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读《渔父》（一）
吾读楚辞《渔父》，颇感其描写人物形象生动，行文简洁流畅，类似散文而有诗意。其结构类似于宋玉之高唐赋，开始述事，中间为对话为主。但同赋体有所不同的是，并不华辞铺排，界于散文和赋体之间，实为汉赋之滥觞。
文章一开始说，“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寥寥数笔，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把经过长期流放，但仍怀国事而不能自解，结果形销骨立，心力交瘁、精神近于崩溃的屈原的英雄末路情状，描写得淋漓尽致。
下来就是渔父与屈原的对话过程。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这说明渔父以前是见过屈原的，也知道他以前任职三闾大夫。看来这位渔父并非出身于民间的普通渔民，而是以前同楚廷有关系，后来才逍遥于江湖之上的 。或者也有这种可能，屈原在这一带已经徘徊不定了好长时间，渔父听说了，今天专门来劝解点拨他的。
屈原依然是一贯的逻辑思维，他回答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楚廷确实是主昏政暗，但也不乏忠贞之士在，否则在失去郢都，走保于陈后，还能东取地于鲁，存在了好长时间。然而，屈原这个人孤标自高，孤芳自赏，清浊感太重，以至于在他眼中，洪桐县里无好人了。
渔父于是点拨屈原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gǔ)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 (chuò)其醨(lí)？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渔父说，圣人哪，不会固执于一物一事，可以随着世事的推移而调整自己的言行。既然世人皆浊，为什么不也搅拌拨拉泥水？众人皆醉，你也可以同吃酒糟，同饮薄酒嘛。为什么要做出一副深思高举，与众不同的模样，导致自己被流放呢？
屈原回答说：“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mén)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屈原也打了两个比方，说，新洗过澡的人，一定要把掸掸帽子，振动衣服，把上面的灰尘弹掉，怎么能让尘埃弄脏自己的清白身子。他宁愿跳到湘水里去保持清白之身，也不愿意让白雪一样的品格，蒙受时间尘埃的玷污！
从字面意思上看，这个渔父很庸俗，让屈原随波逐流或者同流合污，屈原当然不愿意了。屈原说宁愿清白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我们会赞成屈原，而蔑视渔父的。但实际上不是。我们往下看。
渔父听了，不觉“莞尔而笑，鼓枻(yì)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渔父听了屈原的回答，不愠不怒，不觉得笑了，然后一边唱着《孺子歌》，一边船桨拍打着水，姗姗而去，再也不跟屈原说话了。渔父的这段描写也很传神，一副超然物外的高人形象，如在眼前。文章以屈原愁苦憔悴的形象开始，以渔父悠然自得的形象结束，虽然文章结束了，但意味悠长，令人遐思不已。
读《渔父》（二）
由于渔父同屈原对话中的庸俗语言和文末的高士形象构成了鲜明的反差，何哉？下来加以分析。
首先看这个《孺子歌》，也被称为《沧浪》或《渔父歌》，被收入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孟子在《离娄上》第八章中也提到这首歌。他是这样说的，“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孟子的意思是说，「不仁的人怎么能与他谈仁呢?别人有危险，他无动于衷，别人遭了灾，他却趁火打劫，高兴于别人所遭受的惨祸。不仁的人如果可以与他交谈，那怎么会有亡国败家的事呢?有个孩子唱道:'清澈的沧浪水啊，能用来洗我的冠缨;浑浊的沧浪水啊，能用来洗我的双脚。'孔子说:'弟子们听着!清的水洗冠缨，浊的水洗双脚，这都是取决于水本身的清浊。'人必定是有自取侮辱的行为，才有他人来侮辱他;家必定是自己招致毁坏，才有他人来毁败它;国家必定是自己遭致讨伐，才有他人来讨伐它。《太甲》说:'上天降灾，还可躲避，自己作孽就无法活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孔子是春秋时人，而孟子和屈原是战国时人。这说明《沧浪歌》在春秋时至少在鲁地就出现了，到战国时代，则传遍了华夏大地。之所以这样流传，就说明了它不是一首简单的民歌。它里面蕴含着人生处世的哲理和智慧。即人生应该通观达变，适应世事的变化。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或者上山砍柴，下河脱鞋。这是首隐士之歌，是隐士们把它传遍全国的。因为春秋战国是征伐攻战，礼崩乐坏的混乱时代。如何在这乱世中生存，是摆在人们面前的大问题。诸子百家针对这乱世，提出了种种主张。有一些人，由于不满这乱世，消极悲观，或者积极于救世，但主张不被各国当权者所采纳，最终选择一种出世避隐的道路，他们隐逸思想用歌谣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沧浪歌》。这里水之清浊，是指世之治乱。有道的治世，就积极入世。无道的乱世，就出世隐逸。总而言之，人生总要随着世道人心的变化积极调整，不能固执不化，吊死在一棵树上。这种观点，同时是孔门儒家和老庄道家的主张。
孔子有关达变适世的观点很多。他多次说过这样的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总之，有道之世就要出仕，见行以达其道，无道乱世就要隐居，藏隐以求其志。孟子也说过这样的话，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儒家的隐，不是消极避世，而是怀抱志向等待时机。可以这样说，儒家的隐逸，出于理想的追求，是在乱世时坚守理想的一种形式。孔子前半生，积极入世，克己复礼，游走列国，宣传其主张，后半生，则归隐于市，办教育，整理六典，保存文化。但他始终没有消极避世。
道家的隐逸思想，主要见于庄子。庄子外篇《缮性》中说，古之社会，人们淳朴处世，奉行的是自然之道。今之社会，名利行时，物欲横流，人们已经丧失了淳朴本性。“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在这种世道交丧的社会里，“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圣人哪怕不生活在山林里，他的德行也不会为世所见所重，已经处于隐的状态了。所以，“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不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就是说，隐士并非有意藏起来不让人见，并非有意不说话，并非有意将智慧藏起来，只是时运不遇的原因啊。因此，隐逸之士，当时遇和命运顺应自然而通行于天下，就会返归浑沌纯一之境而不显露踪迹。当时遇不顺、命运乖违而穷困于天下，就固守根本、保有宁寂至极之性而静心等待；这就是保存自身的方法。也就是说，道家的归隐，是保持生命淳朴本质的手段和形式。显与不显，都要保持心灵的纯净，不役于物，不累于名利，为人处世，顺乎自然而不强为。因此，道家的隐逸，是出于生命的感悟。乱世，可以隐身在山林，逍遥于江湖。如果还在朝，就要韬光隐晦，不要特立独行，以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前者是庄子走过的道路，是一种消极的隐逸。后者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合光同俗。有束光射入房中，一般人看见了光中浮尘，有道者看见了光。所谓和光同尘，就是既看到光，又知道尘。合光同俗，是可以同所有人打交道，隐于朝市的高明处世方式，是一种积极的隐世方式。
总之，儒家和道家，不论其隐逸出发点如何不同。但殊途同归，一个结论，就是不管世道如何，都要生存下去，都要找到同这个世道打交道的方式。处世要因时而变，不能凝滞于物。所谓沧浪之水清兮，我就投入进去，洗头洗帽，沧浪之水浊兮，我就不进去了，洗洗脚就可以了。但是，要想不同这水打交道，身水两分，那时不可能的。
文中的这位渔父，看来是一个道家隐士。他通达道家的隐居之道，自己采取了消极的避世方式。但也理解屈原热心家国的心理，并没有劝他消极隐世，而是劝他不要老是一副深思高举的模样，显得和大家不一样，而是要同大家一样，显出一副随波逐流的样子，才能留在朝廷，保留为国效力的机会。这才是他劝屈原淈泥扬波，餔糟歠醨的原因。只是屈原没有理解其意，固执己见，一条道走到黑罢了。
分析之中，猛地想起了史记中《屈原列传》里的一段话，“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实通过赋曲折进谏，正是宋玉等人大隐于朝的处事方式。在朝既要尽忠，又要保身，宋玉他们只能这样做，否则就要重蹈屈原之覆辙了。
分析至此，我也对《渔父》的作者也有了自己的想法。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中，《渔父》是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的。东汉王逸对《楚辞》作注而成的《楚辞章句》也认定屈原作《渔父》，但他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也持屈原所作的看法。但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
既然《渔父》的作者不是屈原本人，那么是谁呢？根据郭沫若的看法，我认为这个人应该是宋玉。第一，屈原两次流放中做了那么多的作品，是如何保存并流传下来的？肯定是同他亲近的人。屈原是贵族，流放一定有人相伴。通过这个人才能保存流传他的作品，也只有此人才能知道他和渔父的对话，记录加工，做成文章，这个人肯定是他的学生，受教于他，否则不会写的这么好。第二，《渔父》同宋玉的高唐赋等对话体楚辞作品结构上是类似的，这增加了宋玉作《渔父》的可能性。第三，宋玉的赋体作品所显示的处世之道就是《渔父》主张的处世之道，更增加了宋玉为作者的可能性。
读《渔父》（三）
《渔父》对后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集中说来，就是清浊之分，醒醉之辨，隐仕之择。
清浊之分，是在朝之人属于清流还是浊流的分别。在《渔父》中，忠君爱国，文辞高华的屈原见逐，被摒弃于权力之外，宁肯投水葬于鱼腹也不肯同流合污，屈原分明是自居清流的。那么什么是浊流呢，当然就是朝中才能平庸，凭借裙带关系上位，同内宫相互表里，从而掌握和滥用权力，谋取一己之利的当权者。可以说，后世朝堂上在位的，往往并存着这两种情况，他们之间的斗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清流和浊流之分，在唐、明、清三代就有明显的表现。
唐代开始科举取士，诗文出众，进士及第，便有了做官的资格，文人皆以此为荣，逐渐形成风气。另外，做官还有通过门第，军功的途径，安史之乱后，皇帝重用宦官领军，宦官们逐渐也公然立于朝堂之上。在进士出身的士大夫们看来，后面这些人文化水平不高，出身不正，但往往掌握权力。文士们自居清流，则视对方为浊流。但在后者看来，前者徒有虚名，浮薄而已。二者争斗不已。唐末李振蛊惑当权者朱全忠将裴枢等宰相杀害后投之以白马驿的黄河中，说，他们自视为清流，投之于黄河，变成浊流吧。客观地说，所谓浊流尽管出身不好，但其中有甚有能力者。而所谓清流，虽然享有文名，能力和道德也不见得有多高。这同屈原作品的自显清高，而实际处世能力低下是一样的。可怕的是，所谓清流一旦结党，便会加剧朝廷权力争斗，导致朝廷不稳。这种现象，在明代和清代都有所体现。
明代的清流，前期主要由言官系统构成，他们不掌握实际权力，但却具有弹劾权力，言官对于朝廷的自我监督是有好处的，可是明代言官，许多都是通过所谓忠谏以获大名的，并且相互援之。一方面看来，他们具有气节，得到世人赞许，但另一方面，也使朝廷的精力耗费在虚事的争论中，虚耗不已。到了后期，东林党人纠集在野，自谓清流，品评时政，到进入朝堂后，便结为一党，同当时的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和其他官僚系统结成的党派进行相争，耗费了朝廷众多资源。事实上，东林党在后期，也沦落了，以捍卫东南士绅的商业利益为己任，枉顾国家利益，在辽东事务上，还不如魏忠贤。
清代洋务运动兴起后，许多抱着国粹不放的，科甲出身的朝廷人员，对来自国外的事务一概排斥，自谓清流。而洋务运动的众多代表人物，其实都不是科甲正途出身。前者视后者为假洋鬼子，其实并不务实，对国家发展并无实际作用。
应该指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虽然对于文化保存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它是有自身局限性的。如果自以为清高，脱离人民，背离时代，其实对社会发展并无好处。特别是结党相互援之，成为一个小集团的话，危害更大。
中共历来提倡实事求是，注重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反对空谈，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说过了清浊之分，再看醒醉之辨。所谓醒，即清醒，觉醒，指的是当前社会现状和矛盾有着准确的认识，特别是能看到升平状况下潜伏的危机，居安思危，力主变革世弊，变法图存或者图强。所谓酔，就是沉迷，沉沦，执政者缺乏危机感，满足于现状，浑浑噩噩，甚至沾沾自喜，灯红酒绿，醉死梦生，长此以往，国家必然沉沦。
在当时的楚国，屈原是清醒的人，他总结历史经验，辅助怀王改善楚国朝政。他知道，在列国分争的大争之世，楚国如果不革新朝政，必然落后，乃至亡国。他是与国同命的，国家若亡，他的人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他在离骚中说，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彭咸是商代的贤人，谏君不从，最后投水而死。可惜的是，当时的楚国政坛，像屈原这样的人太少，当权者都把屈原当成了不会说吉利话的乌鸦，结果他长期被闲置，两次遭流放。所以屈原感叹说，众人皆醉我独醒。忠言逆耳，楚国就这样沉沦下去，直至最终亡国。所以司马迁感叹说，怀王之终不悟也。
纵观历朝历代，当权者既然当权，如果只是沉湎于掌握权力的快意，以享乐为上，那必然希望永远这样过下去，千年万岁，因此是不欢迎像屈原这样的乌鸦存在于朝堂之中的，要留在朝堂中，要么当唱赞歌的喜鹊，要么沉默不言，这就形成了众人皆醉的局面，那亡国的日子就真的不远了。秦代指鹿为马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如果当权者还想励精图治，兴废除弊，那么就还有清醒的臣子有所作为，朝政有所振兴，王朝寿命还能延长于一时。即使这样，像屈原这样的乌鸦，也只能因为稀缺，被当成吉祥物供奉起来，明代的海瑞就是这样。
家天下的时代，由于条件的限制，清醒的人本来就少。只有那些忠君爱民，富有理想，且通古鉴今的知识分子，才能认识到现实的弊端。但是他们要发挥作用，必须依托于君王，见用于君王。这就是他们的可悲之处。屈原的例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臣子必须学会同君王合作，通观达变，等待和抓住时机，发挥改革时弊，振兴朝政的作用，如果像屈原那样只知道黑白两色，只知道孤芳自赏，必然不能见用于朝，即使满腹理想，也必然落空。所以，现实需要的是通观达变的能臣，良臣，忠臣只能存在于史册中，存在于人心中，在现实中其实发挥不了啥作用，弄不好最后愤世嫉俗，牢骚满腹，走向穷途末路。
封建时代良臣，能臣，实际上比所谓忠臣作用要大。这些良臣，能臣除了一颗为国为民之心外，而且知人知己，明于时势。老子云：知人者智，知己者明。智且明者，可谓清醒。加上明于时势，懂得如何进退。这样的人，才能真正补君之失，匡君之过，以救时弊。这类人，如汉之萧何，曹参，陈平，三国诸葛亮、唐之郭子仪，五代之冯道，明之三杨，徐阶，张居正等。现代周恩来也属于此类人。他们还往往还有这样特奌，心胸宽阔，不计个人得失，不图个人虚名，屈己待君，忍辱负重。他们这些能臣，良臣，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不知比屈原这类虚名留史的人要大多少。良相医国，良将救国，岂虚言哉！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着千年之大变局，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不断寻求着救国的良方，从林则徐和魏源开始，到洋务派，再到改良派，最终失败，说明了依托君王除弊兴废的那条路已经做到了头。孙中山搞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由于脱离基层大众，最终归于失败。五四以来，一批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开始觉悟，并强调唤醒民众，力图摆脱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局面。特别是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同中国的工农大众相结合，终于取得革命的成功，并经过不断的探索，取得了辉煌的建设成果，创造了千古伟业。这再一次说明，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相结合，积极投入到实践中，而不是自我清高，孤芳自赏，才能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将众人皆醉我独醒彻底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谈完醒醉之辨，再谈仕隐之择。
前面说过，无论从儒家还是道家的观点看，即使不见用于朝，屈原都无须投江。儒家主张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但这里的隐，是同仕相对应的一种积极方式。天下有道，通过仕来弘道，天下无道，则通过隐保养身心，等待时机，以便东山再起。所以隐世也是行道、达道的手段，而不是所谓出世，即消极避隐山林。
《论语微子》篇中说，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使子路问津焉。长沮避而不答，问于桀溺，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是不赞成消极避世的行为的。《论语微子》篇中又说，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评价隐居的几个人，伯夷叔齐立身高洁，宁愿采薇于首阳山饿死，也不愿立于俗世。柳下惠和少连曲己入世，但不失伦理。虞仲、夷逸消极避世，这些孔子都不赞成，他说自己无可无不可，即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无须避世。
孟子和孔子持有同样的观点，在《公孙丑下》中，公孙丑问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 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在高标孤贞的伯夷、善于仕君的伊尹，还有因时仕隐的孔子三者，独选孔子。屈原清高自芳，以身殉道，类似伯夷。孔孟尽管称赞伯夷叔齐高洁，但并不赞许他们的行为，何况因为不能在朝见用而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呢。
那么，对于渔父建议的让屈原淈泥扬波，餔糟歠醨，以留父母之邦的建议，孔孟又会如何看呢？还是看柳下惠的实例。柳下惠坐怀不乱，是个君子。《论语微子》篇说，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对于这种行为，如上文所言，孔子并不赞许。孟子在《公孙丑下》中也说，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 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柳下惠不以污君为羞，不以小官为卑，在朝时展示贤能，按其职分行事；被国君遗弃而不怨恨，处境穷困也不忧伤。他经常说：‘你是你，我是我，即使你赤身裸体地在我身旁，你又哪能玷污我呢？’所以他能高高兴兴地同这样的人处在一起而不失去自己的风度，拉他留下，他就留下。之所以拉他留下他就留下，这也就是不屑于离开罢了。”孟子又说：“伯夷狭隘，柳下惠不严肃。狭隘与不严肃，君子是不效仿的。”柳下惠的行为，孔孟都不赞许，何况渔父所说的淈泥扬波，餔糟歠醨。所以按照孔孟的观点看，屈原的行为就是隐居民间，养其志待其机，而不是写楚辞，大喊冤枉，也不必自夸其高洁。孔孟和屈原的区别，是哲人同文人的区别，是政治家和政论家的区别，是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依附人格的区别！
至于认为道与世相丧，认为圣人应该保持心灵的纯净和精神自由，不役于物，不累于名利的道家，对于屈原的行为又如何看待呢？还是看看庄子有关的论述吧。《庄子•内篇•大宗师》中说，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庄子•外篇•骈拇第八》中也说，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庄子认为，伯夷叔齐，耻于食周粟而亡，这种高洁是刻意的，违背自然之道，残生伤性，并不可取。伯夷叔齐若此，何况屈原呢。因此，相比孔孟，庄子强调不为权力和名利所累，更重视身心的自由和长久，这是更高层次的独立人格。
因此，对于君昏政暗的楚国而言，无论道家还是儒家，屈原的合理行为就是隐了。
但是，随着秦统一全国和君主权力的进一步加强，知识分子再也不能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周旋于列国，抗庭于君王，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何其之难。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又应该怎么选择呢？
伯夷叔齐高洁隐居首阳，以致饿死。看来隐居也不易，没有经济基础不行。长沮、桀溺躬耕山林，缺乏远志，消极避世，也为夫子所不许。即使天下无道，知识分子总要寻找出路。于是，从两汉到魏晋，道家和儒家有关隐世的说法逐渐合流，形成了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和小隐于野的说法。
大隐和小隐的区别，开始于晋代王康琚之《反招隐诗》：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诗中说，伯夷隐于首阳只是小隐，而高超如老子，还担任周朝中央图书馆的馆长，这就是大隐于朝。
大隐于朝的思想，最早源于西汉的东方朔的《诫子诗》：
"明者处世，无尚于中;优哉游哉，于道相从。首阳为拙，柳慧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才尽身危，好名得华，有群累生，孤贵失和。遗余不匮，自尽无多。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现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
在这首诗里，东方朔认为根据中庸之道，只要与道相从，优哉游哉，不论隐于那里，都是可以的。这倒是符合庄子的观点。然后他认为伯夷叔齐是很笨的，而孔孟曾经非议的柳下惠却是一个具有大智慧的人，因为柳下惠不管做官还是罢官都是从容自然，坦然相对，从来不会改变自己的心境。那么以做官治事代替隐退耕作衣食饱足，安然自得，何乐而不为呢。身在朝廷而恬淡谦退，过隐者般悠然的生活，就不会有倒霉的时候。道理何在呢？锋芒毕露的会有危险；好名的得到的只是虚名。得到众望的，一生很累；自命清高会失去人和。凡事留有馀地的，不会匮乏；凡事穷尽的，立见衰竭。因此圣人处世的道理，像龙蛇隐现，莫测高深，外露的只是形体，精神却深藏不露，随物因时制宜，绝不会拘泥不通。这首诗充满了道家思想，认为不能固执一端，只要保持心灵自由，为什么要一定隐在乡野？在朝廷里还衣食不愁，更有利保身。从东方朔的实际为官生涯看，他采取滑稽幽默的方式，尽一切可能向汉武帝劝谏，进一个臣子的本分。这是把道家隐世和儒家入世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以出世之心作入世之事。既要保持心灵自由，又要能够活口，把精神需求和生存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这表明，当封建帝王一统天下的时候，知识分子再也很难向孔孟那样，保持同君平等合作的独立人格了，只能用舍由君，将朝廷任职当做一种人生方式，只是以道家恬淡之心看待这一切罢了。
同时，隐于山林，逍遥于江湖的小隐也同道家的单纯消极避世思想有所不同，将儒家的养志同道家的逍遥结合了起来，成了一种既能像儒家那样保持高洁人格，同时像道家一样保持悠游心态的生活方式。当然这种悠游心态，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否则就只能像伯夷叔齐一样饿死了。这也体现在后世文学作品的渔父形象上。例如唐代张志和的《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这位渔翁独立高标，自由逍遥，同时生活无忧啊。
封建时代宦海沉浮，困于樊笼的士人们，是多么渴望这样的生活啊。唐代诸位诗人的文学作品中，都有这位渔父的形象。“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苏轼，还有黄庭坚都改写了这首词。
朱敦儒在《好事近渔父词》中说，“摇首出红尘，醒和醉更无时节。活计绿衣服青帽子，惯披霜冲雪。 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的水天混合成了一种颜色，看孤鸿明灭。”在作者笔下，渔父生活优哉游哉，没有半点为生活而不得不然的辛苦。
渔父的生活果真这样吗？未必。所以在实践中，从汉到晋，出名的隐士只有严子陵、陶渊明和竹林七贤。
严子陵和汉光武是同学，天下大乱，隐居乡下。到汉武平定天下，以皇帝之尊，邀他出来做官。不从，垂钓于富春江。这里录下有关他的传记如下：
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
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使人因谓光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不答，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
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
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帝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
严子陵也多亏了这位雍容大度的汉光武，否则天子之怒，也够喝一壶的。
至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归隐田里，还是有生计的，否则，何以谋生？他写的《桃花源记》，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还是由一个渔父而不是什么樵夫、农夫等发现，我想这也同渔父是归隐代号分不开吧。
这是两个真正具有独立人格的小隐代表。
至于竹林七贤，如果细查一下，除了那个滥竽充数的阮咸外，其他六人要么同曹魏皇室有亲，要么本身家底就不薄，所以才能优游山林，谈经论道。可是在司马氏的强大压力下，除了刘伶酒醉幸免，其他几人到底都没有逃过司马氏的牢笼。嵇康倒是坚持独立人格到底，可是最终免不了一死。其他人都主动或者被动，先后出了仕。阮籍心中痛苦，充任闲职，借酒醉抵制同司马的合作。向秀也是职上不任事，打发日子。山涛倒是忠于职守，可是他也不贪钱财，至于王戎，贪婪好利，据说和老婆半夜三更还拿着算储算账，背上这个吝啬的名声，但是又丝毫不贪污。这几个人其实最终都是主动或者被动隐于朝中，算是大隐，不以种种。以后的王羲之和谢安，其实都是身在朝中，心在山林，算是大隐于朝吧。
综合上述，晋代彻底完成了儒道合流，大隐和小隐的形成。
至于中隐于朝，也很好理解。知识分子也要生活，又要逍遥。那就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例如书画，居于闹市为生，就当人生修行吧。明代的吴中四才子，清代的扬州八怪就是这样，因为依托闹市，他们才有生活的基础。即使这样，他们也未能完全摆脱同朝廷的关系，有时应朝廷之托，临时充当门面。
终上所述，战国以后，皇权集中，知识分子们，除了少数真正的小隐，大部分要么按照儒家理想出仕，要么按照道家思想主动或者被动大隐于朝和中隐于市，很难再坚持战国时期的独立人格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大隐于体制内，或者小隐或中隐于体制外。因此，知识分子和体制的关系，是知识分子摆脱不了的一个魔咒。
现代的知识分子，有意思的就是胡适之，外国留学博士未毕业，新文化运动出名，主张西方的改良主义，但是又追求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雅和自由，还能到体制内充当北大校长和驻美大使。这个人，既想改良政治，又要同政府合作。既想保持自己的人格，又要占体制的好处。算是封建时代士大夫合光同俗的现代例子，其实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勉强算个大隐于朝吧，可是这个朝呢，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府。当代好多崇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身上都有胡适之的影子。
至于那些投身革命洪流，立志改造中国，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知识分子，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