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走马观香港

               文/董惠安

     从今年4月上旬开始，我在“暴风雨中广深游”之后，又在稀里哗啦的风雨中游进香港。这距我1996年首次香港旅游，已经过去28个年头。如果说那次短暂的游览是腾云驾雾、浮光掠影，这次的7日“逗留”算是脚踏实地、走马观花了。这次来，刚出高铁的第一感觉是楼群更密集，商业区更豪华。许多小店小铺都被现代大型商场超市所取代。普通话虽说比当年普及得多多了，但满耳听到的仍是粤语和英语，尤其在地铁上，语音广播中普通话被夹挤在粤语和英语中间，这“主旋律”显得还是微弱。汉字标识虽然醒目，但都是眼花缭乱的繁体。我倒可以做到“写简识繁”，但总觉得不少内地游客还是会出现认知障碍的。

     我和老伴住进侄女位于香港本岛嘉亨湾的一处70层高的公寓里。从寓所29楼阳台放眼眺望，只见浓厚的云层压的很低，不远处的海面被密集高耸的楼群挤得很窄，楼群中有一些昂然鹤立者，既酷似争雄斗法的金刚，更像叫板江湖的武士，赳赳然展示着自己的威势。然而，无论是富豪集团的巍峨高楼，还是金融机构的摩天大厦，或者是海面上缓缓飘移的豪华游轮，我们只有仰视的份儿，很少有可能跨上去。尽管看到“回归”后某座建筑属于历史性的、地标性的，但为之自豪、欢欣鼓舞过后，获得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满足感过后，作为普通内地游人的我们，还是想要买实惠的衣，住廉价的连锁店，吃味美价廉的饭，乘坐的士地铁等轻便的交通工具。这就让我可以顺理成章地从底层感受香港社会的真实状态。

     先说说此次进入香港后吃的第一顿饭吧。当时是下午5时多从广州南站抵达九龙西，乘坐的士到嘉亨湾住处安顿好，很快赶往中环繁华区，一阵游玩观赏之后，侄女带我们到“兰桂坊”用餐。“兰桂坊”位于“中环”繁华区后面的半山坡，是一片传统的美食街区，细雨朦胧的夜色中拾阶而上，两旁是灯光幽暗而色彩迷离的酒吧，门口、路边站满招揽生意的黑人印度人侍者，酒吧内有人饮酒，也有穿着简单性感的女郎随着音乐起舞，曾经在香港电影、美国西部片中看到了作乐狂欢的场景，真实地存在于此。我想，这也符合一位老人对香港回归后的设想，即“舞照跳、马照跑”——我两天后在香港《明报》果然看到了“（赛）马经”栏目，甚至在街头看到了“赛马联合会”的机构门脸。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选着吃什么呢？侄女最终带我们走进了一家“怡红院”。这家店的名字很暧昧，门脸装潢一味的大红，门口霓虹灯水牌上赫然写着“接客时间.....”里面还悬挂了“灯红酒绿”的灯饰，真可就会让人联想到这里为风月场所了，但其实是一家川渝风味的“火锅店”。墙上和餐桌纸垫上印着“红楼梦”人物故事。火锅锅底味道以及食材的品质都是无可挑剔的，从广州一路过来，和这样合口味的火锅久违了！老板询问了“味道怎么样啊”之后，狡黠地笑问我：“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我也意味深长地笑答“知道.....”本想说“知道你这里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青楼，你利用了人性的弱点”，但我想了想，只是一笑。老板显然也是心照不宣。我对老板说：“要是在内地，工商局不会允许你使用这样的店名。”他笑道：“我就在香港开这一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们点了两罐“王老吉”，由于没有及时告知要常温的，侍者已经将一瓶冰镇的“王老吉”开了盖儿，当得知我们的需求时，老板立刻让侍者换了一罐常温的，开了盖的那罐收回，不另外收费。这种情况在内地餐馆饭店是要起纠纷的。

    老伴决定在寓所自己做饭。于是，我有了走进香港菜市场的机会。在摩天大楼林立、霓虹灯炫目的背后，我有幸看到了香港普通人烟火气浓浓的市井街巷。我在“朋友圈”发了一组在菜市场、大排档中转悠的照片，并注明文字：“深入其间走一走，看一看，买一把青菜，尝一碗小吃，舌尖别有一番滋味……”事实上，这里再便宜的蔬菜水果、肉禽蛋类、风味小吃的价格，都比内地贵3倍以上，同时我也得知香港人的薪水收入是内地人的4倍。我看到香港《明报》上载文说：“最低工资拟年年检，曾‘可加不减’制”，并明示今年将把最低时薪“由2021年的37.5元，增加为40元”。该报同日刊发社评，标题中就重点强调“振经济不靠压榨劳工”。由此推算，拿最低时薪的人每天工作8小时，挣320元港币，每个月7000多港币，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需要说明的是，“回归”前香港劳工是没有退休金的，“回归”后，特区政府实行“强险制”，和内地的个人工资出5%，单位出5%，退休后返还给本人的政策很相似。这笔钱每个人每月大约就是3000元左右，不够养老，于是有不少老人白发苍苍依旧开的士、做小买卖，内地游客看到不少香港老人仍在工作岗位上奔波。但他们神态很悠然，没有怨天尤人的样子。我想，一个让富人能愉悦生活、让底层人也能愉悦生活的社会，必然有它的先进性。

    香港社会底层还有一个奔波的群体，就是菲佣。菲佣主要是菲律宾中青年女性，个头不高，皮肤黝黑，在香港街区处处可见，成为一道寻常街景。菲佣称得上是最典型的“真正的忠实仆人”。由于其“忠实度”和“勤劳性”被世界各国的雇主所公认，因而菲佣成为了菲律宾国家劳务输出的一大品牌。老同学朱锋的女儿定居香港，婚后有了宝宝后就雇了菲佣。朱锋夫妇带宝宝心切，但女儿温馨提示带孩子的事情千万不要“插手”，因为菲佣一人把护理孩子、买菜做饭、拖地搞得井井有条。而且工资每个月就三四千港币。

    这种说法也得到我侄女的支持。侄女的孩子上小学时一度无人照管，曾想过找个菲佣。她说菲佣不但尽职尽责，忠实可靠，而且还能给孩子教英语，因为不少菲佣都受过大学教育。菲律宾对于家政教育非常重视，家政是菲律宾中学的必修课程，大学中也开设有家政课程。有资料显示，菲律宾的家政课程不仅仅教授基本的家务技能，同时还培养良好的表达与沟通能力，以及如何对他人表达尊重。菲律宾人并不认为从事服务业是低人一等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能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是重视家庭的一种行为，具有更高道德价值。

    1995年开始，菲律宾政府加强了对海外务工人员的工作环境与人身安全的关注，管理、协调与保障机构的形成，以及各类专项基金的设立使菲律宾的劳务输出体系进一步得到了完善。鉴于海外务工人员对国家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菲律宾社会上下一致称海外务工人员为“国家英雄”，当他们归国时往往会受到与众不同的接待。

     “逗留”七天里，一日正逢周末，在香港街头可以看到菲佣三五结伴，或购物或吃饭，表情悠然而惬意，一副乐而知足的样子。这与国内同胞普遍存在的是“进步焦虑症”——“士兵当不上将军，处长当不上厅长，丫鬟当不上小姐、乌鸦没变成凤凰”的焦虑症，形成明显的反差。如果让中国的大学女生去当保姆，比把林黛玉送入青楼还悲催。我想起陕西曾有过的“保姆”品牌“米脂婆姨”，曾红极一时，但如今已不见踪影。大约20年前，我曾经和推出“米脂婆姨”品牌的培训学校的校长通话探讨一个问题，他说最大的问题是“生源”，即没人愿意当保姆。一是家长不愿意让女儿去干伺候人的行当，二是女孩自己伺候人时心理不平衡。话题重新回到“进步焦虑症”上，我们的教育都在灌输让士兵当将军，那士兵还是否需要有人当呢？在我国，养老市场有着巨量的保姆缺口，却没有女性放下身段投身此行，这个缺口有可能让菲佣填补，也可能由马斯克的机器人占领，这并非危言耸听。

     仆就是仆，主就是主，这种身份定位在菲佣身上是非常明确的。这种定位在香港的公职人员、服务人员身上也是旗帜鲜明的。在香港街头，看不到身穿某种制服威风凛凛的人，街头巡视的警察、海关人员都是热情和气的。反倒是内地有些号称是“公仆”的公务人员，最典型的就是城管、保安之类的，一穿上制服就飞扬跋扈，反仆为主的不齿行为，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在香港，真的就看不到“仆人”摆“主人”架势的人？我觉得还真有，那是在一些银行人员脸上看到的。我原以为“回归”后，人民币在香港应当畅行无阻，结果发现香港的不少商场店铺不接受人民币，即使接受，也会压低人民币的比值，甚至就是人民币和港币一比一的使用，而国内的银行正常汇率是0.8:1。也就是800元人民币可抵1000元港币。我试图进银行用人民币兑换港币，但在香港东亚、汇丰银行接连碰壁，答复是要兑换你“必须具有香港户口”。好不容易找到中国银行一家营业点，答复仍然是“需要香港户口”。想不到中国银行也“入乡随俗”了。大堂经理反复用粤语味十足的普通话问我“你听明白没有？”我回答说“听明白了，你们到了香港，就是只为有香港户口的中国人服务的”。我心里在想，你们也就是在为许家印贷款时才会屁颠屁颠的。此外，我这一趟香港游，真正感觉到返“仆”为“主”的，正是银行人员。不少银行营业柜台外连个凳子都不摆放，我看见拄着拐杖的老太太也只能站在柜台外等候柜台内缓慢的业务办理过程。客户似乎也习以为常。这和内地的银行竭力满足客户的服务理念很不相同。这些银行倒是推荐我去街头随处可见的“货币兑换公司”去兑换港币，但汇率是0.93:1。显然是很吃亏的。也许银行和兑换公司早就达成了一种“默契”，温柔地宰内地游客一刀，我想，这银行的傲慢也许算是一时抹之不去的殖民时代的痕迹吧，一种金融行业优越感的残存痕迹吧。就算我是一张“行走的人民币”，也会是很“安全”的。当然，这不会影响到一般港人的利益的。所幸的是，一些大型的商场、药店在结算时，可用微信和支付宝扫码，通过其系统自动完成人民币和港币的利率转换，不过汇率也在1:0.93以上。鉴于商品有折扣且品质好，也就可以接受了。

     寻找书店费了很大周折。几日所逛游之处，多为繁华街市，压根儿看不到书店踪影。一日在香港大学外向一名青年打听，他说在尖沙咀地铁站附近就有书店，于是我们兴冲冲前往。结果问询了好几个人，转了好几个大圈，终于在一个标识和门脸都不很突出醒目的临街的过堂口，看到了白底蓝字的“商务印书馆”的灯箱，顺着灯箱的指示箭头，终于在隐蔽的二楼豁然看到了一座书籍的世界。我感觉，香港的书店和香港大学一样，都没有醒目的大门和标识，进入其中别有洞天，仿佛是要让寻访者抱着虔诚之心曲径探幽，愿者上钩。书店里映入眼帘的书很多，分类很细，优雅安静的环境和外面抢购喧闹的金店商城形成截然不同的氛围。这些内地不曾出版的、竖排版繁体字的书籍，设计很精美，价格也比内地昂贵很多，一本700多页码的余秋雨的《新文化苦旅》，标价193港币，还有一本《创业之国以色列》标价133港币，我掂量再三，还是咬牙买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些和艺术、哲学沾边的事儿，都是衣食住之上的人生第二需要，昂贵一点又算得了什么？

    第二天又在太古城附近找到一家开在大型商场中的“诚品书店”，和商务印书馆相同的是，书架上都有鲁迅的书籍。这与鲁迅近年来在内地的被冷落形成对比。

     七天“逗留”很快就到期了。细细回想，还有哪些见闻值得回味？和96年香港游相比，我觉得香港的“快节奏”是不变的色彩，当年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地铁里的扶梯上下已经很快，却还见有人一边打手机，一边在扶梯上快速跳跃上下，这是对“时间就是金钱”最好的体现。此次重游，发现巴士快、的士快，就连地铁的扶梯，速度明显比内地的快。即便如此，乘坐扶梯者都能自觉地站在一侧，以供事急者奔走上下。此外香港被殖民百多年的历史痕迹很难一下子抹去，譬如形成的与英联邦国家保持一致的驾驶座在右及相应的交通规则，要改变相当麻烦。繁体字变简化字、普通话的推广，并非难事，但在这方面差强人意。我在一家商场问及一位能用较流利的普通话与内地游客交流的店员，“是否受到过普通话培训”？回答是“没有培训过。和内地游客交流多了，也就会了。”看来，经济交流活动的活跃很有利于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

     告别香港之时，恰逢大雨如注，雨烟朦胧，几日来所见的繁华富丽，一时隐入迷茫云雾，给人一种“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印象。但有阴雨必有晴天，繁华景象说不定几小时后就会从浮云后面再现。一大群富豪带着巨额财富离港而去，但香港生活照旧，繁荣的生活车轮惯性，也不会一下子刹车。尽管高楼林立，拥有750万人口的香港还在一些偏远的岛屿上拓土扩建，据说出台了新政策，召唤内地有资产有实力的人士携财富和和家人入港，填补离开富人离去的空缺。

     我就自己此番在香港七日“逗留”的所闻所思抖落出来，算是在海滩上捡了几个贝壳，拿出来与朋友分享。我很清楚上述文字将在互联网中一闪即逝，我只想证明我曾经来过。

                     董惠安2024.5.5

董惠安，男，汉族，祖籍辽宁海城，1955年1月出生于陕西宝鸡。198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97年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2000年以来在报刊发表大量针砭时弊之杂文，并公开发表历史政论专题片脚本《追寻盛唐雄风》、社会调查纪实《大创启示录——陕西大学生创业与就业的现实与思考》、长篇小说《神泉》《斜谷》、以陈忠实生平为题材的20集广播剧《呦呦鹿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