与贵阳学院之间的关系向访谈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追述。强调教育的发展与时代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学校之间的调整与组合，不能简单地看作平行的组合关系。有现实的需要，也有发展的需要，更有办学层次提升的需要。
访谈结束后，谭佛佑教授让访谈者们参观了其书房藏书概况。在参观现场，谭教授还向访谈者展示了其所获得的系列学术荣誉证书。对此，大家高度称赞了谭教授数十年来取得的系列学术荣誉成绩。作为学界楷模，大家期待谭教授在未来的日子里对李端棻文化的研究给予更多的富有针对性的指导。
在访谈现场，谭教授还进行了签名赠书活动。
本次专访得到了贵州省农村开发扶贫促进会秘书长秦仁智先生的大力支持。贵阳学院图书馆工作人员彭阳敏、王兴东参加了当天专访活动的现场录制工作。整个专访活动进行了近四个小时。宾主双方期待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李端棻历史文化品牌的打造工作。
对于贵阳市地名文化，谭教授也颇有研究，一个个妙趣横生的地名故事在他高声和缜密生动的言语中娓娓道来…
图云关：两度改名，因避讳终定名图云
图云关，旧名油榨关。早在明末清初，这里迤逦的山势，雄拔的冈峦，可谓峻岭拥峙，有如狮蹲虎踞，渐成津梁关隘。且山口还建一小亭，供迎来送往商旅贾客驻足小憩。东通一道，可抵湖湘楚豫，乃至京师，为滇黔二省车书玉帛之所会。山下一路，市民渐趋云集，亦渐成市井。特别是出现了许多以榨油为业的手工作坊，聚居于此。于是民间便随意将山上关隘称之为“油榨关”，山下之街市称之为“油榨街”。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有顺天宛平人王燕，迁贵州巡抚。甫下车，即疏请在贵州一些未设学校的州、县、卫所，立即设立学校，尊师儒之教，以培养黔省人才为己任。同时，劝民垦荒，并推行五年不征田赋的经国裕民之道。
康熙四十年（1701年），王燕察觉油榨关当时只是因山就险铲治未施，随意开辟，故通道逼仄，且小亭早已朽圮。如此景观，完全不足以为省城之形胜。而且一切过往客商，游宦逆旅，亦不可能停轨延睇，以稍舒其行迈之劳顿，或驻足发皇华之吟咏。
此外，还考查了油榨关名的来历，仅仅因其居民生计作业，故关名似觉俚俗，且缺少文化内涵。于是，决定自捐俸给，“庀材鸠工，命吏董役，芟柞其蓁芜，逶迤其蹬城。险者夸之，隘者拓之，倾颇者平之。”新建其关楼，同时还增建关帝祠和“纪思”“可憩”二亭。这一巨大工程，“一丝一粟，不以烦民”，竟“告成于积月之间”。并将“油榨”易名为“图宁”。
在封建社会冷兵器的时代，国家建关设隘，目的是防卫守护。《易经》中早就如是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但王燕却另辟蹊径，认为当时清王朝已“弘一统无外之业”，社会渐入承平之世，惟有“修文德而绥远方”，让广大平民百姓能过上安定宁静的生活。作为地方“宁民者”的“父母官”，“务先去民所苦，而与之以休息。”“必先之以菽粟之足”“而又劝之务本以阜其财用”“俾安其业而遂其生”这正是《尚书·君牙》篇中所总结的，为官者对待平民百姓只有“思其艰以图其易，民乃宁。”王燕重修“油榨关”并改名为“图宁关”，其深沉的历史人文的文化内涵，其根源就在于此，可让人发人深省。
随着时光的流逝，转瞬120年过去了。至道光元年（1821年）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即位。据说当时就有人提出“图宁关”之“宁”字，有犯道光帝“旻宁”名中“宁”字之讳。按中国封建时代的“讳法”，“国讳”当避皇帝之名的“讳”，于是，当道遂改“图宁”为“图云”。从此“图云关”之名一直到今天，仍然为筑城民众所熟悉。
地名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因民间榨油工坊聚集而得名的“油榨关”，后因为官者对待百姓应“思其艰以图其易，民乃宁。”有深刻含义而改名“图宁关”，最终因避皇帝名讳而定名“图云关”，简单的一个地名背后却有着超乎想象的深厚文化和历史渊源。
谭老师从书房中取出他参与编撰的书籍——2009年出版的《贵阳地名故事》，细细阅读，贵阳大街小巷地名背后的故事与传说跃然纸上。
——省府路在清代称“大抚坊”，是当时的巡抚衙门。民国时期，衙门改建为贵州省政府，道路名称也改为光明路。后四川著名军阀出任贵州省主席，兼任贵阳市市长，对城市建设进行一番“改造”，拆贵阳城墙之石，先砌就光明路，并将光明路改称省府路，沿用至今。
——喷水池最早的地名叫黑石头，1626年建外城后逐渐形成街道。1927年，贵州军阀、省主席周西成修建马路。1929年，周西成在镇宁阵亡后，其妹夫毛光翔继任省长，在黑石头街修建了最早的城市广场，在广场中央竖立了一尊面南的周西成铜像，民间俗称为“铜像台”。1952年拆除铜像台后修建了喷水池，喷水池从此有了新的地名名称。2010年，为缓解老城区交通拥堵，拆除喷水池环岛，以及建设四个渠化岛，新建了4座有喷水池的花圃，保持了喷水池地名的实体标志。
……
书中有地名故事百余篇，共六百余页。细细品读，繁华城市脱去了华丽的外衣，故土的街头巷尾增添了厚重朴实的气息，历史变迁的浩瀚卷轴跃然眼前，那是一种“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喜悦，更是一种“溯流而上，寻根溯源”的深沉。
“每一个地名都是一段历史、一段故事，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人类活动的结果，也是自然环境变迁的见证。地名里既蕴含着历史文脉，也饱含着‘城市乡愁’，它们是承载着城市居民乡愁的精神纽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地名不仅是一串暖心的回忆，更是一座城市文化风物的凝聚释放，它的独特魅力超越了‘名字’的意义，具有浓郁的文化和情感色彩。”谭佛佑说。
《花溪公园麟山改名的故事》
贵阳的花溪公园，被世人誉为高原明珠，而又以山水灵秀名闻遐迩。
就山而言，恐无人不知其麟山的奇秀俊伟，堪为公园中最独具特色、最为秀美的山峰。
其麟山之名，早在清代乾隆年间之前，尚未出现，民间皆称其为狮子山。为何改名麟山？这还得从明清时花溪伯阳寨的名门望族周氏说起。
今天公园中的麟山脚下，在登山阶梯的道旁，立着一通很不起眼的石碑。
其实，正是这通不起眼石碑的碑文内容，道出了狮子山改名麟山的原委。
石碑系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花溪有关部门重新整饬花溪公园时，将清代世居伯阳寨（亦名柏杨寨）的周氏名宿周奎老先生的名著《麟山记》，由花溪当今著名书法家黄旭忠先生以隶书书写勒石，立于道左，永供游人瞻习，《麟山记》的内容，文字不多，然言简意赅，现全文录之于次，以备赏析并探索周奎老先生将狮子山改名麟山的根由。麟山记金精之刚，群毛之特，其〓耏耏，其耳帖帖，是之谓狮。毛虫之长，岁星之精，游必择地，翔必择处，是之谓麟。二者何异乎尔？狮无角而麟一角也。吾家祖居伯阳寨，寨东半里许，有山如伏狮状，旧传为狮子山。
顾予读《十洲记》，钩爪巨牙，铜头銕额，虞世南赋之，狮也，无所谓角也。又读诗疏义，麇身牛尾，马足圆蹄，尔雅释之，麟也，谓其具一角也。狮麟之辨，辨之角而已。兹山头角触天，几于百仞，峻嶒峭削，见日增光，麟兮麟兮，夫复何疑？且夫麟之为灵昭昭矣，不群居，不旅行，何其义也！不履生虫，不践生草，何其仁也！王者至仁而始出，刳胎破卵则不至，何其智也！独怪其不游于广漠之乡，而磅礴发越，昂昂然为吾家作保障，其将以仁德示吾子孙，俾族姓皆寄怀振振者与？若然，则为吾子孙者，宜以仁厚宅衷，勿以谿刻遇世，体山之德以行吾行，安知不头角倚天，爪牙拔地，巍巍乎与此山并峙乎？
于是黜狻猊之误，传钟吕之音，改其号曰麟山，狮不得而争也。其下有溪水出，亦改号麟溪，并取伯阳寨而更之曰麟阳寨，并创解也，纪其实也。
后有作者，其以予言为不谬否？乾隆丁未暮春之望日记 是《记》撰于清乾隆丁未暮春时节，即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从《记》的内容看，周奎认为：麟山一般认为“如伏狮状”，故“旧传为狮子山”。但狮与麟之区别，在其角而已。而“兹山头角触天，几于百仞，峻嶒峭削，见日增光。”故“麟之为灵昭昭矣。”并以“仁”“义”的人文社会意义付之，故改狮子山为麟山，自然而然也就顺理其章了。
不仅如此，还将其世居的伯阳寨改名为麟阳寨，将麟山下的溪流名为麟溪。充分体现了周奎对“麟”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周奎，字照域。其先祖系湖南祁阳人。明初以武功授官贵州毕节卫指挥世职。七世祖周永新（亦作允新）于明万历中官川北道佥事，致仕后，始迁居新贵县（治在省垣贵阳），后新贵县并入贵筑县，于是周氏遂为贵筑人，并世居贵筑县南乡捕属里的伯阳寨。周奎自幼性聪敏好学。十四岁丧父，家剧贫，可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草屋茅茨不蔽风雨。常薪樵、割麦，终年辛劳以分母忧，稍得休息，即出袖中所藏之书读之，即终日无食，仍手不释卷，专心苦读。至夜，母亲一边纺绩，一边燃麻杆以照奎读书。每当母亲常以家庭的穷困而感到对儿子养育不周的欠疚时，周奎却以孔门高足、德行首科的颜回“箪食瓢饮、穷居陋巷”而被后世永远赞誉的事迹，来宽慰母亲和自解自释。故从不以贫穷而废学，更不以贫穷而砭节。周奎刚到弱冠之年，即以廪膳生录取县学，取得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终于高中庚子科举人。留京七年，应礼部试报罢后，遂绝意举业，潜心论学，回归教授乡里，训迪子孙，随即声名远播。
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终于被授开泰（今黎平）教谕。施教认真严谨，训迪谆谆有致。当时县中有某生托校中某学书，以三百两银子作为寿礼馈赠周奎，希望能为某生关照，补入县学，取得正式学籍，结果被周严词以拒，严加斥责。其实某生此前已考试合格，已得录取。待其入学后，周奎又对其谆谆教诲：“汝入学士流，初进不可不慎，入路一差，恐终身行事瓦裂矣！自是，汝当循理安分。行险侥幸慎勿为也。”不仅如此，而且还对某学书革职查办，绳之以法。周奎在开泰任教的业绩，深得各界的盛誉。特别是时任贵州学政的顾皋更是敬重和赞誉有加。
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周奎告老辞去教职，还归故里，以敦教乡里和训迪子孙为事。自少至老，论学“以敬恕为宗”，经常教育后辈引《礼记》说：“无不敬俨若思”，并以《论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教人如何做人。认为做人的“万事万理皆在其中”。教授生徒总是：“先行谊，后文章”，也就是把德育做人永远放在首位。
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卒于家，享年八十一岁。周奎一生，著述不多，除《立命篇》《劝学篇》《来西录》《仙人洞记》和《麟山记》外，唯有在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八月弥留之际，总结其一生对家庭子孙的训教的力著《家训》一篇，却永远启迪光耀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道光《贵阳府志》全文著录，永作史鉴。周奎的良好“家训”，确实收到了良好效果。其子际华、际钊（有章）皆以进士出身。际华知江都、河南辉县，捐修百泉书院；际钊入翰林选庶吉士，改为改为刑部主事，去官归掌省垣贵山、正习两书院，兄弟均政声卓异，训迪有方。其孙琐等数人，亦以进士起家，亦入翰林。正因为周奎的品行业绩，在当时就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嘉、道时曾任过贵州巡抚的名宦贺长龄和吴振棫，都为周奎作《传》，而且于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还专门疏请建乡贤祠入祀。该祠建在贵阳南明河畔的武侯祠侧，曾任贵阳知府并主持《贵阳府志》编纂的周小湖（作楫）观察专为祠题联：先民是程，上溯濂溪道脉；大名不朽，长依丞相祠堂。
《贵阳府志》并将有关《传》略，均全文刊载，永远彪炳史册。至于周奎在《麟山记》的行文中所取溪水、改村寨、山峰等的名称，均有着各自不同逻辑演释。溪水，虽被取名为麟溪，但在民国年间直至今日，不论民间称呼或官方政区山川江河的命名，仍以花溪名之，花溪之名，从未被麟溪所取代。麟溪也只能在《麟山记》的碑刻中留下一个历史的印记。
至于麟阳寨的名称，除周奎的《麟山记》中的记载和立于麟山下的碑文中所能看到外，其余只能在吴振棫：《乡贤周照棫先生传》中所说的：周奎的七世祖“致仕由毕节迁贵筑南乡捕属里麟阳寨”。仅此一说，别无多述。有关贵阳建置的史志，亦多以伯阳寨或柏杨寨名之。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花溪区行政区划，乡镇街道、村镇地名，作了不少的调整。如花溪公园周边民国时期麟山乡的柏杨寨就改为吉林村，及后又改为吉麟村。不过据一些年届耄耋的“老花溪”，在和笔者的摆古叙旧时，也往往以“柏杨寨”言之。
说到“伯阳寨”周氏的轶事时，大都是交口称赞，感叹不已，至于周氏世居之村寨，从未有言“麟阳寨”者。
当然，这只能说是一种社会人文历史变迁的正常现象。然而，周奎老先生所改名的麟山，恰好与上两事例相反。
自乾隆年间《麟山记》的问世以来，时至今日，岁月的流逝，已有两个多世纪，而花溪公园中的麟山，仍然是那样峻嶒峭削，崔嵬灵秀，英姿天成。
麟山之名，不仅永远梓行于各种史志、版集之中，而且也深深镌刻在千千万万游览高原明珠——花溪的迁客骚人的心灵之中。
至于狮子山之名，同样也只能从历史的文征《麟山记》中去探寻一些历史的记忆。这同样是一种历史文化变迁的正常现象。也只能勾起一些文化人士怀旧思古的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