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志

我是八五年上的小学，上小学时的年龄是八岁，当时算是年龄偏大的学童了。学校也有幼儿园班，但因年龄大了只好从一年级学起。

上学的前半个月都是母亲每天把我背在背上去上的学，半个月后才慢慢习惯和小伙伴们走到学校去读书。读一年级的桌子是二十多年前我们的父辈、叔叔辈曾用过的长条课桌。四五年级开始用双人课桌。

为什八岁才开始上学呢？家处农村，父母的文化层次低，经常给孩子灌输一些荒诞不经的东西，什么“读书不专心，老师要用针穿鼻子”。于是就把教师这个职业看的非常神圣，把读书看成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好象进了学校就没了人生自由，还要遭受可怕的刑罚。再加上一个农村娃，从小就和同龄玩伴放牛、爬田坎、做游戏，习惯了野犊子生活，于是就拖着今年不想上学，明年也不想上学，父母也迁就着。

那时的学校在一个叫孙山嘴的地方。学校的名称是“枫江村小学”。没有校门和围墙，一通泥砖小瓦房的教室，在低洼处一个土坝操场，同时也是篮球场，场坝两端各有一个水泥篮球桩设施。在教室的旁边地势稍高一点的地方一个大礼堂，平时用于学生活动和村上放电影和开村民大会用。在教室的旁边有一墩土墙小瓦房，地势也比教室高，这是校长陈仲才老师的家。

陈老师既是学校的校长也在教书，老家是寿安乡的，爱人李老师也在学校教书，也是外乡人。全校所有的老师只有他一家在这个学校里住，教书的同时也种自己的田地。他早年毕业于蒲江县鹤山高中，是六一级学生，是当时蒲江县级高中的高才生，据人说，他不仅能上小学的课，初中的语文丶数学丶物理丶化学都能教。无奈解放前父亲是保长，成份限制了他的前途，未能进入师范或大学深造，被分配到一个偏僻山村教小学，屈居一个民办教师的职称。六十年代来枫江村教书时，课堂设在一村支书家里，村上在村支书家后面盖了两间瓦房供其居住。到了七十年代伊始，政府才开始在这个孙山嘴的地方建学校。为了陈老师一家居住，政府顺便在教室附近建了一墩土墙瓦房。土墙时间一久便裂开了一道拳头都能伸进去的缝隙，经常有蛇进去与人同居。一次陈老师整理床铺，就发现枕头下面盘着一条菜花蛇…

我八五年上小学时，他上小学五年级的课，我哥也在他班上，已经在枫江村教了23年书。

整个学校，从教室里到教室外，没有一点混泥土，全是土地下。一下雨，室外操场一片泥泞。教室里甚至还有被调皮孩子折腾出来的大坑小荡，老师的讲台也是用泥砖砌的土讲台。黑板是用木板刨光滑刷上黑漆的木制黑板，长方形黑板两边用两根木杆钉好倚靠在墙上。一张双人课桌一块木凳，桌上放一盒粉笔，粉笔是彩色的，有白色、红色、粉红色、蓝色，我非常喜欢老师的那盒彩色粉笔。还有一本教科书。上课时老师就手握一只粉笔，或拿着教杆指着写在黑板上的内容，苦口婆心的讲。下面的孩子们或是正襟危坐，或是弯腰驼背，有的在跟着老师的节拍认真听，有的是神情呆滞，人在教室心在外，老师噼里啪啦讲过之后还是什么都不知道。于是优生和差生（当时也叫“瘟猪子”）就产生了。老师不在时，教室里一片喧闹，邻桌之间小孩你逗我，我戏你，孩子们盼的就是老师不在教室，有时就是老师在下面给孩子检查作业，其他孩子也在打闹嘻哈，好不热闹…

在六十年代那批小学生上学的时候，学习氛围更糟糕，那时都是多子女家庭，当哥哥姐姐上学经常会背着还在吃奶的婴儿或是一两岁步履蹒跚的幼儿来学校。因为孩子放在家里没人照管，大人都在集体农庄里干活挣工分。老师对此也是同情默许的。正在上课不是这个婴儿哭就是那个幼儿闹，一会儿要拉屎拉尿了。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国家实行计划生育已近十年，这种情况已成为过去式。

那时上课下课是以敲钟为号，所谓的钟就是一块圆环形锈迹斑斑的钢铁用绳子吊在泥砖墙角处，上课时老师拿起一块废宰刀，“当、当、当…”的敲几下，发出清脆的声音，孩子们自觉地跑进教室。下课、放学同样敲几下，大家就知道又一节课结束了。后来老学校拆除，新建校舍后，换上了电铃。但不是自动报时，还须人去打动拉线开关。

到了1987年，整个学校才开始全面改造，原来破旧的泥砖瓦房才开始全部拆除，在原校址上新建了两通崭新的火砖小瓦房，还新修了厕所、校门。教室里也首次使用了混泥土地面、讲台，木质黑板由墙体黑板所取代。但操坝仍然是泥土地。

那时的老师是可以打骂学生的，打骂学生于是也就成了教学的常态，教育局也没有什么严格处罚老师的各项法规。我记得在刚上小一的时候，老师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她父亲是小学多年的老教师。我就经常挨打，一幅稚嫩的脸庞掐满了指甲伤疤。这要是放在今天，尤其是城里面老师是脱不了手的。我从小就有点鼻炎，那个时候，记忆力特别差，尤其是认字方面，老师前面教过的几个简单汉字，回过头来考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字了。上课也是魂不守舍，精神不集中，老师在教天书，努力白费了，岂能不生气耶！这个年轻女老师，生气时打起学生也是很出格的，有次发现一个女孩在下面搞小动作，好像在看别的书，揪上讲台，将全部的怒火发泄到她身上，再加上这女孩本身也是个差生。又是狠狠的抓扯头发，又是用书重重打耳光，踹脚。那个时候的家长通常也不会为了孩子在校被老师打骂而去学校冲击老师，只是自己的孩子在校或放学回家的路上被同学欺负了才会去向老师反映情况。

那时候学校周围不是松树林，就是一块块大小不等，高低错落的农田，田与田之间的田坎路供人们通行。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有几户姓宋的人家，也是泥砖小瓦房，也许还有土墙。人户不集中也很少。

早上八点上课，四节课下来十二点钟放学。学校是没有食堂的，中午学生要徒步回家吃饭。回家就是把蒸桶里的饭用勺挑到洗干净的锅里，灶口烧点柴草，把冷饭炒热，有早上的剩菜的就从碗柜中端出来锅里热一热，这些菜通常是水煮油炒青菜、萝卜，极少时候能吃肉。没有菜的就和着点十分下饭的红豆腐、泡宰辣椒，再简单点就是在白饭里加点散装豆油当下饭的味道。有时候就吃着一两块煮好的冷红薯就上学了。

家里到学校，通常是半个小时左右。要上大卵石砌的山坡，要经过一片一片松树林，要经过一块块农田边，一座座人户旁。小的时候被狗咬怕了，常常不敢一个人路过某户人家旁，因为这家人养了两条大狗。要么几个孩子才敢过，要么乞求不认识的路人送我过去，路人通常都很大度。

下午是三节课，也是语文和数学交替着上，也有音乐、美术、体育。但这些课都很少，主要还是语文和数学。小学五六个班，有的老师既能教语文也能教数学，但大多都是教语文的不教数学，教数学的不教语文，而且也教不好。美术、音乐、体育由于没有专业老师，往往也是由教语文或数学的老师在教。

下午五点半就放学了，各个生产队的孩子们就再次徒步回到各自的家里，三五成群，说说笑笑。记得我有次因做不起老师布置的作业被留下来，摸黑才放回家，父亲打着电筒半路上才接着我。说起那个时候啊，莫怪老师恨铁不成钢，小学那么简单的教材，一天也学不了几个字几句话，自己和个别小孩就是浑浑噩噩在读书，老师教了下来还是不知道作业该怎么做。

一年级下来因为老师觉得实在跟不上，只好降班，重新再读一个一年级，由新来的老师教，一个姓熊的年轻小伙子教这个年级。这个老师不爱打人，但吼人骂人是经常的事。这样一来我的小学本该是六年的，实际读了七年。在这七年里我从来没有当过优生，也没有当过中间生，基本就是差生。

那个时候老师可以把跟不上的差生降级（降班），在课堂上，有的小孩子被老师骂了两句就挎着书包走了，从此不读书了，老师不会拖着你不让你走，我幸运没有当可耻的逃兵。

我记得我们在读初小的八五年、八六年，学生只有5元一期，以后学费的涨幅也不大。只是那个时候学校有一个规定每期开学，学生要完成勤工俭学任务。那时的农田都是种水稻的，开学就是要每个学生提一兜子（约十几斤）谷子到老师家完成这个任务，原则上是要学生到稻田拾遗穗，以避免浪费。但那有那么多的遗穗呢！大人比小孩更心疼粮食。所有学生就在自家仓里舀了一兜干谷子去报名了。有的时节，学生须向学校交纳一定量的油茶果籽，这是一种野生乔木，花是美丽芳香的山茶花，果实用来榨油，味美质优。那个时候也没有各种补习班，特长班丶兴趣班，上课就是上课，放学就是放学，放假就是放假。寒假是一个月左右，而暑假则长达两个月。老师也会在每天放学前布置晚上回家的功课，叫家庭作业，假期的作业叫假期作业。这些作业都是要交上去让老师检查的。

那个时候在校教书的老师，从校长到一般教务员都是村里的兼职农民，大多都是民办教师。通常自己在学校教书，爱人就在家里张罗土地，而教书先生回家后也会帮着家人劳动。一样会去放牛、割猪草、煮饭、挑水丶挑粪…当时小学老师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在农忙时节，可以调动自己的学生去帮自己义务劳动半天或一天，小孩子劳动虽不是很规范，效率也不高，但人多势众，干完一方地也很轻松。老师也会给自己的学生兴一顿午饭作报酬。我在读书的时候也曾被动员去帮老师割过麦子、菜子。但每年这样的安排也非常稀少。

在枫江小学的七年里，据我所知，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两年来过几个师范毕业的年轻公办老师，以前包括陈校长都是民办教师，仅管这样，都还存在教师缺口。比如曾经教我们启蒙老师罗XX因产假不能上课都是由她的妹妹来代的课，不须要教师资格证及教育机构批准，老师推荐，校长同意就可以了。在上五年级的时候因缺老师，本村的农民，曾当过几年兵的宋XX也来我班教过一年语文课，虽然说话不太顺畅但也能略胜于无。当时各个年级找社会上的农民来代课也是常有之事。教了一年半载，如果有了老师，他们依然被辞退，就是一个临时工的角色。

童年的时光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仅管我有对读书的恐惧，但又恋恋不舍在学校和小伙伴们的快乐生活。读书又盼望着假期的到来，假期来了，又可以坐在父亲加重自行车的前杠上，后座上搭着母亲，他吃力地在碎石路上蹬着。到外婆家了，那里又有好多的男女孩子，又会迎来好多的乐趣…

每周星期六只有半天课，星期天不上课。放学了，孩子们的就漫山遍野去寻找自己的乐趣，如寻茶片摘茶包、采成熟的覆盆子果子吃，干热的夏天，有些调皮的就点火烧干枯的草丛或藤笼，见火越燃越大，以引起一阵兴奋为乐，至于会引发什么严重后果没有预见性，也没有什么敬累心。或是早上手里捏一把干松针叶，点燃，嘴里呼呼发出声音，一边跑手里的松针叶留下一道青烟，孩子们在寻找一种骑摩托车的感觉。那时的农村连自行车都少的很，摩托车更是孩子们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或是在上学路上拿着本小人书连环画边走边看。几个小孩并排共看一本连环画。有些生产队的小孩上学就推着铁环去，又推着铁环回家。在学校课间时候，满操坝不是鞭陀螺，就是打三角板、四角板，孩子没钱赌输赢就赌香烟纸扎的三角板。有一种游戏叫“打鸡腿”，一只脚在地上跳，将手抱着右脚踝处用右膝盖顶撞另一个人，两个人互相顶膝盖，看谁把谁顶翻在地。还有就是孩子们玩打朋架的游戏，不仅是在操坝里，还有校园外，山林子里。还有孩子们自制的火柴手枪，风筝、电简…

小学七年，就占去了我童年时间的百分之八十五，是一生中为事业打下基础的七年，学会了拼音识字，学会了简单基础的数学计算。其间也挨了不少打，也挨了不少伤害自尊心的话，但从我内心深处没有怨恨过这些老师。他们从教书育人的角度讲或许不完美，不是最高水平，但没有错误。今天仅有的一点本事都得益于他们当年的严格。

同时也在浑浑噩噩之中感受到许多快乐开心，如课间时分和伙伴们一起“抓坏蛋”“打群架”。只是觉得那个时候的状态是人生中最美好的状态，有父母撑着一方天地，希望时光凝固，永远都是那么大…

今天重走一次童年的上学路，早已是沧海桑田，没有了松树林，一路上全是柑橘园，当年的学校也成了柑橘园，有一两户人家处在原来的校址上，原来的学校见不到一点点存在过的痕迹。自己的孩子也长大成人，想起南宋辛弃疾的词《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