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我就是出屋门上个房,娘的心也揪揪着。 秋天生产队分了鲜地瓜,切成片运到房顶上去晒。我上房摊晒地瓜片,有时候攀着墙头上,有时候踩着梯子上。我借助鸡窝爬上墙头,墙头一尺多宽,娘站在墙头下不停地嘱咐说:“慢着点儿,别踩墙边沿,这只脚踩实了再抬那只脚。”高高的木制梯子看上去有些单苗,娘站在梯子旁不停地提醒说:“把梯子放正了,别竖太直了,太直了容易栽倒,两手抓牢梯子框。”
娘看我登上房顶,倒退着走到南屋房下——那样能看见房顶上的我,冲着我大声喊:“别到房檐近边上来,别从后房檐往下扒头看……”娘的眼神儿随着儿子的脚步爬上爬下,心随着儿子攀墙头、登梯子,半张着嘴,在心里替儿子使着劲儿,担心着,直到看着儿子登上房顶、下到地面,嘴才合上。
第一次出远门是1967年8月17日,我们六七个同村小学同学步行上乐陵县城看“形势”。当时“文革”运动进入高潮,群众组织出现了两大派,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派叫“八一八”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那年我12岁,小学生不够加入红卫兵的年龄和条件,当“红小兵”。我们相约上乐陵看看是“思想兵”胜了,还是“造反派”胜了。娘不让我去:“一帮孩巴浪子,懂得啥?还看‘形势’!听说到(乐陵)城里三四十里,看不累瘸你的腿!到城里人生地不熟的,哪里吃哪里住?谁愿意去谁去,咱不去。”
我跟娘说,我们几个商量好了,自己带着干粮,朱林希的哥哥在乐陵一中念书,我们投奔他去,一中学生停课放假了,我们住到一中的教室里。娘拧不过我。临行前的晚上,娘烙了几张白面饼让我带着。我跟娘说来回三天,娘给烙的饼足够吃四天。
我从小爱吃娘烙的饼,娘烙的饼很厚实,表皮泛着淡淡的焦黄,刚出锅时嚼着嘎嘣脆香,伴着麦子的香甜味儿,要多好吃有多好吃,现在回想起来嘴里还即刻冒口水。娘说,天热,凉干粮两三天不熥(teng)会“丝孬”(发霉)。饼水气小(分少),丝孬的慢(事实上,第三天我从乐陵回来的时候,吃剩的饼也开始丝孬了)。娘又给了我几块钱。该死,娘给我多少钱记不得了。
从乐陵回来的前一天下午,我心想,来乐陵也算是出远门了,给娘和爷爷买点啥呢?我看见大街上有卖西瓜的,此前赶杨盘集时还没有卖的,于是买了一个8斤半的花皮西瓜。第二天背回家,可惜了,我不会挑选西瓜,买回的西瓜不太熟呢。大概娘认为这是儿子的一份孝心,西瓜本身生熟不要紧,因而一句埋怨的话也没说,脸上连一丝不高兴都没挂。
爱上写稿后,平日晚上不敢独自出门的我,也硬着头皮经常晚上出门儿了,到邻村去做调查采访。娘一次次地不厌其烦的劝说我:“大晎上(晚上)黑咕隆咚的,别往外村跑了,磕着碰着的没人看见,谁管呀。”娘说这话的时候,满眼担心和慈祥地看着我。娘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我晚上出村的,她辛辛苦苦把儿子拉扯大,将来是不是孝顺他们先不说,是怕眼下有个什么闪失呢。我说:“娘啊,你儿子长大了,长本事了,走夜路不那么害怕了,你就放心吧。我不上远处去,这些村都是三五里远,抬脚收脚的空儿就到了。”
夜晚出门,娘比我自己还不放心我。每次回来,都看见娘盘腿坐在炕上,或坐在炕沿上,抽着旱烟,等我。每次,娘都是把院门对齐了关着,为的是我回来开门有声响,娘隔着屋门窗户就能听见了,娘就知道是她儿子回来了。每逢这样的夜晚,娘的耳朵就搬家了,娘把她的耳朵搬到院子里、门洞子里去了。屋门是偏掩着的,只要顺手一推它就开了,她儿子就能一侧身便进到屋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