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接受杨争光
张兴源
这一篇我要说的是，有一千个优秀的小说家，就会有一千种对于小说不的不同诠解，并且会有一千种互不雷同的小说文本。杨争光是从写诗开始步入文坛的。记得当年在《诗刊》上看到他的诗《我站在北京的街道上了》（《诗刊》1984年第1期），虽然没排在醒目的栏目和醒目的位置，但这诗却是朴素、深情而又别样得叫人想跟他以及他的“祖父”一起流泪。据其发表时间看，此时这个1957年出生于陕西乾县的小伙子于山东大学毕业后正在天津市政协工作。不过，就在发表这首诗的同一年，他调回陕西，先在省政协，后调西安电影制片厂任专业编剧，再后来据说他已“南飞”至海南（？）。
在陕西省政协工作期间，他受命在延安市延长县一偏僻的山村下乡蹲点（扶贫包村？），对于陕北乡野小村之蛮荒与封闭的强烈印象，使他又写了不少更有个性风格的好诗。“没看见那些洗衣服的女人／谁知道这里会有爱情／没看到那些晒太阳的孩子／谁知道这里还有幻想／没在山里住过／就不懂那些恨山的人／为什么在伤心的时候／想抱着山大哭一场。”“老家就是这么个地方／老家人就这样／守在那里／守着他们的生活／哪怕发生天大的事情／也能把穷日子／过得温暖。”“他们说谁知道明天／是个什么样子／往前的路是黑的／上山么——打柴／过河么——脱鞋。”（转引自中国社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杨争光小说集《老旦是一棵树》之李星评论）显然，杨争光不是那种写不了诗才凑热闹去写不入流之小说的脚色（当代文坛更多是的写不了小说而以“诗人”和“散文家”自命的痞子）。作为诗人，他当之无愧是一流的——只可惜迄今未能看到他的全部诗作。
《人民文学》1987年1—2合刊号发表了杨争光以《土声》为总题的三篇小说：《干旱的日子》《高坎的儿子》和《老钱》，这是我最早接触杨争光的小说。一个个契诃夫式的“没意思的故事”经他那干冷的风格，瘦硬的文笔一梳理，立刻给人以小说审美的新感受与强刺激。记得我第一次见高建群时，就同他说起了这个当时尚不十分引人注目的陕西作家了。
在北京读研期间，写作与听课之余，最大的享受就是跑书店。单是杨争光的小说集，先后买到了前引之社科版《老旦一棵树》和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版的《黑风景》，后来在红庙图书批发市场又见到北京师范大学（这是我的母校）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的杨争光小说集《鬼地上的月光》，仔细翻检一过，发现只有《光滑的和粗糙的木橛子》等十来个短篇是前二书未收的，篇幅还占不到这部新书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这本书的三分之二强是已经读过和已经有了的，买还是不买，倒真有些犹豫。此时与我同去的一东北作家劝道：“算了，为一根‘粗糙的木橛子’再多花十来块钱，不值！”可临了我还是买了。杨争光小说就有这么大的魅力，为他掏钱你不会心疼的。
杨争光的小说整个就是黄土地上的一片“黑风景”。他的短篇，故事平常得实在“没什么意思”，人物怪异得往往有一些可怜。他的中篇大都是一些被“冷处理”过的表面平静似水、实则惊心动魄的故事以及一些“身不由己”的人物。他的小说拒绝诗情，却有着深邃的意境，作为“小说”（而非其它什么的“载体”）本身的信息量大得惊人。当年读海明威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时，觉着换给别的作家去写，那个汉译约二十万字的长篇，至少可以适度“稀释”至比如说五十万字。面对杨争光的小说，张兴源亦曾作如是之想。
对于杨争光，我不打算就他的小说创作本身说更多的话，我只想围绕这个作家的一些“现象”写点我的感想。题目叫《接受杨争光》，也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事实上，杨争光的“普及”程度与创作成就之比，正可谓“天悬地殊”。他写过不少电影剧本，《双旗镇刀客》获得日本夕张国际惊险与幻想电影节大奖。我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看过这部电影，是银幕上的又一个“棺材铺”，又一处“黑风景”。他还是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主要编剧（另有袁和平）。四大名著之改编，据我看《水浒传》最晚出，也最成功，我总觉得编剧为这份成功付出的创造性劳动也一定不少。他还写过一部长篇纪实小说《中国最后一个大太监》（惜未得见）。从纪实到电影到电视剧，杨争光本应当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作家，然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不错，在作家圈中，在高一点的文化圈中，杨争光的名字早就不陌生了，但在普通读者中，他却是一个大大的“未知”数。这情形若用通俗文化对严肃文化之冲击、大众传媒对文学的争夺等等说法来解释，似乎都不能完全说得“圆溜”。记得若干年前有论者说某作家是为作家写作的作家，这个“某作家”是否真达到了为作家写作的水准我不知道，但杨争光之在一定程度上是给小说家写小说看，与我的研究生导师、北师大中文系副教授、诗人任洪渊差不多也是给诗人写诗看（拟另写专文）的情形，倒略有一比。
杨争光小说之“浓度”（人物、事故、情节以及隐藏在这一切之后的“意味”）与“纯度”（语言与结构等）实在太高了（这一点又常常让我联想到鲁迅先生的小说）。读他的小说，单是“入境”就已经不易。然而我仍要提醒年轻的读者，走近杨争光，接受杨争光。因为这里同样有一片奇异的、尚未被观赏家“看熟”的风景。
“专家今天厌了的一切，大众明天也会厌的”。这是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的话。这话没错。譬如我国读者对于通俗小说曾经那样热心与投入，但至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即使普通大众，对于这种“套路”也开始厌倦了。再比如五十年代《红旗歌谣》中一些“放卫星”的诗篇也曾是新诗创作的典范，如今谁若还翻出这些老黄历，重弹什么“割条条，编筐筐，太阳出来暖洋洋”之类的老调，只怕是打着竹板沿门乞食的乞丐也会不忍与不屑的。
我曾为杨争光的“南飞”觉着可惜，但转而又想，杨争光从一开始就不单是“陕西”作家。这样一个正值创作盛年的作家离开旧巢，大约也是环境和季节的需要吧。
2001年10月8日于陕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