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连”走出的大家

——刘震云的小说

张兴源

        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出生的青年作家当中，多数人都接受过正规和系统的高等教育（含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两届作家研究生班）。这些被称为“大学才子”的人群中写诗的如海子、骆一禾、西川、于坚、李亚伟等，写小说的如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洪峰等，先写诗后写小说和其他文体的如杨争光、魏志远、邹静之等。这些“知识分子作家”以集团军的阵容占领当代文坛之主阵地，至少有这样一个意义，那就是，他是对建国以来历次运动中（不光文革）对于知识分子从精神到物质全面剥夺的一次反拨；是相对于高玉宝、崔八娃、吴运铎、王老九等种种“现象”的具有代表社会发展与进步之本质意义的真正的“现象”；是知识经济时代，文人在文学艺术中全面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具有直观可视的标志性“精神建筑群落”。

        这一篇先说刘震云。

        一切真正优秀的艺术都是多解的。西方关于莎剧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说法，在中国，关于韩（愈）文与杜（甫）诗也同样有“千家解”和“万家注”的史实，这一切都绝不夸张。那么，我对刘震云从直觉印象出发的论证以及此前对王蒙、陈忠实等和此后还将写到的对于杨争光与忽培元等的界说，无非只说出张兴源眼里与心中的“这一个”，不仅与别的论者笔下的“这一个”会有很大不同，恐怕与真实的“这一个”也会相去万里。而刘震云的小说，更可作“无穷大”之多解。

        先看看刘震云之简历，它将有助于我们对他的小说的解读：他于1958年出生于河南省延津县，1973年服兵役，1978年复员在家乡当民办老师，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到农民日报社工作，1988—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第一届作家研究生班读研究生，现为农民日报文体部主任。成名作是短篇小说《塔铺》，此后相继推出中篇小说《新兵连》《头人》《单位》《一地鸡毛》《官场》《官人》，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面和黄花》。至今仍时有重要作品不断面世。

        刘震云是被当作“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看待的，但在我看来，他不仅与池莉等女性新写实主义作家大不相同，与同是男性作家的例如余华、苏童、格非（他们是否属于这个流派，我也弄不大清楚）等也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他是文坛特立独行的一种存在，他的小说不是西方任何一种文学流派（例如海勒之“黑色幽默”或“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引进与翻版；恰恰相反，他是最中国化、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小说家。他的小说的“不可译”性可与任何真正杰出的现代诗篇相比拟。

        刘震云的小说不是演义生存的意义和展示生存的智慧，而是关于一系列无意义的冷静呈现，是对任何“生存智慧”几乎都必然走向其反面的“恶毒”而不动声色的嘲笑，是关于人生之“网络结构”的细密纺织和残酷毁弃，是对许多个偶然最终走向必然和许多种必然却终于酿成一种大偶然的哲学思考。几个河南青年应征入伍到了新兵连，这之前可能一切都带有偶然性，但既然来到新兵连，你就进入到这个网络结构的必然之中，你要上进当“骨干”，别人就当不了“骨干”；你要分到好连队，别人就没有了好位置。于是，本来“都是老乡”的几个人，便完全“不由自主”地被这个“网络结构”搞得一个个乌眼鸡似的。然而，就最终的结果看，几乎此前的一切“辛苦”都是白费：想当小车司机的却因羊癫疯而被病退，最终“失足”落井而死；为能挤掉小车司机之竞争对手而告密的却种了大白菜，不过种大白菜又有利于“进步”（入党）；大家都不待见的王滴却分到了军部，不过也是给军长的父亲端屎送尿；而一心想着入党，“光身子是死也不回去”的老班长李上进，竟因为“经不起组织考验”而成了杀人犯、阶下囚……当年，我正是因为偶然的机遇读到这篇《新兵连》，才一下子喜欢上这个绝对不可等闲视之的刘震云的。后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第二届研究生班研修，刘震云作为第一届研究生班的成名作家而被请来给本院短期班学员讲课，讲的是《红楼梦》，我还去旁听了一节。农民日报社所在的十里堡与鲁迅文学院不过半里之遥，有时看到刘震云背着孩子（那时他的孩子大约三四岁左右，现在该上中学了吧？）带着妻子从人群中平平常常地穿梭而过，一种莫名其妙的“荒诞感”忽地涌上心头。作家的职业是令人生畏的职业，没准儿哪一天你就会被不由自主地推进他的小说，到那时，他又会给你派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中篇小说《官场》与《官人》，虽然都带有“官印”，却都与时下那些揭露贪官政治的小说不同。前者写县、地区直至省里“官场”中种种寻常事象。县委书记到省里开会，会间省委组织部长找县委书记们谈话，将从中选调一名副专员，几个县委书记先是自己“紧张”了起来，接着彼此的关系也不再“松驰”。结果是白忙活、瞎操心，省委早有考虑和安排，谈话种种不过走走过场，因为新来的省委书记是春宫县委书记金全礼的旧交。此前春宫县县长小毛很有点看不起老金，但老金升迁的消息传出，小毛也就即刻转变立场，老金也就认为“小毛这人不错”。地区的工作也不好弄，既要被迫到各县查“违纪”问题，又要与二百五（一副专员）明争暗斗。老专员“不行了”以后，老金又面临能否再上新台阶的问题，但这一次连省委书记这“旧交”也帮不上忙了，他自己也被别人“暗杠”，要到北京一个研究所里“享清福”去了。显然，不光小小的县官是“网络结构”中的一个“结”，便是大大的省委书记也仍然只是一个“结”。一切“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锦囊妙计”与生存策略似乎全都派不上用场。官场搏斗与别处之生存毫无二致，“网络结构”将完全按照它自己的喜好摆布与作弄着每一个“官场中人”。

        《官人》更绝。某部一个局（厅局级）有局长老袁及张、王、李、赵、方、刘、丰等七位副局长，新部长到任，是否要对局里的人事“动手术”，谁也不得而知，且谁也不敢等闲视之。一时间八个局长都离开原有的生活轨道，去力争更好的“位置”或保住已有的“食禄”。从这时起，局里原先的“阶级阵线”也在进行着一次次新的排列与新的组合，小报告打了，告状信写了，女打字员的“新闻”编了，各种低三下四的可怜角色也扮了……然而，欢喜的真是空自欢喜，绝望的倒未必真逢绝境。自以为能保住局长职位且希望部里在留下他自己的前提下对别的副局长全都“一锅端”的老袁，被挤兑到另一个有级别而“不正规”的单位；上窜下跳的老张，离开原先的位置后竟没有了新的去处；老王绝处逢生，与老李留了下来，却也受到新来各局长的合力排挤；其他几个作了充分表演的副局长，全都一个“退”字了了。新到任的正局长是部长之亲信，即此前几天还给局长老袁暗示“好消息”的老曲，而老曲又将面临新的派仗、新的“搏斗”，新的阴谋与暗算，一切也都才刚刚开始……从结果推测前因，八个局长原先的“窝里翻”本来就是庸人自扰，部长本来就打算“动手术”的，你们不过是这个“网络结构”中可以左右处级却无力干预部级的一个“结”罢了。

        刘震云的小说在叙事艺术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如果说在我国元明清戏剧中有所谓“行当派”（适合舞台演出）与“案头派”（适合书面阅读）之别，那么我们不得不特别强调，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刘震云给我们提供的“文本”是真正“行当派”的、将叙事艺术发展到极致的“小说”。它简洁、直白，摒弃诗意，回归小说艺术之本体。甚至连他的小说题目如《塔铺》（一个地名）《单位》《一地鸡毛》《头人》《官场》《官人》《温故一九四二》等也都简洁，直白，不假修饰，没有诗意，一切关于人生的智慧与小说的智慧，就在他小说文本自身之中。

        不少小说家（例如已故的汪曾祺老人）追求小说写作的“语流”效果，但大多没能真正达到那样的境界，而刘震云的小说几乎每篇的第一句话就成为一个有力的支点，推动了全篇小说的自然“运转”与“流动”。“‘五·一’节到了，单位给大家拉了一车梨分分。”“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前一句是《单位》中、后一句是《一地鸡毛》（这两篇小说被合改为电视剧《一地鸡毛》）中的第一句话，而这两篇小说就沿着“分梨”与“馊豆腐”这样的毫无诗意也琐屑不堪的寻常事件爽然前行，并直抵生活的荒诞不经与人在生活中的“不得自由”之大主题。一篇大大的《官人》也不过由一句“二楼的厕所坏了”这样的大白话推动着前行。原来，别的楼层的厕所坏了，反涌了，爬蛆了，倒都没什么要紧，但二楼是局长们所在的楼层，“二楼厕所坏了”也就是“局里出事了”的同义语。

        刘震云的长篇小说至今未能读到（只是知道其故事梗概），但仅就这些中短篇小说而言，一个小说“大家”的刘震云已然无可怀疑与无须论证了。如果说这一代小说家有谁真能够给后世留下点“永久的不动产”（高建群语），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文静而清瘦的刘震云。

                                        2001年10月9日于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