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温柔地走过许多城市乡村，其中许多地方被自己倾情泼墨，纵使无甚特色的城市，也在自己手里遥想近思，涉笔成趣。蓦然回首，我把文字频频留给那些远远近近的风景，那是别人的故乡，却不曾回顾自己的来处——献县。

献县，成为我文字的空白。

当生我养我的献县成为“老家”的时候，无论疾走还是漫游，我都热衷于将自己搬运到一个个远方，津津乐道于“走得远，世界属于你”。当旁人在故乡的短笛长箫中兀自沉醉，我却在浩瀚如海的故乡文字里木无表情。

故乡，被我丢了。

尤其是每至秋末，我在一连串关键词里搜寻着久远的故乡记忆：纪晓岚，金丝小枣，献王，四十八村，古单桥，燕京啤酒，华北第一堂……这些又让我生发出关于对血脉、根基、乡情、乡音的反刍。多年以后，首次以这种方式眺望家乡，内心陡然生愧。

对家乡形成的“概念”已久远，小学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四十八村换新颜》。四十八村，那个时代的全国人民都知晓它所包含的特殊意义，幼年的我们却并不明白自己与这个曾经苦难的地方同处一阜。小升初的试卷里有一道填空题：河北省省会是——？回答这问题着实让像我一样的农家子弟费尽周折，简陋的教室里一阵骚动，监考老师也难以控制，混乱中，忽然，一个家人在外工作的同学失控般大声说出答案——石家庄。

石家庄。这在当时，让我们意外极了。那时的省会从保定迁到石家庄十几年。我们足未出村，只偶尔听说“城里”——村民把县城叫“城里”。一个小伙伴的家人在“城里”工作，有一天她被家人抱上一辆突突叫着的拖拉机去“城里”，伙伴们跟随那辆拖拉机跑出很远，很远……在我心中，这是一座远得像天边一样的大城市，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直到在淮镇读完高中，到献县一中填写报考志愿时，我才第一次来到“城里”，看到那些区别于村里低矮土屋的二三层楼房，形状怪异的老教堂，一中学生宿舍里的暖气片……而“河北、沧州、献县”的概念，还是离开献县时才惊讶地形成：哦，原来，世界这么大！

之后关于这个地名的记忆就不甚体面，直至生出如潮的悲凉了。那时高考后来到石家庄读书，无论在火车上还是商场、街道的随便一个地方，甚至参加工作后，人们自然地问及出生地，奇怪的是，那些五湖四海的人们，对“献县”二字的反应惊人的一致：贫穷、乞丐、落后，末了，再问一句：你家就在四十八村吧？紧接着，投向我的目光意味深长。这让我在相当长一段光景里，无比惊讶中，艰难地咀嚼着某种异样的况味，吃力地适应着那一束束射向我的目光。后来的后来，才得知，许多贫困县与献县旗鼓相当，但献县的“名声”却要响亮不知多少倍。

这样的心路，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所有离开献县的同代人共有的记忆。

由是，我和那时与我一同高考跳出农门的一代人并无二致：回顾那片养育自己的土地时，心情的复杂无以复加，大家在一边拼命地挣脱，其实在积聚内力，力图改变现状。在我们工作后十年，时光已经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的同学们一个个脱颖而出：医生、军官、官员、教师……犹记得，一位分配到省某要害部门工作的高中同学，工作不久就为家乡争得修路的资金，一条从307国道通往村子的公路让他的乡党骄傲至今。

是啊，自豪，是发自内心的。眼下的人们，在石黄高速上动辄时速120以上，有急事时一天轻松来回，可知彼时的交通有多尴尬！离开了，可以无病呻吟地吟诵黄昏、垂柳、池塘、蛙鸣，而身在其中的时候，那满街的泥泞，那遥遥无尽的土路，那费尽周折的返城和回乡路，拥挤破旧的长途客车，接站时因误点而久等不见的家人……终于，在一派泥泞跋涉中，那个昔日偏远贫瘠的小村子修通了一条宽敞的公路。虽未眼见，却可以想象同学的那个小村冲天的轰动。

偶尔，同学们聚在一起，也曾谈论纪晓岚何时归了沧县？质地成色无与伦比的金丝小枣为何敌不过赞皇、平山甚至山西的大枣？证据确凿的毛公墓为何成为河间发展经济的名片？……这些年走过全国许多地方，类似境况，比如襄阳和南阳、青田与文成等都为某历史文化名人的争夺而尴尬，我的家乡没有，纪氏的归属变故令各方相安无事。每当自己心力不足的时候，就寄望于那些远比自己“出息”的同学能为家乡做些能够落地的实事。毕竟，献县成为“老家”这是每一个离开她的人躲不开的宿命，就在这样的畅想和期冀中，我们一个个人到中年，继而老年，而家乡，也闪亮地嬗变着：近处的风景，其实别有情味。

我的家在韩村乡韩村本村，为原建国县政府所在地。离家之前，“建国县”的名称也是老父亲经常讲到的，至今留有当年建国县的许多遗迹。韩村主街道就有一棵据说两千年的古槐，这个村子的历史至少要长于古槐吧，有几次我站在这棵树下抚今追昔，慨叹几十年间，不曾被我注目的它已经老成标本……我也在最早的烈士塔下读完小学，经常爬到塔里抚摸石碑上那些烈士的名字，马本斋的名字赫然在列。后来，烈士塔随着光阴流转而破败，衰朽，孩子们经常从其间拎出几条蛇……于是国家拨款在村南重建，成为一处爱国教育基地。

父亲是老私塾生，算得上村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凡村里的文墨之事都有他的身影。早年经常见他戴着老花镜捧着厚厚的书津津有味地读，他给我们讲过一部取材于韩村一带的抗日小说《战斗的青春》，这部书与我有着一种莫名的联系，父亲说告诉我们，我和两个姐姐的名字都来自这部小说里几个女子。父亲特别告诉我，这部书的作者雪克是献县人。离家读书后我曾在石家庄寻找这部书，遍寻不见，2007年我在清华大学进修一年，特意扑进清华朴雅的图书馆里苦苦查找，终于找到一本被人翻得发黄卷边的这部书，触摸着一个个被岁月尘封的人物：许凤、秀芬……终于圆了一个不甚久远的梦。

徜徉献王墓、古单桥、毛公墓等，我被深深触动着。尤其古单桥，它带给我的是深深的刺痛。我在桥头伫立良久，内心的某处隐隐作痛——它比我曾频频光顾的赵州桥、卢沟桥毫不逊色啊！桥栏的随便一个石狮子，都让我想起著名的“卢沟晓月”。有同学在县电力局工作，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执意让他帮我找到一本1993年的《献县志》，在文物一章中，“单桥”赫然在首。后来单桥被评定为“世界最长的不对称石拱桥”，足见其价值。随着近年的山乡巨变工程，这座隐匿于小村一隅的“善桥”“画桥”一次次迎来新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旅游爱好者前来观光凭吊。

近年来，穿梭于至少扩大了十倍的县城，抚摸那些光阴的镂刻，感慨和唏嘘或许只能属于像我一样的回归者。

近乡情更怯。

置身县城一派乡音袅袅，我会在瞬间产生惮于张口的尴尬——我几乎不再可能与家人畅快地说献县话了。平时每遇乡音的场合，我也总有说话的顾虑，这曾经是我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心结——我已可耻地抛弃了乡音。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身边大多江浙一带的吴侬软语，他们大多听不懂我的献县发音，为了适合沟通，我曾努力学说普通话。那时我的一个同处在石家庄的高中密友说一口“夹生”话：普通话和献县话极不自然的拼合，现在想来，她那时在试图学说普通话。像黎明前的黑暗，那样的夹生显得怪诞甚至荒谬，听后极不舒服，于是本已偏向普通话的我，立即让自己止步，我让自己保持一口纯正的献县话。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自己这种非此即彼不置可否。直到后来调到教师岗位，普通话成为第一要务，我让自己一旦站到讲台必须讲出纯正的普通话。奇怪的是，从此却忘却了献县话的发音。非常惊羡身边的某些同事和朋友，普通话与家乡话的切换就在转身之间。渐渐地，普通话成为我的“正餐”，有那么一天，我惊奇地发觉，自己再也说不回献县话……

走出去，是为了回来。不知谁最先发明这句话，是否代表了所有游子的心声？故乡是什么？故乡在哪里？这样的追问或许毫无意义，也曾下意识地为自己对故乡的疏淡寻找注脚。而今，故乡给了我响亮的提振，任何文字皆关联于彼时彼境，故乡，就是一枚任何高科技都无以抹除的胎记，我仍然一如既往地认同青年的自己对故乡的挣离和回归，并且一直热烈下去，因为我对自己的骨血和肉身的来路顶礼膜拜。

像风筝一样，我们的根被故乡牢牢掌控，飞得再高、再远，哪怕已经挣脱了地心引力，也不会飘离。有些执念，已经植入筋骨血脉，纵使让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使用最复杂的化学方程式，也难以溶解、分离。

看似飘忽，其实故乡让自己踏实、回归。

近乡情更切。

那些顾自高飞的游子们，之所以忘乎所以地飞，皆因为，他的身后，有一处恒久不变的、给予他殷殷凝视和托举的——故乡，于是他才飞得酣畅、无忧。

是啊，我以为故乡被我遗忘，其实，故乡一直就是那枚沧桑的风铃，被我挂在了岁月的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