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工作的小城离老家不太远,也隔三差五地回老家看望母亲,可次数毕竟有限,而且都是来去匆匆。弟弟是名职业画家,天南地北地去写生,举办画展,也不经常在家。他在县城买了房子,回来后还要挥笔涂抹,忙于创作,也不能经常在家陪伴母亲。两个妹妹都已成家,各有各的家庭,各忙各的生计,也不在母亲身边。
父亲去世后,母亲成了空巢老人。八十多岁的人了,独居豫北老家,守着那座老宅院,过着一个人一个家的日子。庆幸的是母亲身体还好,能自己照顾自己,可毕竟八十多岁的人了,生活上还是有诸多不便。
为便于联系和操作,我们给她买了部老年手机,并按年龄大小将我们的手机号码设置成最简单的1、2、3、4。母亲给我们打电话,拨1是我,拨2是弟弟,拨3是大妹,拨4是小妹。母亲一个人独居在家,我们也放心不下,经常给她电话,关心她的身体和生活。不过那些隔着空间的电话,总有点虚无缥缈之感,怎么说也不能代替面对面的相见。如果时间太久不回老家,母亲便会抱怨,说你们都长大了,一展翅膀都扑棱扑棱地飞了。
有道是当差不自由,平时工作忙,好不容易盼到春节假期,我便迫不及待地回老家,陪母亲过年。
已经两年没回老家陪母亲过春节了。2020年春节,我本来想在老家过年的,结果武汉出现了疫情。大年三十,我正准备给母亲包年夜饺子,突然有消息说武汉疫情扩散了,马上要封村封城。母亲听到消息后顿时紧张,催促我抓紧回城,说村子一封还不知道会封什么时候,封在村子里你怎么上班。
当时手机上电视里有关疫情的消息铺天盖地,各地援鄂医疗队,多位知名专家,还有许许多多志愿者,纷纷奔赴湖北,展开了一场与病魔抗争的人民战争。由于对新冠病毒还缺乏充分的认识,也没有对付它的特效配方,当时的气氛非常紧张,仿佛空气里到处都飘浮着可怕的新冠病毒。村子封了,商品不流通,我走了,八十多岁的母亲怎么办?我不肯走,要留在村里陪着母亲。母亲发了火,说,你赶紧走,我一个老太婆怕啥。
事后母亲才给我说,她当时担心的不仅仅是怕耽误我上班,是怕我在村里染上了病毒。她说你们城里各方面条件都比村里强,万一有点什么事也好想办法。
我听后鼻子酸涩,眼前蓦然浮现出战争片里经常出现的画面——母亲为掩护儿子,猛推他一把,吼:你快走,快走,走!
如果我们也生活在那个年代,电影里的场景肯定也会在我和娘身上出现。
前一年,疫情防控还未彻底放开,单位三令五申,要求所有人员不得离开所在城市,必须就地过年。我只能待在家里,哽咽着给母亲电话,说今年又不能回老家陪她过年了。母亲却释然地说,不回来也好,现在有手机,联系方便,抽时间常给娘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就好。
终于等到疫情缓解,春节假期可以回老家了,买了年货,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妥当,我便驱车回了老家。
母亲仿佛有预感,那么冷的天,她居然搬个小马扎,正坐在胡同口朝村外瞭望。她颤巍巍站起来,看清是我的车,脸上露出花一样的笑容。
一位本家婶子见了我说,你可算回来了,你娘已在这里坐了俩钟头了。
胡同还是原来的那个胡同,只是已物是人非,院子左右的人家已房倒屋塌,残垣断壁。我家的老宅院显得孤立无援,像一个还未被攻克的阵地。县城的触角已伸到了村子的四周,有一半的人家已搬进了社区的安置房,过上了宽敞明亮,水电气暖齐全的城里人的生活。
母亲不同意拆迁,说她老胳膊老腿了,上下楼不方便,还是住农家院心里踏实。
其实楼房里有电梯,也没啥不方便的。我知道那只是母亲的借口。人老了都怀旧,她是想把最后的记忆都留在这个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宅院。
宅院还是那座宅院,只是我们都不在家,年久失修,显得很破落,风烛残年的样子。唯有那两棵树枝繁叶茂,勃勃生机。
记得其中的那棵老槐树,还是我和弟弟从村外移栽过来的。那时我们还小,我大概十来岁的样子,弟弟也不过才六七岁。那棵老槐树当时还只是个小树苗,比拇指粗不了多少,如今它已伸臂难搂,遮天蔽日了。每当春天来临,便开出一树的槐花,满院飘香。粗粗一算,树龄差不多该有四十多年了吧,那棵老槐树却很有点壮志不已,老当益壮的劲头儿。那棵柿子树也不甘示弱,秋天到了便挂满一树橘红色的果实,将它一年的美好全奉献给这个收获的季节。
平时都是母亲颤巍巍地自己做饭,既然来了,我便让母亲歇着,准备自己动手,给母亲包年夜饺子。
母亲不放心,问我会不会。我说您放心吧,我全会。其实我哪里是全会,我只会包饺子,至于盘馅、和面还都是第一次。
饺子馅来之前就盘好了,老婆怕我到老家为难,提前盘好了菜馅。
加面,添水。加水,添面。总是弄不到合适的比例,白面不是搞不团结,就是稀稀拉拉地犯自由主义。
不是那样的,先用掌后用拳,用拳头杵,杵得次数多了,面就和好了。母亲坐在一旁,唠唠叨叨地给我指点,语气里全是殷切。
杵了又杵,还是达不到理想的程度。母亲挽了挽袖子说,还是我来吧。
我上了驴脾气,不就是和个面么,不信弄不好。我执意不让母亲插手,自己来。母亲嘴上责怪着,脸上却全是笑容,说,你这孩子,还像小时候一样倔。
母亲说我从小就“挨死打”,做错了事不管怎么打,一句软话也不肯说,地方也不挪一下,在哪儿打的就站在哪儿,梗着脖子一步也不跑。母亲说她打完了也心疼,见我仍在太阳底下站着,便拉我到阴凉处,可拽都拽不动,拽走了我又转身回来,仍要站在挨打的地方。
母亲说哪有大人不打孩子的,大人一打,孩子跑开,也就完了,可你就那个驴脾气,真拿你没办法。
我说,我怎么不记得了?母亲说后来知道你脾气倔,就不舍得打了。再说,我打你,你姥姥打我,把你惯得脾气越来越怪。
姥姥是位烈属。姥爷抗战时期便参加了八路军,浴血奋战,抵御外患,将小日本赶出了中国。后来又马不停蹄地投身解放战争,在解放邯郸的战役中光荣牺牲。
母亲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姥姥二十岁便失去了姥爷,含辛茹苦将母亲拉巴大。我是姥姥的第一个外孙,她自然会像老母鸡一样护着我,不肯让我受半点委屈。
父亲也很少打我。我记得他唯一一次打我,是因为一把工具刀。我家对门是名电工。那天他闺女甜甜脖子上挂着一只亮闪闪的工具刀给我谝。那把工具刀太漂亮了,亮得能照出人影。我很想得到那把工具刀,于是便趁她不注意,用我那把生锈的小刀割断了她的挂绳,将那把工具刀偷偷塞进了墙缝。
甜甜不一会儿便发现她心爱的工具刀不见了,哇哇地哭着跑回了家。甜甜她妈领甜甜找过来,说她闺女只和我玩了一会儿,怎么就没了呢,一定是被我偷了去。甜甜她妈递上那根被割断的挂绳给我爹看,说你看看吧,还是新印儿。父亲问我见没见甜甜的小刀?我哪肯承认。父亲应该也认同了甜甜她妈的判断,狠狠地打我的屁股。我仍咬着牙说,不是我,就不是我。搞父亲得很没面子。甜甜仍在哇哇地哭啼,甜甜她妈也在不停地唠叨,父亲也是真的急了,将我朝腋下一夹,直奔东坑。父亲说,今天你不承认就把你扔进东坑里。东坑的水很深,前不久刚淹死了一个孩子。父亲将我的头朝水里一按,我才哇哇地承认了。
当年那还是件很丢人的事,现在说来已成了笑话。
跟母亲陈芝麻烂核桃地聊着,面和得差不多了。也只能算差不多了,因为我忘了一道很重要的工序,醒面。面和好以后要醒,等它慢慢发酵,就像一个熟睡的人要等他慢慢醒来。面不醒就睡眼朦胧,迷迷瞪瞪,哪来的精神。世上的道理大抵都是相通的,许许多多的事情要耐下心来,要等,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和机遇,否则就会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
和好了面还要醒,醒好的面才柔,才软,才会乖乖地听你的话。这是我回城之后,问过老婆才知道的。当时我感觉和得差不多了,便开始动手包饺子。
没醒的面,很硬,用力捏边儿,可还是龇牙咧嘴,像受了多大的委屈。我只好反复捏,才勉强将饺子包好了。母亲不肯离开,就坐在旁边欣慰地看我包饺子。因为还要留着大年初一的饺子,整整码了两锅苤儿。只是由于皮太硬,捏出的饺子胖瘦不均,模样丑陋,像群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
突然想起多年前一件事,我问母亲还记不记得那年的纯素馅饺子。
母亲问哪一年?
那年大年初一,我和弟弟早早地就醒了,眼巴巴地等着吃新年饺子。那年代一年也吃不上几次饺子,饺子是很奢侈很奢侈的奢侈品。孩子们扳着指头盼过年,无非是盼着几件事,穿新衣、吃饺子、抢鞭炮、看玩锤。新年到了,条件好的家庭会给孩子做件新棉裤新棉袄,条件差的也要买几尺布,做件新褂子,罩在破棉袄上。再就是吃饺子,再穷的人家,过年也要吃顿饺子,无非是馅里肉多肉少的问题。吃过初一的饺子,孩子们便疯一样朝外跑,听到哪里鞭炮响就朝哪里跑。新年放鞭炮,难免会有几个哑的,孩子们便撅着屁股满地找。有捻儿的就小心翼翼地拿去再放,没捻儿的就剥出炮药,堆在一起点吱花。常有孩子抢得急,刚捏在手里,炮又砰地一声响,将手炸得稀里哗啦。我们村有帮练拳的,练的是大洪拳。练拳在豫北老家叫玩锤。每到春节那帮玩锤的就会叮叮咣咣敲一阵锣,拉开场子热闹一番。那已经是我们过年最享受的一场大戏了,过了这天就只能再等元宵节,去县城看踩高跷了。
听到外面已响起了鞭炮声,我和弟弟连忙穿好衣服,只等吃了饺子去抢炮。可是母亲刚进里间,便“呀”地一声出来了。原来初一的饺子全被老鼠拉光了。
母亲没办法,只能重新做。不知从哪里找出两棵葱,糊了勺葱花,剁了棵白菜,又和了面,就那样做了顿不带半点肉星的素饺子。
母亲笑,说可不是,那时是真穷,哪能想到现在饺子也成了家常便饭。
我说还有一年,那年大雪,我和弟弟去村外雪地里玩耍,意外地发现一只不知是被黄鼠狼还是狐狸咬死的鸡。鸡肚子全被掏空了,却没有被那东西吃完。我和弟弟便将那只鸡拎回了家。母亲舍不得扔,将鸡洗了又洗,然后就掺进了饺子里。结果吃得一家人都拉稀,去茅房也得排队。
母亲被逗笑了,说是有那么一回。
皮硬,饺子煮了半天才熟。母亲先盛了几个,拜过了各路神仙,然后坐下来,戴上她的假牙,很有仪式感地捏着筷子,欣慰地说,尝尝俺大儿子包的饺子。那神情好像要办一件很庄重的事情。
饺子皮厚馅少,又硬,我吃着也费劲儿,母亲一口假牙肯定更费劲儿,但她却笑盈盈地说,嗯,好吃,好吃。
饺子好不好吃另当别论,不过母亲的心情肯定是好的,看得出她满脸的欣慰和满足。我不禁想起那句话,母亲的爱是大海。儿女们只回报给了一滴水,她们便心满意足了。
春晚一年比一年烂,已成了鸡肋。电视开着,我们基本没怎么看,吃了年夜饺子,母亲便和我家长里短地拉呱,问了这家问那家,孩子们永远是她的牵挂,永远是数不完的牵挂。母亲突然想起了什么,问我今年多大了。我说您忘了?我属龙的,再过两年就退休了。母亲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可不是,你都快六十的人了。我说您也不想想自己,过了今天您就八十六了。母亲微微一笑说,可不,不知不觉,老了。
聊着聊着,夜已经很深。母亲催我快睡,说一早还要去拜年。
母亲年岁大了,我劝她赶快休息。母亲躺下了,我却不想睡,拿出来时带来的一本书,准备在阅读里度过除夕夜。不是还有守岁一说么,我要坚持到天亮,不为自己,只为给母亲守岁。
禁放的除夕之夜显得特别安静,可惜年味却越来越淡了。开始阅读前,我悄悄地来到屋外,想给这个除夕夜,给这个不知什么时候就被拆迁的小院,还有那棵等春天来了还依然飘香的老槐树和那棵秋天挂满果实的柿子树,拍张照,留作纪念。
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好兆头,瑞雪兆丰年。
是啊,过了这夜就是新年,母亲也就八十六了。明年、后年、大后年,以后若干年,我依然会回老家,陪母亲过年,给她包年夜饺子。
娘在,家就在,娘在,我就还是个孩子,一个有人牵挂,有人惦记,幸福的孩子。
我知道母亲不肯搬迁,宁肯守着这个破落的老宅院,是想给我们守着一个家,一条路,一个血脉相连的家,一条思乡的路,顺着这条路,我们便能找到灵魂的归宿。
母亲节马上到了,我又想起了豫北乡下的老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