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二等功”奖章
文/高兴（孙大钧）
1950年，我的父亲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转入志愿军，是位抗美援朝老兵，经历过“长津湖战役”，那年，父亲16岁。
老父亲常常会给我们讲述当年他们所属部队在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故事。有时候会拿出曾经获得的奖章与一本发黄的“功劳簿”给我们讲述这几枚奖章的来历。
那些年，部队实行“三三制”的编制，一个连队三个排，一个排三个班，一个班三个战斗小组。全连大概有120人左右。父亲年龄虽小，却已经是一位参军近一年的“老战士”了，任连队的战斗组长。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部队战士的文化水平普遍都很低，绝大多数还是文盲。我的父亲在参军前读过几年“私塾”，在整个连队，应该算的上是“秀才”了。
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处于缓和阶段，父亲所属的九兵团20军回国休整，驻军苏州，后换防浙江奉化，武器装备也全部更新，由原来单发的中正式步枪以及其他杂牌武器，全部换成清一色的连发苏式冲锋枪，并加强训练强度，准备解放台湾。
为了提高部队整体素质，那年，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以适应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指示还提出部队进行文化教育的方针是:“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这个方针明确规定了部队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实际有用而又比较系统的文化知识。
父亲因为是当年连队中文化水平最高的“知识分子”，所以通过连队推荐，上级考察，直接由战斗组长越过班长职务，提拔为排级文化教员，就像电视连续剧“我的兄弟叫顺溜”里面的文化教员一样，配备了手枪，大小也算是一个干部了。
据父亲讲，那个年代，部队要备战，随时准备解放台湾。白天战士们紧张的军事体能训练，非常辛苦。但文化课又不能落下，所以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组织战士们学习。由于当年部队战士年龄偏大，训练任务又重，而且大多数战士认为识字与打仗无关，因此上课无精打采，精力不集中，有些战士干脆就不愿意参加读书识字，请假装病的时有发生。
当年的父亲也很要强，上级给予的任务必须完成。白天除了与战士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休息间隙见缝插针还去做个别厌学战士的政治思想工作，晚上下课后，战士们都熄灯休息了，父亲还要熬夜加班加点的忙着备课或单独去辅导一些学习文化课较差的战士。就这样，父亲在连队做了两年多时间的文化教员，所属连队的战士百分之百的“脱盲”，获得了军里的表彰，也是全团唯一获得“二等功”荣誉奖章的文化教员。
听着老父亲略带自豪的讲述着属于他的故事，望着曾经也是意气风发而今却已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我被深深的感动着。这一枚枚奖章，是他永远的骄傲！他的故事，我们将会永远传承！原创不易，欢迎转发分享留言点赞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