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肖云儒（陕西省文联原副主席，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书法家）：培元询及对《群山》的印象，久未函复。大作未读完，愧于联系也。一部近50万字的书，竟读了整整一个多月，创了我读书之慢的纪录。不是读的“懒”，而是读的细。这是一部密度很大的书，一部有重量的书，一部不能快读、不能略读的书。我一页一页、一行一行读过来，有些章节拐回去读，《后记》读了三遍。

 这部书写了一位山一样的革命家，写了他群山连绵的同代人，写了陕北老百姓山一般高耸厚重的生命追求。结构有山的走势，脉络与皱折自然连绵而又层次分明，字里行间弥散着陕北高原的气势又蒸腾出作者雄浑、沉着的山文化气质。读着读着，“群山”便完成了它在书中的本体象征。既是群体人格的象征，又是总体风格的象征，还是意蕴内含的象征。

 许多作者都在创作中追求气，却不是所有艺术作品都可以言气的。有的作品精致而少有气势，有的篇章不乏气势而全书又缺乏凝聚，缺乏贯通。这也许和作者把对气的注意更多地放在了艺术表现和文字表述上有关。《群山》的气，自本而来。

 《群山》贯穿的气势来自陕北高原人文地理和社会历史的深处，便有了一种博大。作为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群山》在篇幅上没有狭隘、简单地集中到传主身上，倒是以相当的篇幅描绘了陕北的山川风物，铺展了人物活动自然的、人文的空间。甚至让我感到作者有一种高原情结、崇高情结，笔头一触及陕北高原，崇高审美的兴趣便燃烧起来，由景及人，由物及心写开去。这是纪实文学、传记文学中不多见的。作者对山川风物的铺展，当然不只是单纯的自然美再现，其中有着深层的群体人格象征、文化心理暗示和人物性格的烘托。自然之气灌入了社会人生和人物形象之中。

 《群山》贯穿的气势来自传主马文瑞的革命生涯和人格力量，便有了一种沉厚从容。马文瑞作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在六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各种激烈的斗争，承受了各种罕见的艰难，处理过各种复杂的问题，遭受过各种委曲和挫折，也和各式各样的人共过事。他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工作经验、处世经验，是成熟的革命家，也是阅世甚深的老人。马老坚定执著，有原则性，也宽厚、平和、沉着、从容。在陕北革命最早一批领导人中，马老虽然年轻，却以他的修养而有了长者风范。他能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实事求是地待人处事。书中写出了他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革命领导人的敬仰、热爱，也写出了他对高岗、王明等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真实的印象和感受，写出了他对陕北闹红和延安时期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这些理解和认识，由于有亲身的经历和长期的实践为依据，又经过半个多世纪岁月的沉淀，经过不断深化的党和时代认识的理性关照，不但闪现出历史的光彩，马克思主义的光彩，也闪现出人生的光彩。传主马文瑞的这种气度、襟怀和境界，现在深刻地转化为作品的内在气质和风格。这种转化，得益于培元深入的采访和体验（他在马老身边工作了好几年，又多次沿着马老战斗、工作过的地方跟踪采访、反复体验）；得益于作者和传主同在一块土地上生长，吸纳了同一块土地的精华；也许更得益于作者和传主在气质和性格上的某种相类和呼应——我们在全书沉着、从容、宽厚的气质中，既感受到了主要人物的气质，也分明感受到了作者的气质。作品、人物和作者在气质上相谐，谐而共振，相聚，聚而成势，全书便有了一股打动你的力量。

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

《<群山>之气》之第一部分

第68章：革命者的爱情像陕甘宁边区的天空一般湛蓝纯净。马文瑞与孙铭的婚礼极其简朴又隆重感人

 生活是艰苦的，工作是紧张的，但一切都又令人感到充实和愉快。熬过了许多血雨腥风的日子，多少人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奋斗不息，为的就是建立一个公正、合理、平等、光明的新世界，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眼下，终于有一块属于人民自己的土地了。在这片被许多人用鲜血和生命染红的土地上，共产党将继续率领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开辟新生活，建设理想的新世界，以至把这块土地不断地扩大，直至血的红色蔓延到全中国……在难得的工作间隙里，年轻的西地区党委书记，不打扑克，不下象棋，除了看书，就是喜欢一个人在那里思考问题，憧憬未来。当别人看见马文瑞独自在窑洞里走来走去的时候，那常常是他正陶醉于憧憬的幸福之中。作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他最先从孙中山那里，而后又进一步从马克思和列宁那里得知了自己奋斗的目标是美好而壮丽的，但那还只是一些抽象的理论。他喜欢联系眼前的实际，借助于想象，把这些理论具体化。这往往是他最感幸福的时候，也使得他不断地获得着新的力量和奋斗精神。所谓革命者，就是这样一些富于献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是把一切都寄托于为国家、民族和公众利益服务，并随时准备为破坏一个不合理的旧世界而牺牲一切的人们。马文瑞显然属于他们中间的一个。

 这天晚饭后，他正一个人兴致勃勃地在窑洞的脚地上走来走去，妇女主任路志亮进来了，表情有些异样，进了门，还几次回头朝后看。他踱到门口一看，是孙铭低头站在门外，双手抚弄着衣襟。他请她进到窑里坐下，她显出很不好意思的样子。路志亮说：“马先生，噢不对，马书记，孙铭同志想和你谈谈。”马文瑞一听，脸呼地红了，说：“好吧。”路志亮忙说：“那你们谈，我还有点事。”说着出门去了。窑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两个人都沉默着，谁也不说话。在未来之前，孙铭最担心的是他见了自己，会不会像别的领导那样，用兄长的态度，像对待小姑娘一样的口气和自己说话?但直至眼下，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特别是看到他脸涨红了，心里便得到一种宽慰。显然，他不单单把自己视为一个刚刚由“抗大”毕业的毫无工作经验的青年、一个无足轻重的扫盲干部看待，而同时也觉得是面对一个渴望得到重视和关注的年轻女同志吧。这么想着，她起初有些紧张的心情平静了许多，甚至大胆地抬起眼睛，羞涩地望了他一眼。发现他比初来的日子黑瘦了些，却显得更精神了，有一种男子汉的阳刚之美，掺入了自己初次遇到的那个文静俊秀同学的气质中。这又是她整天思念着的那个“他”所不曾具备的。新的发现使她觉得欣喜。“你坐。”马文瑞请孙铭坐下来，不是坐在时常接待客人的那把靠窑窗的白木花椅上，而是自己办公时常坐的那把椅子上。他是涨红着脸，把椅子移过去请她坐的，表现了特殊的礼遇。孙铭说：“谢谢文瑞同志。”她对自己用这个称谓很有些吃惊，但这是她早已预备好了的。她下决心在同他见面时，不用所有的人都用的那个“马书记”，觉得“文瑞同志”这个称谓会使相互间的距离更贴近一些，同时也是在提醒他：你面前的这个人，同你是平等的。她没想到他竟然对这个称谓那样感兴趣。马文瑞为她倒了一杯水，又拉开抽斗，取出一包炒南瓜子，打开来，放在她面前说：“你吃瓜子。”随即自己也抓了一把瓜子，坐在客人常坐的花椅上。见孙铭还不说什么，他便说：“你们的扫盲识字试点搞得很有成绩，总结出来，可以在全区推广。”孙铭说：“我们正在总结，主要是杨润之和杨清他们搞，我不行……”“什么时候学会谦虚的?我听杨润之同志讲，你工作很积极，很出色，特别是能和群众打成一片，这很不容易。”孙铭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用手指慢慢剥着南瓜子。

 她心里很矛盾，有几分高兴，也有些失望。他这个人，怎么一开口总是工作、工作，好像除了工作就没有别的话可说?表情又总是那么严肃认真，使别人也不得不跟着严肃认真起来。其实她并没有看出来，当他谈着工作的时候，并不像平时同别人谈话那么目光专注，说那一番话时，他只瞄了她一眼，目光里明显地透着窘迫和热情。“怎么样?生活能过得惯吧?吃杂粮行吗?”谈完工作便是这几句领导人关心同志的“习惯用语”。孙铭隐约地感到有些失望，心想这不是明明要送客了吗?少女的自尊心开始左右着她了，她突然站起来说：“马书记你忙，我走了。”她万万没想到，这句话会引起他那么强烈的反应。他突然从花椅上站起来，显出很窘迫的样子说：“你坐，坐嘛，我这阵儿又不忙。”孙铭说：“你不忙，西地区还会有谁忙?”话里面明显地有些埋怨的味道。马文瑞笑着说：“再忙也不能慢待了孙铭同志嘛。”这句逗笑的话，倒使她很受感动。第二天，在同一个时间里，当孙铭自己走进马文瑞的窑洞时，他却像变戏法一样除了南瓜子，还拿出炒豆子和又红又亮的小沙果来招待她。她不晓得他是从什么地方找到这些东西的，但肯定是专意给自己准备的。这些小吃食，变得格外香甜可口起来。这无声地表明了他对自己的到来是欢迎的，真心欢迎的。尽管他的表情还像昨天一样的庄严而凝重，甚至还保持着那种严肃的意味。这往后的谈话，就显得比较随便，也谈工作问题，但开始更多地谈及各自的出身和经历，谈个人的生活感受和人生体验。当文瑞轻声地谈着话时，孙铭感觉不到他那种领导人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完全平等的交流，是同志式的，更是朋友式的。

  “孙铭同志，说一说，你是怎么参加革命的?”她注意到了，他从来不像别人那样叫她“小孙”。这就像她称他“文瑞同志”一样，互相都感到有些不同寻常。

 “我的经历实在太简单了。家在西安，父亲先从军后经商，家里比较有钱，西安城里唯一的一家西服店就是我家开的。父亲娶了几房姨太太。我的母亲是原配，在我很小的时候便被迫吞金身亡。我从小对那个家庭不满，觉得充满了封建色彩和铜臭气息。后来我上了中学，参加了‘民先’，上街演说，下乡演戏，宣传抗日救国。国民党特务把我们抓起来，后在西安无法存身，便决定到延安来投奔革命。三姨妈对我不错，她偷偷给我九块大洋，送我上路。我们步行至三原，找到潘自力同志，就被介绍到了延安，我的身世和经历就这么简单。”

 “像你这样的出身，能出来参加革命，其实并不简单。”马文瑞很认真地说。“背叛封建家庭，放弃优裕的物质生活，冒险到延安来吃苦、闹革命，这需要很大的决心和勇气。这与贫苦农民参加革命还不同，穷人走投无路，只有革命一条活路可走。你的面前似乎有许多条路，你家里有钱，可以读书留洋，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总之，在你父亲他们看来，干什么都比出来闹革命强嘛。”

 “除了跟共产党闹革命，我什么也不会去干的!我看透了那个吃人的封建家庭，恨死了那个乌七八糟的旧社会。在那个环境中，我连一天也不愿意待下去了!”她讲这些话时，有些激动，态度异常坚决。

 孙铭的话，深深地打动了马文瑞的心。他猛然感到面前这个16岁的女子长大了许多，觉得她那激烈跳动着的年轻的心，同自己是完全相通的。他望着她，惊奇自己在几分钟以前还多少认为她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妹妹，如今他眼里的她，却是一个具有较高觉悟的、满怀革命雄心壮志的战士，一个对革命的未来充满信心的青年同志。他很理解她的心情，她是在中华民族危难时刻投身革命的，是在抗日浪潮空前高涨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千千万万爱国青年中的一员。他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十年前的自己，看到了那个在暴风雨中，面对着大理河的汹涌洪流而情绪激昂的痴情少年。“她，难道就是自己理想中要找的那个志同道合的革命情侣……”当他心中刚刚闪出这样一个念头时，觉得脸上一阵发烫，那种男同志身上很少有的羞涩感又一次困扰着他了。他曾经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那是由家庭包办的封建婚姻，像一场痛苦的梦……他的感情世界，依旧是一片空白，空白一片。孙铭，就在这个时候，步入了他心中的伊甸园。从此，这个经历了千辛万苦的“老革命”，遇到一个令他心神不安的新问题，他常常感到有点无能为力。马明方看出了他的心事，临离开蟠龙镇时笑着说：“文瑞，你可要加把劲儿，把个人的事情办了。你的条件好，竞争有力量。”马文瑞红着脸，微笑着不置可否。

1937年10月，即马文瑞来西地区工作三个多月以后，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成立直属工委，陕北地区一级党委取消，各县直接由边区党委管辖，决定派马文瑞到陇东一带工作，担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

 一切都来得过于突然，直到即将离开蟠龙赴陇东上任前夕，在工作和斗争中一贯胆大心细、很有办法的马文瑞，仍然没有勇气向孙铭表露心迹。几次话到嘴边了，都因那蓦然而至的该死的羞涩感，使他失去了一吐为快的勇气。他也试图期待孙铭能首先表白，但她每次到他窑里来，却并不流露同志以外的任何迹象。他很担心，她还年轻，只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可信赖的领导和兄长，并没有任何别的意思。他甚至劝告自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但另一个声音却说：“如果这个机会错过，你可能会终生后悔!”他犹豫不定，坐卧不安，甚至彻夜难眠。终于有一天上午，当窑里只有他和她在一起时，他努力鼓起勇气说：“孙铭，西地区机关取消后，你怎么办呢?”

 她低下头，心事重重地说：“我也不知道。”

 窑里静下来，周围的一切都像在竖起耳朵倾听着他们这一番严峻的对话。

 “你愿意跟我走吗?”

 孙铭不说话。

 窑里又是沉默。

 在这当刻，他拿出笔和纸很快地写了一张纸条递给她。她接过来，只见上面写道：“我愿意你做我的终身伴侣。”

 他终于想出一种方式道出这句想了好些日子昼夜折磨着他的话来了。这如同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把年轻的姑娘惊呆了。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甚至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她怀疑这只是一个梦境。“我愿意你做我的终身伴侣。”这是文瑞同志的心里话吗?难道我一个小女子，对于他果真就那么重要?她不相信，不相信这是他的真心话。她老半天呆愣着，不知如何是好，只是用惊异的目光注视着他，老半天，竟不由自主地说：“不，我……我有朋友!”

 连她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讲出这样一句话，像晴空里的一声霹雳，使马文瑞羞悔难耐。他瞪着眼睛，大半天不知该说什么，突然一反常态地说：“有了你就走吧。”孙铭泪流满面地离开他的窑洞……他一个人呆愣在那里，老半天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他才缓过神来。“不，我……我有朋友!”那句可怕的话，又在耳边响起来。这是他最害怕听到，又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也是他那极强的自尊心所不能接受的。他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更想不明白，她说的是事实还是为了婉言谢绝而随便找的一个借口。听说是有几位男同志在追求她，但并没听说她有朋友呀!唉，不管怎么说，人家有就算了，感情这事情，必须两相情愿。但当他坐下来，想照例看书时，却怎么也看不进去，脑子里老是刚才那件事。他干脆躺下来，却丝毫没有倦意，感到痛苦不堪。整整一个晚上，他都在痛苦的折磨中辗转反侧。他把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那是她在极度窘迫的境况下，临时逼出来的一句搪塞的话。

 第二天早晨，当他还和衣躺在炕上，听见有人敲门。他说“进来。”便起身下地。门开了，进来的竟是路志亮。路志亮说：“马书记，孙铭有事找你。”

 马文瑞冷冷地说：“有事回窑里嘛。”

 孙铭进了窑门，低头立着好一阵儿，小声说：“我……愿意跟你，到陇东去……”说着，便像受了极大委屈的小妹妹，伏在他的肩头上，小声地哭了。

 这出人意料的转机来得太突然，太猛烈了，令人几乎难以接受。他很快便明白从昨天到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了，胸中郁结的疑雾，顿时消散。仿佛黎明之后太阳升起来了，光芒四射地照耀着一切，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而幸福的感觉鼓舞着他。他张开有力的手臂，把孙铭拥抱着。他觉得自己在流泪。她的啜泣里，也渐渐充满了欢乐。

 革命者的爱情像陕甘宁边区的天空一般湛蓝纯净。马文瑞与孙铭的婚礼是极其简朴的，但又是最隆重最感人的。他们这两个人的结合，被周围的同志们视为大家共同的喜事。两人凑了点钱，在街市上买了一百个鸡蛋，煮熟了，款待前来祝贺的同志们，每人居然可以分吃五个鸡蛋。大家又凑五块钱，在蟠龙街一家小饭馆订了一桌饭。吴岱峰来吃饭，还特意带一瓶酒祝贺。这个空前简朴的婚礼，从此传为美谈，成为一种新风尚，兴起在延安火红的年代里。

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第四届、第五届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