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为他人做嫁衣

——一个老编辑的人生感悟

高洪波

高洪波，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七、八、九届中国作协副主席。

今天我和各位编辑同仁就“乐为他人做嫁衣”的话题交流一下我的编辑生涯。刚才主持人说我在《文艺报》做过十年编辑，我算了一下，实际上我的编辑生涯几乎四十年，我现在七十岁。第一个十年应该是做见习编辑，那时我在云南边疆当兵，由于尝试着写一些军旅诗，被《云南文艺》借调到编辑部负责编辑诗歌，我经常离开军营到地方的招待所里住着，严格地说是见习编辑，但在当时算是工农兵业余作者帮助工作。这是我编辑人生的第一个初级阶段，我作为一个炮兵战士对军旅生涯生活的理解由文字过渡到了文学编辑，直至怎么改稿子，怎么约稿子，怎么编稿子。记得七十年代后期，八一建军节到了，《云南文艺》要我负责编一个军旅诗歌的专辑，我就给军营的文学伙伴们发出号召，向他们约稿，好玩的故事发生了：第一个投稿的是谁呢？是现在的著名导演陈凯歌。我们是一个师的战友，所不同的是我在炮兵团，他在步兵团，凯歌和我就文学有过许多通信。他在信纸上一下子写了八首诗，从他的军营驻地宜良寄到昆明，我选了一首诗叫《投弹》，因为陈凯歌的文笔很好，对步兵投弹要领的诗意阐述浓郁，这应该是陈凯歌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吧，尽管后来他不再写诗，进入了另一个艺术领域。入选我编的这个八一军旅专辑的还有杨浪，一个活跃的媒体人，曾担任过海航文化传媒的老总，他对诗歌的爱好保持到了今天。在当年做见习编辑的过程中，我知道了一本期刊出版的工作流程，包括三审制、各种校对符号的使用等等，都是我在云南军旅时期向地方的文艺工作者学到的。

十年之后，就回到刚才主持人说的《文艺报》十年的正式编辑生活。我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过《文艺报》特殊的编辑岗位，给我的人生留下特别深刻的一种痕迹，以至于现在跟大家谈一些编辑趣闻的时候，都离不开《文艺报》的十年生涯。那时《文艺报》有两个主编，冯牧和孔罗荪，我二十七岁当编辑，是当时最年轻的编辑，我们文学评论组有八个人，这八个人后来出了很多著名的评论家，比如著名的评论家雷达和现在很活跃的报告文学战线的李炳银，他是报告文学学会的常务副会长，李炳银比我大一岁，我们俩是当时《文艺报》最年轻的编辑，这个当时是一九七八年，我们两个不足三十岁的年轻转业军人面对的都是资深的老大学生，比如谢永旺、陈丹晨、刘锡诚、吴泰昌和至今仍在孜孜不倦撰写散文的阎纲。

在《文艺报》十年的编辑生涯中，我最幸运的是被组织推荐到文学讲习所培训，我所在的班就叫“评论编辑班”，按照序列是“文讲所七期”，文讲所现在叫“鲁迅文学院”，是文艺界有名的“黄埔军校”。八十年代初办的文讲所七期是当年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指示办的，因为他作为一个《文艺报》的老主编敏感地意识到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来临，一个繁荣的创作大潮涌起，而期刊是极其重要的阵地，期刊能否达到和满足时代的要求，它的人员结构和编辑素质至关重要，这是我对评论编辑班创办初衷的个人解读。在《文艺报》工作中，有一个与其他报刊不同的特殊规定，就是编采合一，既当编辑编稿，还要当记者采访并提出分管领域的选题，所以我作为一个文学评论组的编辑，同时又是三个领域的记者。第一个领域是诗歌，当时的诗歌非常活跃，我要参加所有的诗歌活动，阅读大量的诗集，针对诗歌界有什么问题拿出选题；第二个领域就是儿童文学，我现在进入这个本行正好和当时的任务有关，要参加所有儿童文学的笔会、颁奖会、研讨会；第三个领域是少数民族文学和民研会的活动。那时候我一个人负责三个方面，忙着采访、建立各种联系，所以我联系的作家面比较广，组里其他同志也都有各自的分工和定位，比如李炳银负责报告文学、散文和纪实文学，雷达负责中短篇小说，阎纲和孙武臣专门负责长篇小说，我们文学评论组的组长刘锡诚负责抓全面，刘锡诚是一个极其认真负责的领导，他的专业是俄语，但是由于有了北大的学历，加上新华社工作的经验，所以他在我的编辑生涯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我进入《文艺报》是一九七八年，正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文艺界百废待兴，在“文革”中压在文艺界头上的“文艺黑线”“黑八论”全部推翻了，这批文化人得到解放，然后才有了八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是它的先导应该是从文艺界开始的。比如刘心武一九七七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表之后带来了一种改革开放的先声，因为他提出“救救孩子”，通过在作品中塑造像谢惠敏一样的典型人物向人们提出了启蒙的要求和呼唤。刘心武的《班主任》一战成名，紧接着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成为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诗歌界还有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祖国啊，我要燃烧》、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从解放军的排长直接转业到《文艺报》成为一个编辑，又要求编采合一，我需要认真地大量阅读，向老同志们学习，参加文讲所评论编辑班。我们班里的同学大部分是刊物的主编、副主编和编辑，现在基本都退休了，但是当时我们属于年轻的力量。

《文艺报》的十年是对我编辑历练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那时我去冰心家组稿，亲眼看她用圆珠笔在复写纸上写，一式三份，很快一篇千字文章写完了，她把原稿留下，把中间那页给我，第三页留个底，这一幕使我对冰心老人敏捷的文思留下极深的印象。还记得我和雷达去访问丁玲，因为快到三八节了，需要一批女作家亮相，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丁玲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老人家很厉害，她说：“我从来不卖一个‘女’字。”一句话让雷达我们两个目瞪口呆，不知说什么才好，但丁玲毕竟是丁玲，不会让后生晚辈难堪，话题一转谈起了别的，最后在和谐快乐的气氛中我们完成了这次采访。还有一次我曾骑着自行车到赵朴初家取稿子，那是一篇对《天安门诗抄》的诗歌评论，赵朴初当时住在西绒线胡同，取原稿的过程顺利无比，放到现在赵朴初的原稿应该是很珍贵的文物了吧。

在《文艺报》工作十年之后，我被调到中国作协办公厅当了三年多的副主任，分管的也是秘书处，这期间我为去世的作家起草唁电，为过生日的作家起草贺词，虽然工作内容和编辑无关，但是我有一次特殊的经历。当时秘书处一个整理档案的老同志拿来一份手稿，说这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留存手稿，但是不能确认是谁的手稿，让我帮助确认一下。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那是丰子恺写于六十年代初期的散文《上天都》，手稿上面的字很大，粗犷有力的笔迹依附在好多张手稿上，《上天都》是很有名的散文，写的是爬黄山。后来我把原稿拿回家看，因为丰子恺是我在文讲所研究的论文题目，我很喜欢这个作家，也很崇拜他，我看了一晚上，确定这就是他的原稿，第二天交回了秘书处，现在这份珍贵的手稿也许在现代文学馆吧。由于编辑工作，我无意中接触了很多作家的手稿，在《诗刊》当主编时，李瑛先生的很多诗稿都给了我，当时没当回事，现在进入电脑时代，突然发现作家们的手稿居然这么昂贵。一个小故事，二十多年前，我给《中国文化报》写过一篇散文叫《听琴》，我和陈建功听了一场古琴独奏，回来我就写了这篇散文，一共九页稿纸，写完之后就寄给《中国文化报》，我没留底稿。后来在三四年前，当时《中国文化报》的副总编王洪波告诉我，《听琴》的手稿在网上拍卖，一张四百元，九张一共三千六，问我要不要，我说当时我的稿费才二百块钱，还让我拍个自己的手稿，我不要了，谁愿意买谁收藏吧。这是当编辑的一个趣闻，那时候我们有很多作家的手稿，包括茅盾、巴金、冰心等等。

《文艺报》十年和中国作协办公厅三年工作之后，我又重新当起了编辑。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离开中国作协办公厅到大型文学期刊《中国作家》当副主编，原来的副主编雷达调到创研室当副主任。《中国作家》的主编就是我在《文艺报》的老主编冯牧，两个副主编是我和章仲锷，章仲锷号称北京“四大名编”之一，北京“四大名编”的组合方式有点像“扬州八怪”，“扬州八怪”是由十五个画家组成的一个创作团队，“四大名编”中我记得有章仲锷、周明、《十月》的张守仁和《人民文学》的副主编崔道怡和王朝垠，还有龙世辉等六个人，他们都是资深的编辑、“文革”前的老大学生，能编能写能抓稿子。章仲锷从作家出版社副总编和我一起调到了《中国作家》，我们俩配合冯牧主编，一起工作了整五年，我们在的时候是双月刊，现在《中国作家》已经变成三本了，主编也换了好几茬，冯牧之后有陈荒煤、杨匡满、何建明、艾克拜尔·米吉提、王山和现在的程绍武。

我在《中国作家》这个岗位上正好编了五年文稿，从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到一九九五年四月，这五年一直协助冯牧编《中国作家》，我很爱编这种文学刊物，期间遇到了很有意思的事。昨天收到的这本《中国作家》里有一篇《萧立军访谈录》，萧立军是我当副主编时候的编辑部主任，我们俩是好朋友，他比我小一岁，他讲到了在《中国作家》编莫言的稿子《透明的胡萝卜》，莫言那时候一点名都没有，后来他成为诺贝尔奖的获奖者，萧立军非常详细地讲了一个编辑和一个无名作者怎么成为好朋友，又怎么给他开研讨会，然后莫言怎么写了《红高粱》，两人还一起骑车，突然遇上车祸，莫言被卷在底下差点没死了，所以他俩是生死之交。昨天看到这篇《萧立军访谈录》，我回想起和萧立军在《中国作家》的五年，我们一起编了好多有趣的稿子，比如编过周涛的《游牧长城》，是一篇很长的散文，还编过李松涛的长诗《拒绝末日》。曾经有一位吉林的作家投了一篇非常好的关于抗联的稿子，写的是杨靖宇，那个时候九十年代还没有英雄主义，但是因为他很了解抗联历史，把杨靖宇最后的牺牲写得非常感人，然而文章的标题叫《没有辉煌》，我说这可以作为重要的稿子发，但是名字必须改两个字，萧立军问改哪两个字，我说把“没有辉煌”的“没有”去掉，改成“步入辉煌”，意思是走进辉煌里，后来拍成的电影也用了“步入辉煌”这个名字，这就是编辑点睛的作用，“没有辉煌”有一种垂头丧气的感觉，改成“步入辉煌”就不一样了。还有《万家诉讼》当时也是我们那发的，作者是我的同学陈源斌，后来他把版权卖给了张艺谋，改成了《秋菊打官司》。

那个时候《中国作家》发表过一系列的作品，都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从王安忆的《小鲍庄》到莫言的《透明的胡萝卜》，此外像林希、李贯通、叶兆言、徐坤等都在《中国作家》闪亮登场，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也佳作迭出，比如《马家军调查》《塔克拉玛干：生命的辉煌》和张健的《辉煌的悲怆——南迦巴瓦峰的诱惑》，写的是中日联合攀登梅里雪山，遇到雪崩，很多人牺牲了，还有一篇文章就叫《梅里雪山祭》，意为祭奠这次登山。后来隔了很多年，二〇一六年我终于有机会去了一趟梅里雪山，云南的省委副书记、我的老领导、中国作协原来的副主席丹增陪着我到那个地区专门看梅里雪山，在那里我才知道这座雪山是藏族的圣山和神山，是不能攀登的。那是一次非常惨烈的中日联合登山的失败的事情，而报告文学就是我们这发的，发完之后，我记得研讨会上作者张健也来了，他原来是体育报社的，还有几个登山的运动健将，他们的名字都出现在当年登珠穆朗玛峰的课文里。我注意到他们好几个人的手指都是残缺的，因为登山时的条件艰苦，手指被冻掉了，但是生命保住了。“山友”这个词也是那时我才知道的，登山的叫“山友”，还有战友、工友、学友，现在大家共同旅行叫“驴友”。研讨会还讨论了关于向往崇高追求的生命最高价值点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通过《梅里雪山祭》研讨了关于人与自然以及人类终极命运的话题，这都是当编辑时遇到的一些事。

《中国作家》的五年编辑生活过得很快，也很快活，为此我曾专门写了一篇散文叫《快活五载》，记录了自己五年完整的编辑生涯。后来我从《中国作家》副主编的岗位调到了中国作协创联部当主任，继而担任作协书记处书记，我的编辑生涯按理说应该终止了，因为这个岗位是行政工作，但是冥冥中命运注定我的编辑生涯还在延续。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有一本内刊《作家通讯》，是给每个会员专门印制的，当时印数五六千本，现在已经高达万册之多，作为内刊这应该是一个很高的印数，我因为兼任创联部主任，同时成为《作家通讯》自然而然的终审，一审十几年一直到调离，所以这个时期我的编辑生涯是隐形的编辑，或者说是无名英雄，现在这本内刊已经交给了《文艺报》。

在中国作协书记处这个岗位上，我又有过多次兼职，除了创联部主任、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中国诗歌协会副会长，还两次出任过《诗刊》主编，这是向社会公开的主编头衔。从一九九七年到二〇〇二年，我到《诗刊》兼了五年的主编，因为我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没有免掉，当时配合我工作的是叶延滨和李小雨。兼了五年主编之后，在二十一世纪初，中国作协进行机构改革，对下属期刊出版社实行集团化，我就从《诗刊》出来了，吉狄马加也从《民族文学》出来了，金坚范从《文艺报》出来了，我们几个人原来兼职的工作岗位，或者说我们曾经指挥的部队统一交给新成立的作家出版集团领导张胜友书记指挥。需要补充的是，我是在诗歌界很热闹的时候进了《诗刊》，当年还和《太原日报》打了一场官司，做了很多活动，恢复了“青春诗会”，又创造了“青春回眸”和“春天送你一首诗”等一些诗歌品牌。

本来以为我的编辑生涯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二〇〇九年《诗刊》的主编、我的接班人叶延滨退休了，另外一个常务副主编李小雨也到岁数了，她是李瑛的女儿，比我大几个月，这时候找不着主编了。当时的党组书记李冰动员我再去《诗刊》当一回主编，我说上次当主编的时候，翟泰丰书记说我当一年主编就回来，但是我一下干了五年。李冰书记说：“我跟翟泰丰同志不一样，你就干一年，把局面打开，找到人之后就回来。”结果去了之后，我接了叶延滨，他比我大三岁，原来是他接我，现在我接他，我们俩好比打麻将的对倒胡。这次我在《诗刊》又兼了五年主编，《诗刊》终审的稿子我每次都看，编前会都得参加，我在《诗刊》前后加起来正好十年。到二〇一三年八月，我正式离开《诗刊》，就此结束了我的编辑生涯，所以我有将近四十年的编辑经历，对“乐为他人做嫁衣”这个话题非常熟悉，因为这几乎是一生认真投入的工作。

现在回想我的这种经历，我想对年轻的编辑们说，编辑这项工作还是很有意思的。记得八十年代末，中国作家协会专门为全国文学编辑生涯二十五年以上的老编辑颁发荣誉证书，还请韩美林做了一批特别漂亮的钧瓷的纪念品，上面刻着字，因为编辑生涯二十五年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少见的老编辑了，中国作家协会给老编辑颁奖说明对编辑工作的重视。每次作家协会颁发各种奖项的时候，责任编辑的名字一定要写在上面，而且获奖责编要和领奖人同时登台，也会得到一个证书，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文学编辑非常受尊重。虽然你为他人做了嫁衣，但是穿着嫁衣的“新娘”还是对你充满感恩，这是一种难得的互相尊重的社会风气，同时要有组织系统保证这些做嫁衣的人值得拥有这份荣耀，所以在评编辑职称和晋级的时候，获奖的责编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格认证，别的单位我不知道，作家协会系统是一直这样做的。

说到编辑，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倒霉的“霉”字，一般人习惯写霉变的“霉”，但是校对出身的副主编章仲锷老跟我说，倒霉的“霉”是木字旁门楣的“楣”，意思是如果这家的门楣都倒了，这家肯定衰败到了极点，但是后来都写成霉变的“霉”。因为他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来的所有大学生都受过严格的训练，先做半年校对员再当编辑，所以对每一个字都非常仔细。由此我又想起逛潘家园的时候买到了一批很便宜的老地契，乾隆年间的也有，一百块钱一大包，有山西的、河北的，这些老地契的字写得特别好，当年乡村知识分子的毛笔字都特别好，我在欣赏书法的时候突然发现有意思的两点：第一，比如张家要把地卖给李家，空口无凭，立此为据，但是所有老地契都不是“空口无凭”，是“恐口无凭”，恐怕说的不准，必须立此为据，就像“倒楣”的“楣”是木字旁门楣的“楣”；第二，那个时候土地之珍贵，居然可以量化到一分、一厘、一丝、一毫、一忽，真是寸土寸金，一丝一毫已经很细了，一忽可能就是一小条，后来我查了一下，古代度量衡真的有一忽，现在已经不用了，但是在老地契上都有。有时候知识的吸收很广泛、很宽泛，尤其是在文字方面。

所以做个编辑，一方面要掌握常规操作，比如校对符号，作协所有期刊专用的笔记本后面都有一套完整的编辑使用的校对符号。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不同报刊的负责人由于对编辑和写作认知的不同，所带出的队伍也有所不同，比如《文艺报》的老主编冯牧主张编采合一，倡导每一个编辑要成为一个好记者，同时要求分管的每个编辑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研究者，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这是冯牧当年给我们《文艺报》的编辑们，尤其是年轻的编辑提出的一种要求，所以我开始学习写评论、写诗歌评论、写儿童文学，我的好朋友雷达后来成为非常著名的评论家，带博士生，曾任小说学会会长，但是四年前去世了。鼓励一个好编辑要成为一个好批评家、好记者，如果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当然更好了，但是一般搞理论的编辑成为作家的不多，成为散文家的很多，像雷达以前不写散文，后来开始写散文，写得特别好，他的《皋兰夜语》写家乡、写童年记忆，因为他的哲理性和思辨能力非常强。而作家协会另外一个刊物《人民文学》的主编葛洛就是另外一种要求，他后来也是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还是我的老主编冯牧在延安鲁艺的同学，他认为编辑就是编辑，不主张编辑写作，所以《人民文学》的编辑就老老实实地编刊，出了很多名编，像周明、崔道怡、王朝垠，但是《人民文学》出来的作家和评论家不如《文艺报》，同样都是作家协会的两个正厅级的单位，而且主编任命都经过中宣部，然而这支队伍带兵的领导的要求不一样，包括葛洛写小说当年在延安特别有名，很多作品成了名篇，但是他不写了，也要求所有人都不写，专心当个好编辑。

我想好多出版社也和这两家刊物一样，但是《诗刊》不一样，《诗刊》的编辑好多都是著名的诗人，比如当年《诗刊》的编辑邹静之，后来电视剧写得特别好，还有著名诗人李小雨、梅绍静、叶延滨。由此可见一个刊物的刊风、社风、报风因为领导者的要求不同，带出的队伍肯定也不一样，比如当年党组书记张光年，就是《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光未然，他是《文艺报》老主编出身，对《文艺报》特别有感情，他要求我们一二九学习制度：一年十二个月，一个月在家自己读书，两个月出去采访调研，九个月上班做好工作，这是我当年在《文艺报》亲身经历的一二九制度，现在应该都做不到了。《萧立军访谈录》也写到他当年在文化部的《文艺研究》当编辑，是林元老先生带他，萧立军也被严格地训练，尤其对作者如何无私地帮助。

其实当时好多著名的作家所写的名著后边都有一些无名编辑的影子，比如《林海雪原》就是四大名编之一龙世辉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有些想法都是他给曲波说的，后来他调到作协当作家出版社副社长，曾经讲过当年编《林海雪原》的过程。杨沫的《青春之歌》也是责任编辑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以及“三红一创”，《红岩》《红旗谱》《红日》和《创业史》，好多都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老编辑们很认真地全力以赴地投入而产生的作品。至于有些文盲的作家所写出的名著，比如高玉宝的《我要读书》，因为他当时没文化，责任编辑需要投入大量的努力。还有很有名的作家陈登科，他后来是安徽省文联主席，当时他的文化程度也很低，投的稿子有些就是画的符号，比如他的《活人塘》，责任编辑要猜这是什么字，再给他确认，后来陈登科成为著名的作家，听他讲起当年怎么投稿，往事历历在目。这些名作家是站在为他人做嫁衣的无私奉献的这些优秀编辑的肩膀上，才有了后来辉煌的名著和传世的代表作，编辑如果没有奉献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光想着自己成名成家，甚至如果自己心态不好，把别人好的构思借用过来都有可能，这种事好像这些年比较多。

所以当一个好编辑是一种人品的修炼，个人文化修养的提升，同时还要有火一样的热情，对你的作者、对你的来稿者，不管他的地位、他的阅历、他的身份如何，只要是你的作者，就一视同仁地无私地帮助他，只要他的作品有可能成为一种成品，你都努力地让它成为成品，努力地帮他进行加工，完成最后创纪录的一跳，作者可能会终生感谢这个编辑。

记得我在云南当兵的时候，冒冒失失投稿给《云南文艺》，后来我意外收到用稿通知，短短的一封编辑来信，说我的军旅诗准备选用，这个消息曾让我惊喜若狂。编辑部来信上面的字体十分特别，字和字排列起来像被风吹倒的麦田，倾斜得厉害，后来我被借调到杂志社，才知道这封用稿信出自一个叫刘绮的女编辑，她的爱人是昆明军区著名的画家梅肖青。我特别感谢刘绮老师，她也是写儿童文学的作家，《一只小风猴》是她的代表作，这么多年刘绮老师一直和我有联系。一九九一年我陪着汪曾祺他们到云南，当时我在《中国作家》当副主编，第一个活动就是组织“红塔山笔会”，“三老”汪曾祺、李瑛和冯牧都是七十岁以上，我那时刚四十出头，带着他们到云南，十五个日夜走边疆，还有陆星儿、黄蓓佳等一大批作家，是红塔山烟厂的褚时健请我们去。那次我才知道刘绮跟汪曾祺居然很熟，我大吃一惊，他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昆明。刘绮告诉我，她父亲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她七岁的时候汪曾祺他们正是二十来岁的大学生，那时她是个小演员，号称中国的秀兰·邓波儿，在西南联大的学生里特别有名。刘绮十七八岁的时候是地下党的区委书记，后来当了一个编辑，是我生命中第一个引导者和贵人，所以我每次到昆明肯定会见她，她到北京我们也常见面，只是刘绮老师现在已经去世了，我非常怀念和感激她。命运就是这样，有时候会突然有一个无形的手拉了你一把，让你的梦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让你把不可能成为铅字的作品变成铅字问世，这种欣喜和快乐对于一个业余作者来讲，是一种莫大的激励，他眼前将开展无限的可能性，我们每个编辑都有这种放大的神器，看你怎么对待你的来稿、对待你的作者，这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编龄四十年的老编辑，这是我跟大家谈的感悟和故事。最后我想说到自己当年在文讲所七期毕业典礼上写的一首《编辑之歌》，我曾经朗诵给丁玲、冯牧这些编辑前辈，在诗中我谈到左拉、别林斯基都曾是编辑，也谈到巴金、丁玲、叶圣陶都是编辑，他们值得我们自甘清贫、两袖清风地进行一种为他人做嫁衣的工作。后来我看到郑逸梅写的一则文坛逸闻才知道，清末著名案件“杨乃武与小白菜”的主人公杨乃武最后选择的职业也是一名上海《申报》的编辑，我不禁笑了起来，生活和命运就是这样有趣。

（本文为作者在童趣出版社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