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搁笔”
张兴源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于西安读大学本科时，余秋雨作为一个散文家和美学家的形象就已经在我的心中活了起来。我读他的第一部书叫做《艺术创造工程》。这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的“文艺探索书系”之一种。这个书系中精心网罗了不少在当时影响力较大的书稿，如刘再复之《性格组合论》以及《探索诗集》《探索小说集》和《探索戏剧集》等等。在我看来《艺术创造工程》是中国的美学家第一次把艺术创造活动作为一个“动态工程”进行静态研究的理论力作。它不再像此前不少理论著作，不仅于创作无益，反倒令作家生厌。这部书对于创作机理的描述与剖析，入情入理，新见迭出，相信至少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部书曾经滋养和“武装”过不少写作者。而且这部理论著作“散文化”的写作风格，也很容易使从事创作的人入门和“入境”。
有了这个前提，《文化苦旅》在《收获》杂志上还只是一个“专栏”的时候，我便开始注意那一篇篇后来被不少论者斥为充满“硬伤”的大散文了。中国是一个散文大国（至少绝不逊于英、法、俄以及后来的美国及南美）。先秦诸子的文章没有一个不是那种纵论天下大势、放谈古今兴替的极具震撼力与战斗性的大散文。但不知什么时候（大约从明代公安“三袁”之小品开始吧？）起，散文竟堕落成了一种单一（为抒情？）和轻巧的小摆设、小盆景。于是，面对余秋雨之“文化散文”（？），许多论者一时竟不知所措。其实在我看来余秋雨的散文无非是某种意义和程度上，对我国古代先秦以降的文化（不仅是文学）传统的“复兴”而已。
当代作家之学力普遍不足（多年的反右和各种运动与十年文革是造成这一遗憾的重要原因）。余秋雨以其在历史、哲学、戏剧理论、建筑美学、音乐、绘画等多种领域的理论研究为基础而创作出的大散文一下子超出了不少作家对于散文的“常识”，少见多怪，自是难免。但有些人由此而“上溯”到文革中余秋雨是否“御用文人”等等来，实在无聊透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北京读研，当我终于在五四书店买到向往已久的《文化苦旅》初版本（那时大约还没有盗版之说），翻读这些大都是早已读过的作品时，与我同宿舍的一位部队作家竟以嘲笑的口吻告诫我：“余秋雨是‘梁效’写作班子成员！”这使我莫名其妙。我读的是《文化苦旅》，而不是署名“梁效”的大批判文章啊！
此后的《山居笔记》风采依旧，可与《文化苦旅》一起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生命力长久的著作，不管其掘墓者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但到《霜冷长河》时，余秋雨之“不济”处似乎也就渐渐显露无遗。所论无非老生常谈，“文化”也不再是汪洋恣肆，洒脱自如了。至如后来的什么《千年一叹》之类，作为散文则更不足观。因此我想余先生还不如真的“搁笔”一阵子的好。
我劝大作家余秋雨“搁笔”并无丝毫恶意，于作家本人也未必全然无益。以中国作家为例，当年曾经以《棋王》《树王》《孩子王》而饮誉中国文坛的钟阿城，“功成名就”之后便很少写作，但他的作品不仅在大陆，即使在台湾、香港以及海外华人圈，也仍然拥有众多“死心踏地”的读者群。记得当年在北京读研时，我看到三联书店读者服务部摆着一套由台湾某出版社出版的豪华珍藏本《中国文学大选》集，大陆当代作家入选者似乎只有钟阿城等屈指可数的几位（我说这些无非以广见闻，并不是要以台湾选家之是非为是非），这是不能不让人稍稍多想点儿的。在小说创作领域成就卓著的现代作家沈从文，解放后转而从事古代服饰研究，尽管由于政治的原因，在一个时期内，似乎已经“消声匿迹”。但只要曾写过确有内涵的好作品，读者是不会忘记的。现如今无论就文学史的“重新评价与定位”，也还是书店里作品的销售情况，沈从文都是被行家们“看好”的。与沈从文情形差不多大的四川作家李劫人，当年因其《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等系列长河小说，很使现代文坛惊讶不迭。然而此后几十年，这批精神遗产却被文学史“隐姓埋名”，他的那些高贵的精神劳作，也仿佛志在被人“忘却”。现如今《死水微澜》的同名电视连续剧被搬上了银屏，上世纪初成都平原城乡的社会风俗画卷，借助现代传媒得以尽展风姿。历史又何曾割舍得了他的忠实而大气的记录者呢？
美国作家塞林格在写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后，据说写和发都很有限，而且避居山庄，与城市文明保持很大的距离。但其《守望者》（我对这个作品没有多少感觉，是否与翻译有关？）之影响却历久不衰。当然，塞林格作为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作家，这样做是否有自造“神秘”之境且欲擒（读者）故纵之“商业策略”在其中，那就不是以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社会中的作家与读者之常识能够完全理会得清的了。
依我说，搁笔休整，对于一个因过“火”而显得疲软的作家，未必不是一件“保节”且“蓄能”的好事。
2001年10月6日于陕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