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金岁月】岩增：三线建设回眸之三十八：文革，动乱年月（四）
——1971年的平反冤假错案
作者 岩增
在十年动乱中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派性”左右结果的“清理阶级队伍”，必然会制造出大量的冤假错案。本己历史上做过正确结论的问题，被进一步扩大化；本已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被上升到“阶级斗争”高度，制造新的罪名。于是“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漫天飞。
尤其是“专政队”私设公堂，刑讯逼供，设立“牛棚”，侮辱诬陷，随意定罪，凡是被抓进“牛棚”的都要进行多次大会批判和批斗，甚至在批判会上指使所谓的“革命群众”动手殴打“教训”被批斗者，在职工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如被批判的人是有“作风问题”的女同志，则在脖子上挂上破鞋进行侮辱性游街；有“历史问题”的人，则在脖子上挂上“历史反革命”的沉重的大牌子游街，肆意进行人格侮辱和人身折磨。拥有正义感的职工群众对此无不满腹质疑，并指责和反对。
文革时期的批斗会
有几次在我们厂召开的批斗会上，因为我的故意搅局，让被批斗的人避免了挨打。前面提到的老工程师熊国辉被认为交待问题不过关，多次被批斗。有一次“专政队”的人故意在人群中安排了几个打手，准备在批斗过程中以熊国辉不老实的罪名，让“义愤的群众”去拳打脚踢促其认罪。我和几个青年职工也挤到会场前面，决定破坏“专政队”的行动，还让他们没办法。我们每人都拿着《毛主席语录》本，这也是我们的武器，在批斗会进行中一发现那几个打手站起来要往上冲，我们就高举《毛主席语录》本，高喊：“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并乘势把挂在熊国辉脖子上的沉重的大牌子摘下来，并对会场的群众说：“让他站直了‘交待’好不好？”大多数干部职工都具有同情心，纷纷同意，喊：“好！”弄得主持批斗会的人干瞪眼。个别领导不明就里，还感到这样开批斗会会场气氛热烈，做法很好，值得推广。我们千方百计尽最大努力保护被批斗者，让他们免遭无故的殴打。
被下放到我们车间劳动的，有领导层的“修正主义走资派”，也有所谓的各种问题的“阶级敌人”，在私下里我都与他们沟通过，告诉他们：一旦被批斗，在会上一定要配合我们的行动，以免遭到体罚和殴打。他们也担心我受牵连，我告诉他们，那些人都不如我“根红苗正”，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再说我有得是理由回复他们！
1971年“9·13事件”后，周恩来总理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并努力为大批老干部平反冤假错案，为让更多老同志恢复工作创造条件。这一精神开始传达到基层。那时纠正“极左错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到了基层主要是体现在落实政策上，而落实政策主要是为在“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中出现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由于公司有威信的老领导逐步结合进革委会并恢复工作，抓平反工作得到积极支持。侦查兵出身的保卫科长老刘被重新起用，恢复了保卫科长职务并担任落实政策专案组负责人。我们对这位老科长很熟悉，大家都住在公司宿舍院里，经常在一起聊天，谈论对时局的看法，我们都对社会乱象深恶痛绝，特别是对无辜的老干部和技术人员被迫害感到无助和痛心。公司专案组需要从各基层单位抽调人共同开展工作。我们工区抽调了两个人：保卫干事和我。
这项工作十分艰巨，从各单位上交上来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资料堆在一起，把会议室的一角都堆满了。根据要求进行清理、整理，工作量巨大。于是，我们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当年我进专案组时，我爱人正做月子，她刚生大女儿不久。刘科长很照顾我，尽量给我安排一些文字工作，并让我带回家去完成，这样既可以完成工作，又照顾了爱人。我很感激领导和同志们的照顾，更尽心尽力地认真做好每件事情。因为我手里的工作责任重大，关系着众多人的政治生命和前途，甚至关系到下一代的命运。爱人看到我回家写材料可以天天陪着她和孩子，便非常高兴，而我在紧张工作之余可以随时看看可爱的孩子，立即忘掉了疲劳，更加忘我地工作。
经过将近一年的紧张而卓有成效的工作，进入了起草文件，筹备平反大会的工作。我抽时间回到粗木车间，把几位老同志叫到一起，说：“告诉你们一大喜讯！你们都被平反了！并很快恢复原来的工作，补发两年来的工资！”（这两年来每月只给发几十元的生活费，可想而知他们家里都有一大家人主要靠他们工资生活，该有多么困难）。公司很快下发文件，开大会做了宣布。会后他们激动得紧紧握着我的手，眼含着泪水说不出话来。望着与我父亲同龄的老人们的沧桑而又激动的面容，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热泪滚滚而下，他们紧紧抱着我竟象小孩子一样也痛哭流涕起来。
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基本告一段落，我被留在公司，根据党委要求参加组建公司团委的工作，正式调入公司机关工作。我也深知自已肩膀上将开始担起新的工作责任。
【流金岁月】岩增：三线建设回眸之三十九：文革，动乱年月（五）
——“批林批孔”“评《水浒》”
作者 岩增
三线建设和支援边疆的干部职工，工作场地虽在祖国边陲，各种经历却和全国人民是一样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9·13事件”后，极左思潮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随后出现的历史事件虽然没有“清理阶级队伍”和“9·13事件”那样让人惊心动魄，但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仍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就是“批林批孔”和“评《水浒传》”。
据史料记载，“批林批孔”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下，用以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的运动。由于从林彪家里搜出“克己复礼，以此以此为大”的条幅，而“克己复礼”是孔老二的“经典”语言，林彪便被视为推崇孙孟之道的代表，因此把批判林彪与批判孔子联系起来，是为了揭露林彪的思想本质。
“批林批孔”运动是1974年开始的。毛泽东1974年1月18日批发了中共中央1号文件，转发了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从而在全国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这个运动从1974年初至当年的六月，历时半年左右。虽然名为批判林彪和孔子，实际上是在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操纵下，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企图重新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骨干，夺取更多权力。
1974年，我们公司正处于从哈密向乌鲁木齐逐步搬迁的过程，公司机关还居无定所，没有固定的居住地。没有精力也没有条件组织像样的学习或批判会。公司团委书记新官上任三把火，决定到哈密去组织几场学习或批判会。当时哈密还有大量的职工和家属滞留等待搬迁，我爱人和孩子还在哈密，我倒是乐于去哈密。但到哈密后，人们都在准备搬迁，根本没有心情搞什么批林批孔的批判会，结果什么也没干成。正好哈密地区团委召开年会，我们团组织还属地区团委领导，决定我留下来参加哈密地区团委会议，这样一直到9月我才返回乌鲁木齐。
“批林批孔”运动在我们单位基本没有开展，成为人们面前的“过眼云烟”，最后只剩下模糊的记忆。当年人们更关心的是怎样在乌鲁木齐尽快安定下来，投入到正常的生产和工作中去。
但是，“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恶劣影响。它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造成了人们极大的思想混乱；同时大肆鼓吹斗争哲学，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和社会风气，导致社会伦理道德沦丧；此外，使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面又遭到了破坏，许多已恢复的有效管理措施再度受到批判，生产急剧下降，国民经济陷入低谷。有鉴于此，1974年7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使各地的批林批孔运动基本偃旗息鼓。然而全国上下对“文化大革命”的质疑已经愈加广泛深刻，难以平复。
此后，文革将要接近尾声时，在全国范围内又开展了“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当年人们不明就里。党史资料记载：1975年8月，晚年毛泽东患眼疾术后未愈，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获前来，为其朗读古典文学名著。8月13日，芦获向毛泽东请教关于如何评价《水浒传》的问题。毛泽东说：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作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此后，毛泽东对《水浒传》的这一评论被姚文元利用。姚文元14日给毛泽东写信，建议把《水浒传》作为反面教材，开展评论和讨论，批判《水浒传》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并提出几点宣传、出版的建议。毛泽东批示：“同意”。于是，举国上下立即掀起了“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
这次公司上下不再轻视，一是单位搬迁已完毕，办公大楼和职工住宅都己投入使用，生产、生活逐步走向正常，可以腾出手来贯彻上级指示了；二是都怕被戴上“投降主义”的帽子，当时各种政治“帽子”满天飞，为避免麻烦，就是走形式也要走。于是，公司在各级开始了“评《水浒》，批宋江”的学习讨论活动。
当年，我刚从公司团委调到一工区任团总支书记兼宣传教育干事。这个“贯彻”的任务就压在我的肩上了。做计划，筹备学习资料，开办学习讲座，培训骨干等一系列工作铺陈开来。那阶段《新华书店》成了几乎天天去的地方，各种版本的《水浒传》买了个齐全。当年的培训骨干、组织学习就两个内容：一是学习毛泽东关于《水浒传》的评论内容，明确宋江是搞投降主义；二是《水浒传》小说的主要故事概览脉络，实际上就是讲《水浒传》的故事。培训自然我是主持者也是主讲者。这次学习批判我们从头到尾最大的特点是：只讲《水浒传》故事，只批宋江，不联系任何人。既不引伸，也不引导，也不搞大批判。使“运动”大打折扣。这一原则在开始活动时就与领导达成一致，做到不干扰正常的工作、生产秩序。这一活动的如此进行，上级领导也非常滿意。因为政治形势发展到这时期，人们己经厌烦政治运动，迫切盼望正常和谐的工作与生活。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