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高建群
张兴源
已经是十几年前的旧事了。
那时我在一家县级中学教授加点字，一同事给我介绍说福建的《中篇小说选刊》选了一个延安作家的中篇小说，叫做《遥远的白房子》的，作品写得不错，不妨找来看看。延安作家的作品上了有名的《中篇小说选刊》且“写得不错”，这使此前已经写了两部中篇和几个短篇小说因而颇有点自负的我半信半疑。几天后找来读过，果然不俗。阿尔泰奇异的草原风光和它的奇异而撩人心绪的浪漫故事以及演义和支配这故事的浪漫又摄人魂魄的各色人物——尤其是那个美艳而神秘、大约还不乏几分放荡的萨丽哈，向你展开了一个奇异而又境界开阔的崭新世界。面对这样一个全无人工斧凿之痕的崭新世界，你会不由自主地认定创造这奇迹与奇境的，只能是上帝自己（为此我专门邮购了最先发表这部小说的《中国作家》1987年第5期）。从此，我便牢牢记住了“高建群”这个名字，并且成为他的作品的几乎从来都不觉厌倦的忠实读者。这情形延至今日而不曾有丝毫改变。
偶然听友人高君说他与高建群有旧，便决定相携去延安一睹“上帝”之真容——我这人能耐不大，心志却素来不低。作为作家，如果不是确有作品征服于我，那么便是近在身边也很难进入我的视野；至于为发点不入流的小玩艺儿而去“程门立雪”（非关“理学”也）的事，更是很难做得来的。张兴源在如此光明美好的时代困顿半生，归根结底，无不导源于这种渗透进骨子里的“怪病”。这次拜见高建群的情形写进了由友人命题的“同题散文”（友人自己也写了一篇）《华灯夜景映延河》中了。这次拜见的直接后果，就是一个小小的张兴源与大大的高建群之间保持至今的、淡淡如水的文友之情的徐徐展开。
“文学依然神圣”，陕西省作协主席、杰出的小说家陈忠实先生的这句话道出了中国作家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的自尊与自豪。这种自豪感在高建群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和突出。尽管高建群也会说出“作家已不再是令人羡慕的职业”的话来，但这并不妨碍他从行为上把文学依然当作一项“立言”的“不朽盛事”而献身于其中。与那些一边吃着“作家”饭一边又自轻自贱地视作家为下九流的文坛阿Q们相较，高建群对文学的义无反顾的献身，着实透着几分豪情，几分悲壮。
关于高建群，我已写过和发表过不少东西了。近来重读他的小说，作为十分关注他的创作的朋友，我发现至少有这样两对“矛盾”是作家尚未完全解决好和有待着力解决的。首先就是小说的“英雄主义”精神品格与其“平凡人生”和“世俗事象”之间的矛盾。如果说新时期以来从事创作的年轻一些的作家，其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与借鉴主要是现代（包括“现代派”）文学和“后现代主义”的话，那么，高建群对于外国文学的借鉴与包容则直抵十八世纪浪漫主义以至于塞万提斯时代的“骑士文学”甚或古希腊之“荷马史诗”；如果说当代不少作家（小说家和诗人）对外国文学的吸收仅止于外在的“方法”，那么，高建群则更注重其内在的“精神”。他的成名作（我觉着也是迄今为止他的“代表作”）《遥远的白房子》所洋溢着的那种拜伦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俄罗斯式的英雄主义激情自不必细论。《最后一个匈奴》虽然有借鉴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例如关于“分裂为两半的脚趾”和“那些脚趾光滑的后裔”的描写等）的地方，然而让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还是一种俄罗斯英雄主义精神的滋养和暗示。譬如小说之前几章，不就是一个《静静的顿河》式的英雄传奇的开篇吗？作家就这部长篇最初所拟的书名叫《经典世纪与经典人物》（我曾对此提出异议，觉着不像个小说名字），这是否也就是作家自觉追求这种英雄主义精神的一种“自白”与“注脚”呢？
然而，毕竟荷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阿伽门农和奥德修斯也早已没有了活动的舞台，唐·吉诃德的长矛很难刺中罗布泊的卫星发射器，肖洛霍夫也无缘与拜伦一起“哀希腊”……因此，高建群小说中那种英雄主义精神与他笔下那些凡俗人物和世俗事象之间所呈现出的时代之“空档”也就显得尤为突出，从而也就距普通读者所理解的“真实”相去较远（真正的行家，大多不会做出这样的价值判断）。不过这种情形，在高建群新近发表的中篇小说中已经有所改观。但这“改观”究竟是一种艺术上的“成熟”与“进步”，也还是从“艺术”走向“世俗”并进而落入“庸俗”的“险境”，尚有待时间的最后裁判。
与高建群小说中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气质相关，强烈的主观抒情性和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体”之间的冲突，同样是作家尚未很好解决或有待着力解决的一对矛盾。不过，这一矛盾在高建群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并不是主要的，甚至可以说因了这种诗意的抒情色彩，而使得他不少中篇小说更有“灵气”与“情采”（刘勰语）。这类小说成功的先例原本就是很多的，如德国作家史笃姆的《茵梦湖》，更早的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纪德的《田园交响曲》，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的《情人》，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苹果树》，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苏联作家阿捷里·库图依的《没有寄出的信》，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意大利作家皮兰德娄的《西西里柠檬》，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西格尔的《爱情故事》，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这些中短篇小说无疑都是世界文学宝库中永远闪耀光辉的璀璨明珠。高建群之《遥远的白房子》较之这些世界名篇亦毫不逊色。但在长篇创作如《最后一个匈奴》中，那种强烈的主观抒情性与小说文体本质上的“叙事”特征就构成了不好调和的矛盾，高建群在长篇创作中这种客观存在着的“矛盾”与王蒙的长篇小说创作之“遗憾”略有一比。不过，王蒙的“遗憾”重在那种（杂文式）汪洋恣肆的“议论”过多，高建群的“矛盾”则主要表现在以主观抒情（也往往杂有不少议论）代替生动逼真、绵密扎实的细节描写。在小说艺术上，高建群始终是一个不倦的探索者。这种不倦探索，有的成就了他，使他写出了不少中短篇小说来（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的“叙述视角”亦很有艺术匠心，我对此已另有专文），有的则难免于“摸着石头过河”时不小心湿了他的鞋和脚。1994年10月中旬，时在北京读研的我接高建群电话，邀我去中国青年出版社招待所他之下榻处一叙。去时，他说他是来送长篇小说《六六镇》书稿的，打算交给书商，“能多赚点钱”。他讲了这部长篇的构思，还念了其中有些段落。我对他这个继《匈奴》之后的第二部长篇也寄望甚高。不过，几个月后终于在书市上见到正式出版的《六六镇》后，细读之下，倒觉着并不是能够代表高建群水平与实力的好作品。这是一次借了美国作家福克纳《我弥留之际》的叙事框架，来阐释高建群自己对于人类“存在之谜”直至“死亡之谜”之“解构”过程的并不十分成功的艺术探险。如果说《匈奴》至少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的“半部杰作”，那么，《六六镇》从各个方面看都要弱得多了。
在等待与书商“接头”和去天津《小说家》编辑部谈稿的那段时间，他还略有闲暇，于是我经与鲁迅文学院文学短期班之班主任张玉秋老师联系，由高建群给这个班讲了一节课。讲课前他说：“我到鲁迅文学院是‘朝圣’来了，这是中国文坛的‘黄埔军校’……”那时，高建群的《匈奴》一书仍在热销，他的课在鲁迅文学院引起很大反响。课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招待所，他曾与我有过难忘的“一夕长谈”（我拟就此另写一文）。他说起我此前不久发表的散文《高建群其人其文》，他说在寂寞的延安，我的这一习作给他以很大的精神安慰。这时我想起他的《人生百味》组诗中的诗句：
有时候我埋怨这个地球太大，
将我的朋友撒在海角天涯；
有时候我埋怨这个地球太小，
让那些庸人挤得无处下脚。
他的诗和他这人一样，朴素真挚而感情深厚。每当想起那次想见，我从他脸上读到的那种“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地球上行走”时的寂寞与孤独，我自己心中也会“生出莫名的烦忧”。
那一次他在送我的《最后一个匈奴》之内封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兴源老弟是我一位多年的老朋友，才华横溢，为人踏实。我来京送《六六镇》稿，于中青招待所，见正在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就读的兴源先生，乡人相见，分外亲切，谨祝兴源天遂人愿，文学上有突飞猛进。信指日可待也。高建群九四年十·十八北京”不想这几年来我也遭遇了不少极不顺心的事情，中间竟有两年多没摸一下心爱的笔，实在有负这位好作家、好朋友的殷切期望和真挚情谊！
我有一首题为《致友人高建群》的诗，其最后三节是这样的：
我劝你
在匈奴的要塞上
俯瞰这个平凡的世界时
可甭太不客气了
悠着点儿
我的老哥
我的永远的诱惑
千万别在天堂之路的尽头
把自己累成一座
早熟的雕像
我的老哥噢
其中的《要塞》和《天堂之路》，都是数年前建群在与我的谈话中透露过的将要动工的长篇，不知这些长篇是否已经出版，又不知它们在《匈奴》之外是否另有一番新的景象？
以高建群之过人才情与旺盛精力而言，只要能静得下心，能沉得住气，他是完全有望写出一部充分展示其大家气象的长篇小说的。而他现有的十几部中篇小说之作为有分量、耐琢磨的大作品，这已是当代文学史之不争的事实了。
高建群的散文同样是一个值得挖掘的奇异世界，说他是散文大家绝非夸张。早年的《新千字散文》和《东方金蔷薇》，后来的《匈奴和匈奴以外》及最近的《我在北方收割思想》《西地平线》等，都是当代散文之不可多得的重要收获，其中如《陕北论》以及写祖母和母亲和老家之旧事旧景诸作，选入中学语文教材，那才有看头和说头呢！不过，这已超出笔者给本文圈定的范围了，且就此打住吧。
2001年10月7日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