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李景超

（1994年4月11日晚，夜不能寐，思念父亲，撰文如下，寄托哀思）

      父亲坟头的青草，已经荣枯十五个年头了。

      清明节前，我携妻儿去给父亲扫墓。纸钱燃成灰烬之后，琦儿给他未见过面的爷爷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当天夜里，我梦见了我那可怜的父亲。

       父亲的一生，是贫穷的一生。

       父亲名宝章，生于1915年。穷人一辈子不过生日，因此我从不知道他的生日。

      父亲病逝于1979年12月20日(农历11月初二)，享年65岁（虚岁）。

      据父亲说，他小时候，家住礼泉县药王洞乡王店寨子村南头东排第三家（就是李志孝家后来住的地方），三间大院的庄基。当时家里还比较富裕，祖上留下了几十亩旱田。我爷爷李镇藩，是个远近闻名的秀才，以教书为生，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不幸的是，他后来染上了抽大烟，把土地、房子以及所有的家当都卖光了。万般无奈，只好到礼泉县城替人写信、写状子挣钱糊口。这样，勉强支撑活到49岁就去世了。

      爷爷去世后，父亲和我的祖母没有住处，只好住在本族信天主教的五曾祖父李生枝家。据母亲说，当时伙房很小，只能安口锅，风箱拉不开，就往墙上掏个窝窝，把脊背放进去。

       为了谋生，父亲小时候在县城给人家当过店伙计。那时候当伙计，除了站柜台，还要给掌柜的烧炕倒尿盆。稍不如意，就要挨打。在旧社会，这叫“立铺子”。

      年龄大了点，父亲在王店西张村给他姐夫家当过几年长工。

      民国18年，陕西关中大旱，蝗虫铺天盖地，把庄稼一扫而光。父亲讨饭至他舅家时，人家闭门不开。父亲从此再也没有和舅家来往（从我记事起，每遇乞讨者上门，父亲总要送上一点吃的，从不空过）。

      解放后，共产党把地主曹鼎坤的一个空院子分给了我家，还分了几十亩地。我曾见过由母亲保存的县长签发的地契。有了土地，日子就有了转机。但是只好过了三两年，土地和农具在50年代初就入了农业社，生活又变得很艰难。

      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他原本想通过合作化，使农民得到的土地不再失去，永远走上幸福之路。但他高估了人的觉悟，想不到农民会“磨洋工”。生产队从来就没有搞好过。搞了将近三十年，不得不在八十年代初解散了。我们寨子村的生产队在全乡是最差的，一个劳动日十分工，只值一两毛钱。父母没黑没明的干上一年，还挣不够口粮钱。每到过年，全家人就坐在炕上发愁。父亲常说：“我太想吃一碗麦面面条了！”但一年之中，也难得如愿几回。父亲的这句话，成了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由于家境不好，父亲一生中只照过两次像。一次是在甘河工地上与民工的合影，另一次是1952年办“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证”时照的一寸头像。去世时，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现在老家挂的那张照片，是由会员证上的小像反拍的。

     父亲一生穷途潦倒，又病魔缠身，真是多灾多难。五十年代，他给生产队拉麦子，不慎从车上掉下来，摔在村南边涝池旁的碾盘上。那时仗着年轻，没歇几天就下地干活了。后来却落下了四肢关节痛，严重时连路都走不动。

      1958年，当时我才四岁。记得有一天，父亲突然被人搀回家，满脸是血。原来他给生产队打井，吊桶的绳子断了，装满土的桶砸伤了他，差一点儿连命都没了。

      由于身体不行，他常年给生产队喂牛种菜，一天只挣六分工，而妇女却要挣七分工。我小时候，随父亲睡在菜地的牛棚里。有天晚上起来解手，糊里糊涂躺在了牛槽里。父亲醒来突然不见我了，吓得大声喊叫，生怕跑到外边被狼叼去。最后终于在牛槽里找到了我。当时我脸都磕破了。

     1973年，大约七、八月的一天，父亲给生产队割苜蓿回来，背篓刚一放下，就晕倒过去。送到县医院，诊断为乙型脑膜炎。母亲当时在郑州看我（因为兴平县老乡跳伞摔死，母亲在家对我放心不下），接电报后立即返回。随后我也赶回家。父亲住了十几天医院，九死一生，总算活了下来。此后就落下了后遗症，什么也干不成，严重时连生活都不能自理。

     父亲的一生，是受人欺负的一生。

      他有一姐一妹。我大姑嫁给王店西张村，未留下子女，早年去世。我二姑嫁给鲁店村，姑夫早逝。二姑活了72岁，1994年8月去世。二姑一生辛辛苦苦养育了五个男娃一个女娃（老大太娃，老二应娃，老三尊应，老四土改，老五改正。女娃最小，名字叫欧娃。应娃1991年去世，土改1993年去世）。父亲弟兄一人，又身单力薄，疾病缠身，手脚不便，往往受人欺负。寨子村是隋朝时军户的后代，人们生性好勇斗狠。又因为是杂姓，宗族斗争激烈。村里那些欺软怕硬的家伙，常说些刺耳的话给他听，他只有一声不吭的忍受。父亲一生没有占过别人一点便宜，与人交往总是吃亏。

       父亲的一生，是正直的一生。

      1960年闹饥荒时，村上有句顺口溜：“偷一斗，红旗手；偷一石，是模范”。宁肯全家挨饿，父亲也没有拿过生产队的东西。我们村南面有个院子，里边有寨子三队的保管室，里面放着麦子和棉花，院内垒着许多玉米塔。队里放心不下别人，就让他去看守，一晚上只给两分工，仅值四分钱。他看了几年，还满意地说：我不在乎那几分工，图的是冬天睡个热炕。这期间，队里在院子做过红芋粉。做粉的山东师傅看父亲可怜，拿给他几斤粉面。父亲硬是不要，师傅只好说从自己的工钱里扣，父亲犹豫了半天，才忐忑不安地拿回了家。第二天，我端着大碗，坐在头门坎的石头上，美美的吃了一顿油炒粉。那个香啊，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父亲一生贫穷，朋友很少。但他却说：“瞎子也有个跛朋友”。他的朋友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裴寨乡苟家村的苟转转（官名苟明亮）。这人是个种子推广专家，也是个难得的农民诗人。他每每见人，都十分热情地递上香烟：“这是海河，你先抽着”，或者“生意不行，抽的保成”。接着，“礼泉没有种子站，我为人民把事办”……妙语连珠，说个不停。所以，他不管走到哪里，都被人们围在中间，大家都想多听他几句。他每次来到村里，便住在我家。晚上和父亲“扯淡”时，总说他会看风水，什么我家的庄基好、丁旺，以后日子会好起来。直说得父亲合不拢嘴。父亲还有一个朋友叫崔树科，是他旧社会“立铺子”时的老朋友。这个人家里比较富裕，但不嫌贫爱富，常来看我父亲。树科叔今年快八十岁了，过年时还骑着自行车，赶了四十多里路来看我母亲。

      父亲一生，可能是由于贫困多病和受人欺负，心情常常不好，在家爱发脾气。与母亲吵架，骂我们弟兄们，是常有的事。但他要求我们很严格，经常教育我们要走正道，“把公家的事情干好”。当我哥大学毕业，我在部队提干后，他时常自豪地向人夸起。尽管那时家里经济上并没有好转，他依然是那样的贫穷，身上顶多装有两块钱，十天半月吃上一顿羊肉泡馍，谈不上享福。

     1979年11月20日，天气异常寒冷，父亲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临终时还呼唤着三个儿子的名字，但终于没有见上。当我从部队赶回时，他已经入殓了。只是棺盖未合，等我回去见了一面。

      父亲的一生，象一切穷人一样，默默地生活，悄然地离去。生时没有轰轰烈烈，去时一堆黄土掩埋。留给我弟兄们的是一个“贫农”成份和永远的心痛。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父不在。

       父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2003年9月28日整理

【作者简介】

李景超，陕西礼泉人，中共党员，空军大校，某部政委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