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刊登于《百年潮》2024年第3期

归国华侨彭光涵的光辉人生

李铭光

　投身革命

　　 彭光涵原名彭海涵，出生于广东陆丰县五云乡新寨庭。在他六岁时，父亲病逝。因.家中子女多，生活十分艰难。海陆丰是彭湃烈士领导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农民运动的发生地。彭海涵的母亲支持儿子参加农会活动，彭海涵的四哥、五哥都是农会的积极分子。彭海涵七岁时蹲在树下看农民自卫军操练，九岁时参加了儿童团。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失败后，逃亡的地主、土豪劣绅，同国民党反动军队勾结在一起，对革命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和血腥镇压。彭海涵参加农民自卫军的两个哥哥为了逃避捕杀，躲避到汕头。彭海涵的妈妈带着几个小儿子，躲进山林。后来，迫于生计,母亲领着五个儿子和两个儿媳去马来亚谋生。

　　在马来亚,在好心的华侨的赞助下，彭海涵进入当地华侨集资办的明德学校学习，成绩很好。1935年6月，他进入麻坡中学,在麻坡中学同学韩卜英处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大众生活》等进步书刊，深受影响。不久经韩卜英介绍参加了赤色学联,很快成为学生领袖,担任学校学生自治会副主席，并被吸收参加共青团，参加了麻坡市赤色学联领导班子。后来,学校赤色学联改为华侨学生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声援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按照共青团组织的意见，彭海涵转学到马六甲培风中学。他在那里发展了团员，成立了马六甲第一个团支部，担任团支部书记。此后，他得到新加坡爱国侨领李光前赞助，转学到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在华侨中学,彭海涵被马来亚共产党市委转为党员。初中毕业后，彭海涵到马共新加坡市委机关工作，成为职业革命者，很快就升任市委常委。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担任新加坡抗援会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委员会副主任，组织动员侨胞支援祖国的抗战。

　20世纪30年代,英殖民当局加深了对马来亚人民的剥削,物价飞涨,生活越来越困难,罢工不断。1939年,为了加强工会的领导力量,马共新加坡市委指派彭海涵和王平领导斯拉门船坞厂工会、军港码头工会和建筑工会。斯拉门船坞厂是英国企业,有上万工人。彭海涵和王平采取有效措施,使罢工坚持了三个月。罢工斗争十分激烈,当局派军警血腥镇压,逮捕罢工领导人。彭海涵遭到英殖民当局的逮捕,被捕后,他不惧威胁,拒绝利诱和收买,被关入新加坡最大的监狱四排坡监狱。在狱中,他被推选为临时党支部书记。他对难友讲时事,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组织难友读书,领导绝食斗争,争取改善政治犯待遇,取得胜利。1939年,殖民当局对他无计可施,将他驱逐出境。

报效祖国

     1940年5月,彭海涵到达香港,找到了中共组织,见到了廖承志和连贯,被批准转为中共党员。9月,在组织的安排下,彭海涵从香港出发,经受了日机的轰炸,通过国民党军警的一道道的哨卡,经大埔、惠州、龙州、韶关到达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站在门口迎接他们。七天后,他们离开桂林,经贵阳、遵义到达重庆。彭海涵被安排住在曾家岩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招待所,周恩来与他亲切见面。周恩来同彭海涵热情握手,告诉他已仔细看过他在香港写的有关马来亚的情况报告,肯定了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的工作,赞赏马来亚华侨的爱国精神,感谢他们对祖国抗战的支援。周恩来提出为了以后革命工作的安全,建议他改叫彭光涵,并安排送他们去延安。从此,他就用周恩来为他改的“彭光涵”这个名字。

    由于通往延安的通道已被国民党军队全部封锁,董必武将他们改送去晋东南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到达后,彭德怀决定送他们到河北邢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校期间,彭光涵参加了对日军的袭击战和反扫荡战，因成绩优异,被表彰为模范党员。他在抗大这个革命大熔炉中，经受了严格的训练和艰苦的磨练。

   抗大毕业后,中央组织部通知彭光涵去延安,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他于1941年12月16日出发,跟随队伍攀山越岭,涉渡川流,行程二千多公里,越过敌人的七道封锁线,在1942年4月底到达延安。

    在延安,彭光涵到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的海外干部学习班学习和工作。学习班主任何英,兼任马来亚组组长,彭光涵来后,何英就不再兼任,由彭光涵任组长。在海外干部学习班结业后,彭光涵被调到军委外国语学院任英文系党支部书记。其间,虽然不是代表,却被中央海委选派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聆听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报告,并参加小组会讨论。

    日本投降后,彭光涵奉调离开延安。1946年元旦后,彭光涵到达冀热辽中央分局所在地承德,担任冀热辽救济分会副会长，10月参加冀热辽中央分局土改工作团。年底,中央组织部调彭光涵去香港、下南洋做华侨工作。由于国民党海军封锁,彭光涵无法从大连乘船去香港,中共中央东北局调他到哈尔滨工作。

    在哈尔滨,彭光涵担任南岗区区长。南岗区是东北党政军机关集中的地区,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军区和一些重要机关都在南岗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支援前线,解放全东北。上任后一个星期,彭光涵就向总后勤部部长何长工建议在南岗区建立被服厂。他亲自带干部选厂址,动员居民搬迁,调集技术人员和工人,短短三个月,工厂就开始生产,有力的支援了前线。在彭光涵领导下,区政府还积极组织各种形式的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发展个体生产作坊和夫妻店,支援前线。辽沈战役打响,哈尔滨掀起参加解放军,参加民工运输队和担架队的热潮,南岗区区政府规定,区属企业的大部分收入作为补助军属的基金,此举解决了参军者的后顾之忧，因此出现报名热潮,涌现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子,兄弟争上前线的动人情景。南岗区报名参军的人数,大大超过市之政府下达的任务。

    从1948年8月开始，一部分民主党派代表、无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分别从国民党统治区、香港和海外，经历重重困难，陆续到达哈尔滨,到南岗区参观访问。彭光涵向他们详细地介绍了情况,他们对南岗区的工作，留下很好的印象，对彭光涵这个归侨干部很是赞赏。南岗区成为哈尔滨市对外展示的窗口。

    1949年春,在哈尔滨市的南方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工作,彭光涵夫妇随南下队伍到达北平,被调入中央统战部做侨务工作。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连贯同彭光涵,带着邀请华侨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初步名单,去向周恩来汇报。周来对彭光涵说:“我见过你,在重庆,是吗?”还说:“你彭光涵的名字还是我改的。”鼓励他说:“光涵同志,你熟悉华侨情况,现在又用上了,要好好工作。”

    彭光涵全身心投入新政协筹备会工作,在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等方案的第六小组任秘书。彭光涵拿着政协筹备会的介绍信跑遍了北京图书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几乎北京所有的图书馆,全面收集各个国家的国旗资料。经过一个多星期时间收集到了大部分国家的,只有第二次大战以后新建立的部分国家的国旗没有找到。彭光涵发动自己的关系,去找各国归侨了解,终于收集到了大多数国家的国旗、国歌,为后来鉴选国旗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提出,国旗、国徽、国歌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随后,由郭沫若等人起草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周恩来、毛泽东修改审批后,从1949年7月15日开始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八天。同时,国内各报,香港及海外各华侨报纸也纷纷转载。依照征稿要求,第六小组从2993幅国旗图案中筛选出50多幅作为初选图案。后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从50多幅初选图案中精选出38幅作为复选稿,准备提交全体委员讨论。并挑选出“复字2号”和“复字4号”作为推荐图案。除了“复字2号”和“复字4号”,当时第六小组原打算推荐的还有“复字32号”。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第二天成立国旗、国徽、国歌、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彭光涵仍任秘书。1949年9月23日上午,全体会议分组讨论国旗方案。

    出乎意料的是,628位参加讨论的委员,赞成两幅推荐图案的人数都没有超过三分之一。这时,离政协第一次会议讨论和表决国旗方案的时间只有不到四天了。当晚,彭光涵受委托就当天讨论情况向周恩来紧急汇报。了解情况后,周恩来问:“还有哪些图案有较多的人喜欢,容易获得一致同意?”彭光涵向周恩来总理推荐复字32号图案说:“图案是我根据小组意见重新画的,如果旗面能为大家接受,对四颗星的含义作更准确的解释,我想这面红地五星旗有可能被大家接受。”周恩来说:“好,那就这样吧,你给我画一张大点的图样,再做一面大旗,用最好的材料,明天下午交给我。”彭光涵晚上加班设计画图到天亮。1949年9月24日一大早,彭光涵就到大栅栏一间制旗社。制好旗后,彭光涵直奔中南海,在下午4时准时将旗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后,比较满意。

    1949年9月27日上午,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讨论和表决国旗方案时,一面五星红旗展现在主席台前,这面五星红旗正是彭光涵9月24日在大栅栏赴制出来的“复字32号”。大会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新中国第一面国旗展现在全体委员面前。 右上的展旗人就是彭光涵。

    彭光涵还参加了制定国徽的全过程。经过专家们几个月的努力,提出了多个方案。经过评议，选中张汀等人设计的以天安门为中心,周围是齿轮的图案,另一个是周令剑等人设计的以国旗、天安门为内容的图案。彭光涵将这两个”图案送给周恩来审阅。周恩来对彭光涵说,两个图案各有所长,但都不够完美,要继续修改,指出国徽的艺术要求是“向上”、“挺拔”和“响亮”(指色调明亮),并且还要求将稻穗的图案设计进国徽。梁思成等9人在原来方案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出以国旗、天安门、齿轮、麦穗、稻穗和红绥带为内容,用中国传统金红两色的国徽新图案,最后由清华大学高庄教授完成国徽模型的最后一段工序。1950年8月18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同年9月20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开国大典后不久，彭光涵调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先后任中侨委党组成员、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外司司长。他参与了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中对华侨政策的制定、实施、纠偏的全过程；参与制定和落实保护侨汇、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安置回国难侨、华侨学生回国升学、解决华侨双重国藉等重要的侨务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冲破阻力提出实行“侨汇券”政策,为国家争取大量外汇。中国、印尼关于华侨双重国藉问题的谈判,持续约一年半时间,彭光涵参加了代表团的工作。代表团的成员没有假日,经常日以继夜工作,正式谈判前几天,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一天晚上,彭光涵口吐鲜血,突然晕倒。虽然经过治疗恢复,但头发却从此脱光。

投入新的岗位

    彭光涵的妻子吴昭15岁就在北平女一中加入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参加地下抗日救亡运动，身份暴露后离开北平到平西抗日根据地,于1943年8月入党，后被调到延安军委外国语学院学习。1954年，吴昭从铁道部调到中侨委，担任新成立的侨汇科科长,从事侨批业和侨汇工作,1958年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藉,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职务从14级降为16级,下放劳动改造。妻子被错打为右派分子后,彭光涵也被别有用心的人说成是“在肃反和反右派斗争中表现严重右倾,事实上已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在半年时间里对他开了五十几次批斗会,中侨委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没有报告廖承志,就给彭光涵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劳动锻炼、降级的处分。彭光涵夫妇被下放到海南兴隆华侨农场劳动。

    在兴隆华侨农场,农场领导和老归侨们亲切地欢迎老领导到来,让他们自己选定参加劳动的区,彭光涵夫妇最后决定到工农业结合的合口区劳动。彭光涵领着几个人,将菜地改成一行行的垄地,搭起菜棚,带头去厕所掏粪施肥。.三个月后，就有大量蔬菜、瓜果供应食堂，改善了职工生活。1959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蔓延到兴隆华侨农场,“一平二调”使粮食自给的农场严重缺粮，每月每人的定粮降到干部12斤，工人18斤，吃不饱。彭光涵帮助蔬菜组扩大生产，向食堂供应大量瓜果、蔬菜，缓减了粮荒。他在香.茅草厂，同技术人员一起改进了压油机，大大提高了出油率。他还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议，如：利用河道搞水上运输，减轻货运成本；建立盐酸厂、酒厂，充分利用剩余资源；以代用品代替维修原件等等。他亲自同有关人员一起实施，收到良好效益。

    正在兴隆华侨农场大展身手时，彭光涵被廖承志点名调到广州，参加接待印尼难侨工作。任务结束后，他回到中侨委任农场司第二副司长。他刚到职几天，贵州省金华、望莫两个华侨农场派归侨代表前来反映问题，要求转移到条件好点的农场。彭光涵立即带人前去调查，写了调查报告，建议撤销这两个农场，将归侨全部重新分别安置到广东、福建的几个华侨农场。建议得到了批准，归侨们非常高兴。

    彭光涵一年中的半数以上的时间，都在华侨农场蹲点调研,与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倾听归侨的心声。1962年,他先后到4个华侨农场调研经营管理问题,听取群众意见，提出《关于华侨农场经营管理的改革意见》，意见报送后。报告得到农场司领导和廖承志的支持，并得到中央农委默许试行。实行后，华侨农场的面貌迅速改变，成为他从事侨务工作中的又一亮点。

    粉碎“四人帮”后恢复侨务工作，成立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彭光涵任党组成员、秘书长、副主任。他积极参加平反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等冤假错案工作。在落实华侨私房政策、改革开放引进侨资等方面也作出了贡献。

       彭光涵离休后，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侨联顾问、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继续为侨务工作贡献力量。           1985年，归侨、侨眷对侨汇兑换率过低反映强烈。彭光涵用一年时间收集材料、调研，在全国政协第六届四次会议上，提出《改革侨汇政策保护华侨切身利益的八点建议方案》，要求政府尽快提高侨汇率，取消外汇代用券。全国政协以他的方案为基础，补充完善成正式提案报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务院改革了侨汇管理办法，视侨汇为外汇，在国家银行兑换时给予补助，存取自由华侨的利益得到保护。

    2012年,彭光涵逝世,享年94岁。他为革命事业奉献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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