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距离我们还有多远
——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
张兴源
这是著名作家高建群的一篇文艺随笔的名字，且借过来说我自己要说的话。
去年11月初，中央电视台发布了一条标题新闻：“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作家高行健”。我相信若不是其它媒体尚且另有报道，那么，便是作家圈中的不少人对这一结果也是不甚了然的。
据我所知，高行健是新时期才开始发表创作和法语译作（诗和剧本）的。我读过他的剧本《绝对信号》《车站》《野人》，后来又买了《高行健戏剧集》和高行健中短篇小说选《有只鸽子叫红唇》。而他最负盛名的作品是一本介绍西方现代小说艺术的理论著作《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这本小册子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也曾是一段活跃的话题。《人民文学》1987年1—2合刊号在“作家对话录”栏目发表的老作家、翻译家叶君健与当时“风头正健”（已先后到联邦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丹麦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讲学，并举办展览会、朗诵会、报告会及学术讨论会）的高行健关于“现代派·走向世界”的“对话”，在当时的文学界也曾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但仅就这些创作（另有理论著作《现代戏剧手段初探》和《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等，惜未得见）和文学活动显然离诺贝尔文学奖又何止千里万里（尽管这个奖也不见得总是那么权威）。流亡国外的高行健是否有以法语创作的不俗的长篇小说或如贝克特及奥尼尔那样的不寻常的剧作问世，并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瑞典皇家学院或法兰西学院之注意，我们在这方面的信息十分闭塞，所以，不能简地“一口咬定”说高行健的获奖就一定如前苏联作家普宁和索尔仁尼琴一样，乃是“政治原因”（其实索氏作品我接触不多，也不喜欢；但普宁的创作成就原本就是不可小觑的）。但我们比较有把握可以作出有理有据之判断的却是，当代中国作家中如果说王蒙以其全部创作成就而完全有资格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那么，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同样是一部当之无愧的“诺贝尔奖级”（记得这好像是汉学家马悦然教授对张贤亮中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评价）的作品。
较之王蒙，也许陈忠实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作家。如果说王蒙自己常常是快人快语，口无遮拦，喜笑怒骂，皆成文章，而这种性格投射到作品当中，也往往给人以流泉飞瀑，一泻千里，淋漓酣畅，如饮美酒似的快意，那么，陈忠实则可能是那种沉默寡言，含蓄内敛，执着于目标，外松而内紧的人物（这完全是一种猜测；张兴源虽已与这位杰出的小说家有过书信往还，但却从未拜见过令我心仪已久的作家本人，这也是我自己的又一憾事）。而这种性格投射于作品，其笔下人物往往是那种思考多于表达，行动敏于语言，表面不动声色，实则老谋深算，为一大事而不计微利的“谋事之人”。
早在一九七四年，还完全是个小孩子的张兴源买到一本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陕西文学新作选》。买这本书在少年的我，完全是因了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过其中的一篇故事《起根发苗》。书中还有李若冰的《神泉日出》，李天方的《山川柳》，毛錡的《农民女画家》，牧笛的《写不尽的解说词》……而陈忠实这个名字以及他的收入这个集子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倒还真没给我留下多大印象。多少年以后，当我被《白鹿原》上的奇异“风景”深深吸引的时候，偶然重翻这本旧书，仔细重读先生这篇“少作”，这才悟出杰出的小说家陈忠实绝不是没有“来头”的。可以说，在陈忠实后来作品中那种生存斗争（《接班以后》还在写“阶级斗争”，但绝不是当时那种概念化的作品）的紧张激烈、人物关系的复杂多变、情节的大起大落、细节的惊心动魄、构思的严谨细密、语言的直捷有力上，这篇小说早已初露端倪。
柳青受到当时那个时代的制约，其必将永载史册的《创业史》毕竟还有一定的局限与遗憾。作为柳青先生私淑弟子的陈忠实赶上了我们这个好时代，他的《白鹿原》应该说是中国长篇小说自《红楼梦》以后最能打动人心的一部。
好像不少“热心”的批评家责怪陈忠实再没有写出一部可与《白鹿原》比肩的巨著，也有于《白鹿原》亦颇不以为然的“新潮”批评家。文学不同于数学和其它自然科学，《白鹿原》也不是任何级别的红头文件，“好说”、“歹说”方显文坛不够寂寞，也才有供那种“不下蛋的母鸡”们“打鸣”的空间，这一切都不足为奇。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反右时，曾经批判过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那么，我要说的恰就是，陈忠实单是一部《白鹿原》就完全可以“不朽”了。倘若他还能写出较之《白》书更大的长篇，那是中国文坛的幸事，也是中外读者的幸事。倘是他乐意从此只写点散文随笔以颐养天年，那么我们任何人也没有理由去搅扰他的宁静。“龙生一子定乾坤，母猪一窝毁墙根”。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对《白鹿原》亦视而不见，那也绝不是陈忠实和中国文学的悲哀，正如高行健的获奖似乎也不曾使中国当代文学立马身价倍增一样。
2001年10月5日于陕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