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林 区 女 教 师 的 情 怀
作者·李慧珠
题 记
教师就像运动场上跑接力赛的的运动员，每接过一棒都要竭尽全力，奋勇向前!
古人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名人们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百姓们说：“老师就是人样子，是知书达理的模范，是现代知识的化身，是学生的领路人”； 还有人说：“教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则认为：“作为一名小学教师教书育人是天职，把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做为追求的目标。培养小学生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教会学生会劳动、会做人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把知识准确传授给学生，夯实文化课基础，教会学生会思考、会学习。”
弹指一挥间，转眼我已八十岁了。老了，老了，腰腿疼痛严重，已拄拐两年，干不了活，下不了楼，天天闭目养神，回忆过去，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
一、在松江河林业局二小学的日子里
1963年的春天，我随新婚丈夫葛洪明从临江一起到松江河工作。
阳春三月，美丽的江南已百花盛开，春意盎然。而在祖国的大东北，巍巍的长白山脚下，仍然是寒风刺骨，白雪皑皑。
一列满载旅客的绿皮火车，沿着蜿蜒的铁路，在深山老林中吃力的穿行！在一节车厢里，有人吸烟，有人打扑克，有人睡觉，整个车厢笼罩在污浊的烟雾中。车厢内有一位山东汉子，嘴里哼着山东吕剧《李二嫂改嫁》。我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望着窗外越来越小的天，越来越高的山，渐渐陷入沉思中······
“七月的清风吹动着花香，
祖国的大地闪耀着阳光。
迈开大步走向生活，
条条道路为我们开放！
再见吧，亲爱的母校！
再见吧，亲爱的老师！
再见吧，再见吧！
我们就要走向祖国啊最需要的地方，
让青春放射出光芒。”
这首歌是1961年7月15日，浑江市一中（校址在临江）应届高中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唱的毕业歌。唱着唱着，同学们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站在女生行列中，泪水情不自禁的流出来，歌声渐渐变成了哭泣声。
这时，我们的校长马力和老师们，从主席台上走了下来，来到排着十几列整齐队伍的学生中间，拍拍我们的肩膀，摸摸我们的脸，帮我们擦擦泪水，不停的安慰，不停的祝福着，老师也泪流满面。老师们拉着我们的手，紧紧地、久久地不舍得松开，似乎有千言万语可谁也说不出来······
“小山倒了，小山车站倒了！”一位带浓重烟台口音的女列车员不停的播报着“小山”车站的名字。
“小山倒了，我的妈呀！小山都倒了，火车过不去了！”一位男青年开玩笑地说。
丈夫葛洪明站了起来对我说：“下一站就是松江河了，我们准备一下。”没过几分钟，火车拉着长笛，喘着粗气在一个写着“松江河”的牌子跟前停了下来。
松江河是这趟火车的终点站（当时去泉阳、露水河、二道白河的铁路正在修建中），当时这里有三大家：有新建的松江河林业局，松江河铁路段，松江河地方政府。这里属于一个偏僻的地方，人口还不多，道路泥泞，基本都是山区常见的那种低矮平房。整个松江河镇只有林业局一座二层办公楼，林业局地段大部分是简易木房。看得出来这里还是比较萧条，正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一切都在建设当中。
车站前面，公路两旁林业工人喊着号子抬木头抓木楞。老远就听到：
“来到松江河呀，嘿呀嘿吆！
黄泥没脚脖呀，嘿呀嘿吆！
吃得是高粱米籽呀，嘿呀嘿吆！
喝的是黄泥水呀， 嘿呀嘿吆！”
“没想到林业工人的吭歌这么好听！”我情不自禁的赞道。
“是呀，他们越唱越有劲，越唱步调越一致。你看到没，抬大木头时腿不能打弯，腿都是直的。领唱的还能即兴发挥，看着啥就唱啥。”丈夫的话还没落，那边就传来现编的吭歌：
“大姑娘你别走呀，嘿呀嘿吆！
建设咱新林区呀，嘿呀嘿吆······！”
劳动的号子传出很远很远，唱得我脸都红了，我哪见过这阵势。
丈夫见我脸红了，急忙说：“他们看你长得漂亮才这样唱的，不用放在心上。前面就是粮库了，今天太晚了，等有机会我领你参观一下我工作的地方。”说着他拉着我的手继续往前走。
天渐渐黑了下来，早春的松江河笼罩在雾气腾腾的寒风中，地上的冰碴踩上去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大约又走了十多分钟，丈夫牵着我的手来到一排简易房跟前，指着一栋林业工人住的木板房说：“这就是咱的房子。”
我仔细查看了一下我未来的家，这房子四周是用双层板皮子钉在立柱上的，中间夹一层黄泥，房顶是用草苫的，房子明显往后倾斜。我的脸上没了笑容，感到很惊讶。丈夫看我不高兴的失落样子，调侃地说：“这就是咱的新家，就这样的房子还是我托人花一百元钱买的。不用害怕，倒不了，房后面我用三根大木头顶着呢！”这样的“新家”是我始料不及的。心里想，这么简陋的房子也能住人？我站在门前就是没勇气往里走。
这时，邻居们看到我们，纷纷出来问寒问暖，帮着把行李搬到屋里，张罗着烧水烧炕，我也就顺水推舟跟着进了屋。说实在的，我也怕邻居们笑话我“娇气”。
来松江河之前，自己是有思想准备来吃苦的，没想到出乎我的想象。自己安慰自己，算了吧！既来之，则安之。再艰苦也要坚持下去，既然人家都能住，我为什么不行？
第二天清晨醒来，发现丈夫不在身边。其实昨天他已告诉过我，粮库这些日子春季晒粮特别忙，趁天好，需要起早贪黑的晒粮食，不能让粮食发霉，耽误了建设者的粮食供应。
我刚要起床，就看到一条黑黑的灰尘从房上飘飘悠悠落在我身上，我往上仔细一看，屋子竟然没有天棚，房梁上面挂满了密密麻麻、长长的灰尘，被缝隙中透进的风吹得翩翩起舞。我的妈，还挺吓人的！
我起来，推开房门来到外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股清清爽爽的凉气沁入心肺，感到格外舒服、痛快。我情不自禁的说“林区的空气真好！”我站在门口抬头远望，竟然看到了巍巍的长白山，长白山好像近在咫尺，就在眼前。长白山的纯洁、威武、壮观的迷人景色，一扫昨晚的不愉快心情。
长白山是驰名中外的名山，最高峰海拔2749米，因常年积雪而得名。长白山天池是鸭绿江、松花江、图们江的源头。
我眺望着长白山，仿佛自己登上山顶，俯视那清澈碧蓝、深不见底、秘不可测的天池。真有一种心旷神怡、忘乎所以的感觉。
松江河位于长白山西坡，地域属抚松县管辖。我这次来松江河是到林业局教育科报到的。吃完早饭，拿着工作调令一路打听着，来到了气派的林业局二楼，找到教育科，一位男同志接待了我。他反复看着我的调令手续，怀疑的问：“你在农中工作过？”我回答：“是，1961年7月在临江六道沟农中任数学课。”
“教什么课程？”
“教代数。”
教育科办公室还有两位女同志，听了我们的对话，在窃窃私语：“也太年轻了，能教农中？”
“长得还挺漂亮”。
其中一位向我招招手，示意我坐下。我听了她俩的窃窃私语，心有点不高兴，她们分明是没瞧起我。我摆了摆手仍然站在那里。另一位笑容可掬地问我：“多大了？”
我回答：“十九岁！”
“怎么结婚这么早？”
我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没回答她的问话，室内的三个人同时笑了。
当时松江河林业局有两所小学，一所初中。可能教育科的人看我年龄小，高中学历，教不了初中，能教小学就不错了，于是就把我分配到林业局二小学任教。就这样，我于1963年3月正式调入了松江河林业局二小学。
当天，我就到二小学报到。二小学三面都是砖瓦结构的校舍，中间是一个大操场，显得整个校园宽敞气派。
我去的时候正赶上间操，只见体育老师站在领操台上大声喊道：“以四年一班男生为基准，向两边散开！”听见操场上大声喊：“冲啊！”一下子操场上就乱了套。只见四年一班二十几个男生向两边推搡着其他班的同学往两边散去，而四年一班有几个男生趁乱就在操场中间翻起了跟头······
还没做完操，我就向中间那栋校舍走去，我老远就看见“教室办公室”的牌子。对面走来一位30左右岁的女教师，她问我：“你找谁？”
我说：“找杨校长，我是新来的老师，来报到。”
她急忙伸出手和我握手，说：“是吗？太好了，欢迎欢迎！我领你去，我姓荣。”我笑着向荣老师点点头，跟着她来到校长室。
杨校长是一位四十多岁的老校长，看上去老成持重一脸微笑，接过林业局教育科给我的工作调令，嘴里不停的说：“好！好！太好了，学校正缺老师呐！”他回过头说：“荣主任，你看看把李老师安排哪个班好？反正三年五班、四年一班都没有班主任，你就看着安排吧。”原来陪我找校长的是主任。
只听荣主任说：“就到四年一班当班主任吧，教算术和语文。李老师，正好上课了，我领你到班级见见学生”。走在路上，荣主任介绍道：“开学都一个周了，原先这个班的李老师病了，没办法，只能今天你代一天，明天我代一天。班级本来顽皮生就多······”
说着就来到四年一班，其他班都进教室上课了，唯有四年一班的学生在教室门口一大堆人，女生靠在窗户下说话，男生互相挤在一起，肩膀碰肩膀，嘴里喊着“挤呀挤，挤香油······”。
荣主任喊道：“快进教室，今天你们班有老师了！”同学们陆续进了教室。荣主任简单向同学们介绍：“这是新来的李老师，从今天开始就是你们的班主任，同时教你们语文和算术课，大伙鼓掌欢迎！”介绍完，荣主任就走了。
我站在讲台上，环顾一周，看到教室里到处是纸片，教室的墙壁布满灰尘，几张桌子和几条凳子在教室中间摆成高射炮形状，窗户的玻璃上全用黄泥糊住了，从外面看不到里面，黑板上一坨一坨的黄泥，像黄面大饼子贴在上面。
大部分同学都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还有几个同学挤在一起坐。一名男同学长得白白净净，中等个，手里拿着一顶帽子，低着头摆弄着，一会变成高帽，一会变成礼帽，一会变成前进帽，也不看老师，旁若无人的样子。
我没发火，笑着说：“同学们，听荣主任说你们的班主任病了。开学一周了，学校没安排班主任。从今天起由我做班主任，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既然是一家人就要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那么，这个教室就是我们的家。既然是家，就得干干净净，窗明几净。我提议，第一项工作先打扫班级卫生好不好？”
同学们稀稀拉拉说：“好”！
于是我问：“谁是卫生委员？”一个女生站了起来。
我说：“你领着女生打水擦玻璃，清理墙壁上的灰尘，打扫室内地面卫生；男生由班长带领，清理黑板上的黄泥，把所有桌、凳摆放整齐。”
安排完后，我也和同学们一起干了起来。同学们看老师都下手搞卫生了，纷纷各自找活干。我边干边来到摆弄帽子的那个同学跟前问：“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身边一个男同学抢着回答：“他叫黄祖洋，是班级体育委员。”
我笑着对黄祖洋说：“黄祖洋同学，你也要带好头，配合班长把班级打扫的干干净净好不好？”
黄祖洋使劲的点点头回答说：“一定完成任务。”
经过一节课的时间，四年一班的卫生焕然一新，同学们个个汗不溜秋，脸上却洋溢着笑容。
我又召开了班级干部会议，了解班级的情况，给班干部提出了几点要求就散会了。第四节课是体育课，我回办公室备课，准备下午上语文课。
下午上完课，批改作业，我又准备明天的算术课。天渐渐黑了，老师陆续下班回家，我的对坐也收拾东西准备下班，她站起来说：“李老师，下班了，走哇”。我答应着和她出了办公室。
走在路上想，我家那位是不是也下班了。其实我知道，他准在粮库忙活。
我的丈夫葛洪明比我大两岁，我们都是浑江一中毕业的，在校时都是学生会的干部，彼此产生了好感，他脑瓜聪明，做事干练，有责任心，敢于担当。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白皙的皮肤，一米八的个子，相貌堂堂，在我心里，他就是我的白马王子。1961年高中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松江河粮库做统计员，我被分配到临江六道沟公社农业中学当老师。二人鸿雁传书，在1962年的春节期间结婚。结婚后我就跟他来到了松江河。
他和我说，每年的春季是粮库最忙的时候。到了这个季节，粮库不管什么岗位，都要放下手头工作，全力以赴到晒粮现场翻晒粮食。从清晨天一亮开始，把粮食摊在晒粮场上，不停地用木锨翻晒。一直到化验员抽样化验合格，含水量达到安全标准，就把这些粮食装麻袋，每袋九十公斤，然后用肩抗着九十公斤粮食，走在三十公分宽的跳板上，把粮食倒进三四层楼高的粮囤子里储存起来。
林区的傍晚，寒气袭人。我回到家，看到门是锁着的，丈夫果然没回来。进门后，屋里没有一丝暖意，冰冷的灶台，凉凉的土炕。我抱了一些柴禾，想点火熬点高粱米粥。柴禾不干，怎么也点不着火，急得我四处萨摩。
我看到墙角处有一瓶柴油，于是我把柴油倒在灶坑的柴禾上，划了一根火柴就扔在柴禾上，火苗“腾”一下从锅底坑窜出来。我只感到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吓得我“啊”一声就坐了一个腚蹲，只觉着脸上火辣辣得疼。我爬起来，惊叫着就窜出门外。
邻居们听到惊叫声赶过来，一看也憋不住笑出声来。有个邻居大嫂一看就知道是怎回事，赶紧说：“还没有燎泡，千万别用手擦，抹上点獾子油就好了。”说着跑回家去拿獾子油给我抹上了，感到凉飕飕的，不一会儿就不疼了。
我的脸变成了黑脸包公，好悬伤着。好在有好心邻居大嫂的紧急处置，脸上没留下伤疤。
我长这么大，从没自己做过饭，没自己睡过觉。在桦甸县夹皮沟金矿时，父亲李云鹏是夹皮沟金矿的高级工程师兼矿长。他是国家保送到日本的留学生，专业是地质测量与勘探，在解放初期是吉林省冶金局的知名人士。他精通日语，日本各地的方言都能准确翻译出来。我从出生就生活在比较优渥的家庭中，上初中前是在父母姊妹的陪伴下生活的。在桦甸县夹皮沟金矿小学读书时，由于学习成绩优秀，语文、数学都是双百，念初中时被保送到桦甸县二中，后又转入通化地区首屈一指的重点中学浑江一中读书（浑江一中当时是初高中在一起的学校）。从初中到高中毕业都是住集体宿舍，在食堂吃饭，从来没自己做过饭，哪里会生火做饭？所以第一次做饭就闹出一个大笑话。
在邻居大嫂的帮助下，我熬了一锅高粱米粥，就着咸菜吃了晚饭。丈夫一直没回来，在粮库通宵达旦的工作。我也只好一个人望着漆黑的屋顶难以入睡。
也不知什么时候迷迷糊糊睡着了，当我睁开眼已经天光大亮。我急忙从锅里盛了一碗还有点热乎的高粱米粥，几口就喝光了，就匆匆往学校赶。
到学校上课铃就响了，我拿着教科书、教案、点名册走进了教室。我一进门，班长汪沛东喊了一声“起立”！我站在讲台上环视一周，微笑着说：“同学们好”，同学们异口同声“老师好”，我说：“请坐”。
我站在讲台上拿起点名册说：“现在点名，我点谁的名字请站起来，回答‘到’，我好认识一下同学们”。
“王玉芬”，“到”；“张广强”，“到”；“黄祖洋”，“到”；“吴雅琴”，“到”；“马山”，我刚点完名字，只见中间一排的最后一名高个男同学站起来，眯着双眼从最后一排，跳到桌子上，一步踩着一张桌子，连续走过七张桌子，然后跳到地上，一个立正，“到”！立即引起全班哄堂大笑。
我还没说话就传来一个声音：“老师，他是个蹲级包子，老师每次点名他都这样喊‘到’”。
我看着马山同学，他站在大家前面也不自然。我收敛了笑容，严肃的说：“以后喊‘到’在原地起立就行，不要从桌子上走过来，这样既不卫生，又不安全，既损害公物，又破坏了纪律，以后注意，请回座位吧！”马山点点头，立即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有个同学大声说：“老师，干脆把他撵出去，省得他捣乱。”
我环视一下后，摇摇头说：“我相信马山同学下次不会这样做了，如果还这样就······”下面的话没说出来，言外之意，如果不改正就要采取措施。
“好了，现在上课。这节课我们学习‘小数点移位’：注意，小数点往左移一位，就扩大十倍；小数点往右移一位就缩小十倍，这是本节课的要点，大家一定记住。”同学们听得很认真，我在黑板上迅速写了几道练习题让大家做。我来到马山同学跟前，看他完成情况，又给他指导了一番，他也全做对了，看来这个蹲级包子也掌握了知识要点，我也顺势表扬了他。他高兴的咧着嘴笑，红红的脸，直点头。
下课了，同学们都跑到操场上玩耍。我走到体委黄祖洋跟前小声说：“你是体委，上间操时你要组织好咱们班，认真做操，不能扰乱学校秩序好吗？”
黄祖洋没正面回答我的话，而是手里拿一把自制的木头小手枪一挥说：“以后上间操都要老实点，好好做，谁要捣乱，我就给他一枪！”大伙齐声回答：“得令！”
我又找到班长汪沛东和马山等男生嘱咐了一番就回办公室了。
第二节课结束后，我站在办公室门口，看看今天四年一班会怎样上间操。
只见黄祖洋在教室门口就组织全体同学按大小个，站好排，喊着口号整齐的跑到操场指定位置站好。体育老师喊完“散开”的口令，四年一班迅速散开，两排站的溜直，各自找准自己的站位，等待着做间操。这节间操做得非常好，间操做完了，在黄祖洋的组织下站着排跑步回到班级。
第三节是语文课。“雨过天晴太阳红，好容易盼来毛泽东······”随着我的朗读声，同学们跟着有表情的朗读起来。个个朗诵得声情并茂、铿锵有力！我让同学们在十分钟内背诵这首诗，并默写两遍，布置完后我在教室来回走动巡视。
当我走到学习委员吴雅琴身旁时，她举手看着我。我问：“你有什么事？”
“老师，下节是音乐课。男同学都不愿上，我们把脚踏琴抬到教室，可让男生又抬到操场上。”吴雅琴一边说，一边指着几名男生。
我走到马山同学跟前说：“你今天表现挺好，个子高有劲，下课后找几个男生把脚踏琴抬到教室讲台上好吗？”马山点点头。
我大声向全班说：“以后大家要好好上音乐课，不能因自己的爱好，打乱课程安排。课程表是按国家要求设置的，谁也无权随意改动。”说完我又来到班长和体育委员跟前又一一嘱咐了一番。
第四节课的铃声响了，我偷偷来到班级窗下。我见音乐老师郑锦翘快步往四年一班教室走来。我赶紧向她打招呼：“郑老师，身体不舒服？看你，一点精神都没有。”郑老师苦笑一下，径直走进教室。我听见班长响亮的喊“起立”，接着是郑老师“同学们好”的问候声，“老师好！”“请坐！”
郑老师看到脚踏琴端正的放在讲台上，椅子上还放了一个坐垫。再看看班级同学，每个人都正襟危坐，微笑着等待老师上课。郑老师的脸上绽放出少见的笑容，高兴的坐下，接着就从她那纤细的手指底下弹出了今天要学的新歌旋律，那美妙的旋律立即吸引了每一个学生。老师弹了一遍后问：“这首歌好听吗？”“好听”同学们异口同声回答。郑老师接着说：“现在我教大家唱这首歌，我唱一句，大家学唱一句。我教两遍，然后大家齐唱。”
“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着我们。我们像小鸟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鲜艳的红领巾，美丽的衣裳，像许多花儿开放！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亲爱的父亲毛泽东，和我们一起，过呀过着快乐的节日！”欢快悦耳的歌声飘荡在教室里，回响在每个学生的心里。我站在教室外面也跟着唱了起来。
下课铃响了，走出教室的郑老师看到我，一把抱住我，漂亮的脸上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说：“每次给四年一班上课，心里就打怵。那几个皮小子我实在没办法。没想到，今天这节课这么顺利，是我没想到的。”
二小学有教学班30个，由于校舍和教师不够用，一至三年级是半日制，四至六年是全日制，还有早自习。
由于我刚参加工作，对班级情况不了解，就趁学生放学后，教师还没下班之前的时间，找学生了解一下情况。我来到四年一班教室，值日生正在扫地、摆放桌凳。
正好还有几个男生没走，我和马山同学走了个碰头。我就主动和他攀谈起来：“你家住在哪里？”
回答“铁路！（松江河火车站）”
“父亲是干啥的？”
“在调度室做调度工作。”
“你家几口人？”
“八口，六个孩子。”
“你是老几？”
“老大。”
“你今年多大？”
“十五。”
“你说我多大？”
马山摇摇头：“不知道。”
“我今年十九岁，才比你大四岁。你要好好努力学习，不能再留级了。你的诗朗诵的很好，今后有什么不会的，你就问我、问同学，只要你努力，一定会学习好的。今天快下班了，你领我去你家看看如何？”
马山立即连连摇头说：“老师，你可别去、可别去！”说着，背着书包就跑了。本想去他家做一次家访，他却扔下我跑掉了。
今天下班回家，老远就看到我家的烟囱冒着白烟。真好，肯定是丈夫早回来做好晚饭了。走到窗跟前就看到桌子上摆着一大摞煎饼，还有一大盘高丽咸菜。我急忙进屋，丈夫正从锅里往碗里盛玉米面子粥，我一把搂住丈夫的腰。
丈夫急忙说：“别、别、别，快松手，面子粥都要撒了。”接着回过头说：“这两天我不在家，可把老㧟（东北地方俗语，老伴的意思）累坏了吧？”
我松开手，撒娇地说：“累是不累，就是好悬成了黑包公，你看看我的脸。”
丈夫放下手里的勺子，连忙捧起我的脸：“哎呀，这怎么了？，这两个地方（颧骨）这么黑，像是秃噜皮了！”
我用手指着柴油瓶子说：“我用柴油点火，被火燎的。”
丈夫严肃的说：“太悬了，以后千万不能用柴油点火了！”
“记住了，再不注意就把头发烧光了”我说。
丈夫说：“快洗洗手，咱们吃饭。”
这顿晚饭是这两天最香的一顿美餐。这两天都是我独自睡觉，哪里睡得着哇，今晚也是我睡得最香的一次。一觉到大天亮，当我醒来，丈夫不知啥时候去粮库了。我急忙就着高丽咸菜吃了张煎饼就上班去了。
我讲完数学课，布置课堂作业。在同学们做作业时，我巡视着，有不会的就给他辅导一下，大部分都按时完成了作业。我随意走到汤志强身边，发现他的座位底下有一个铁圈。
我问他：“你怎么把铁圈带到学校了？”
同学们七嘴八舌说：“老师，他经常上课玩铁圈。”
“老师，他以前上音乐课就下地玩铁圈。”
“老师，你没来之前，他经常在语文课、数学课下地推着铁圈在教室转几圈才回座位。”
“老师，他仗着他爸是林业局的什么处长，就谁也不怕。”
我还没听说在课堂上就敢玩铁圈的，我的脸变得严肃起来，有点气愤的说：“汤志强，上学就要遵守纪律，就要严格按《小学生守则》去做，你玩铁圈既耽误自己学习，又影响其他同学学习。明天把铁圈放在家里，不准带到教室里，听到没有！”
汤志强一看因自己玩铁圈，引起大伙的公愤，更引起新班主任的注意和批评。赶紧说：“好，不在学校玩了。”
我看他承认错误态度还可以，就提醒说：“不但不在学校玩，回家路上也不能在大道上玩，大道上人来车往，很危险，记住了。”汤志强点点头，他知道是为他好，还是个听话的孩子，从此，再也没带铁圈到学校。
我为了及早了解班级情况和同学们打成一片，课间我经常和他们在一起玩。有时组织同学围成一个大圈玩丢手绢，有时玩老鹰捉小鸡，有时一起跳格子，跳绳，有效避免了同学之间乱撞，互相追逐等危险活动。同学们渐渐和我亲近起来，有什么话都愿意和我说，不会的作业主动找我辅导，班级再也没出现逃课，不遵守纪律的现象。
我上班的第二个周的周一早上，同学们正站着排往教室走，只见两名佩戴三道杠的少先队大队干部，向我敬了一个少先队礼，把一面《纪律红旗班》的锦旗，挂在班级的左上角。同学们看着我，情不自禁的鼓起掌。
这天放学后，我把班级干部留下来开了一个鼓劲会，鼓励他们再接再厉，争取这周比上周还要好，争取《纪律红旗班》的流动红旗继续保留在四年一班。班级干部们信心满满，纷纷表决心，一定保住红旗。
然后，我话题一转：“同学们，我来咱班已经一个周了。我想了解一下我的数学课和语文课同学们能不能听懂，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你们大胆和我提出来，我一定改，咱们共同努力，争取期末考试成绩名列前茅。”
班级干部们纷纷说：“听懂了，老师。”
“语文课讲得好，我乐意听老师的朗读，老师的声音真好听！”
“你们别净捡好的说，我想听听不足的地方。汪沛东，你是班长，你带头给老师提提意见。”汪沛东笑着摇摇头，其他人也跟着摇摇头。
我一看大伙还是不好意思提意见，就说：“好吧，先这样，以后发现问题随时给我提出来。”接着我问：“咱们班的学生谁家距离学校最远？”
汪沛东说：“老师，马山家最远，他家在火车站家属房住。”
体育委员抢着说：“还远，过了火车站还往北走，在河边上住。”
我说：“马山同学最近表现挺好，大家还要继续帮助他，在学习成绩上有个大的提高。”
班干部们都点点头。
我又问：“咱班谁家最困难？”大家不约而同的把头转向学习委员吴雅琴，她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嘴里小声嘀咕着：“别瞎说，我家不困难。”
我看吴雅琴很尴尬就赶紧说：“好了，今天的会就到这。最后我要求各位班干部，要以身作则，打铁要自身硬；要善于帮助同学，互帮互助，即使是再调皮的学生也不要歧视他们；另外，注意收集同学们对我管理班级和教学上的不足，及时向我汇报。”
班干部们齐声说：“好！”大伙很高兴的走出教室。
我也走出教室顺便叫住吴雅琴，让她等我一会。她在办公室门口等着我，我回办公室向学年组长王老师说：“王老师，我想去家访，早走一会儿。”
王老师微笑着朝我点点头：“好，去吧。”
我出了办公室和吴雅琴说：“走，到你家看看。”吴雅琴腼腆的点点头，在前面带路，我们爬上西山坡，来到她的家。
只见两间低矮的泥草房，院子收拾的挺干净，院中的大鹅看到有生人来，老远就“嘎、嘎、嘎”的叫了起来。屋里的主人听到大鹅的叫声，知道有生人来，就开门迎了出来。只见一个中年妇女，中等个，短头发，穿一身干净的、褪了色的、带补丁的衣服。一看就是吴雅琴的妈妈。
我刚想和她打招呼，就听吴雅琴大声说：“妈，我们老师来了！”
我刚要开口，就听吴雅琴的妈妈说：“啊？是李老师吧？，雅琴回来天天夸你讲课好，还夸你长得俊。”说着，跑到我跟前，拉着我的手：“老师，你可是贵客，快进屋坐坐!”
我也笑着进了屋，屋里黑黑的、空空荡荡的，墙上挂着一个老式相框，里面摆满了照片，紧靠相框两边贴满了奖状。相框左面奖状上的名字 “吴雅玲”，右面的名字“吴雅琴”。
我问：“吴雅玲是谁？”“是我姐”吴雅琴回答。我不停地点着头，嘴里说：“寒门出才子呀，真不假。”
我继续看着屋里的情况：靠门口有一件旧式衣柜，衣柜上的镜子擦的铮亮，炕上没有炕席，整齐地铺着大大小小的废旧纸壳，纸壳的衔接处都用粗麻绳缝着，看起来像一件艺术品。炕上有三个小孩，一个正在睡觉，另外两个躺在炕上互相打闹着。看到这一切，我的心酸酸的。这么困难的家庭，竟然打扫的干干净净，墙上挂满了奖状，足见吴家是一个自强不息，安贫乐道，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家庭。
我问女主人：“大婶，你家几个孩子？”
“六个。”
“你家大叔做什么工作？”
“在林业局医院。”
“当大夫？”
“不是，是在后勤。”
“每月工资多少？”
“四十六元五。”
吴雅琴家八口人，靠四十多元钱生活，是够困难的。
我看着躺在炕上的三个孩子问：“这么大的孩子正是淘气贪玩的年龄，怎么不出去玩呢？”吴雅琴的妈妈叹了一口气说：“唉，李老师，我也不怕你笑话，这不到月末了吗，粮本上的粮吃光了，还差三四天才到买粮的日子，小孩躺在炕上消耗的少些。”
听了这些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感叹道“竟然还有这么困难的家庭！”
我回过头问吴雅琴：“你今天没吃饭？”她点点头。
我几乎是用命令的口吻说：“快，跟我到我家去拿些高粱米，回来熬粥喝。”
吴雅琴的妈妈赶紧说：“李老师，这可使不得，家家都吃供应粮，谁家都不宽裕。”
我说：“你就不用管我了，快跟我走。”
吴雅琴的妈妈看着吴亚琴说：“李老师是好人，是活菩萨。琴呀，你在家，我跟李老师去。”
我本想叫吴雅琴到我家拿粮，可吴雅琴的妈妈怕孩子没深没浅，把粮拿光了，怕我饿肚子，就主动提出去我家，拿多少根据情况定。
我和吴雅琴的妈妈来到我家，当她看到我也住在低矮的小房子里也很惊讶，瞪大了眼睛一个劲的摇头。
我拿出两个袋子，一个是玉米面，一个是高粱米。我把还有七八斤高粱米全倒进她的袋子里，又把玉米面倒了一半给她，我自己留了四斤左右玉米面，这个月就够了。雅琴的妈妈感动得眼泪一个劲儿流，一再表示下月一定还。我也一再表示，千万不要换了。如果下月不够还来我家拿。
这次家访的情景过去半个多世纪，现在还历历在目。
转眼到了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天天盼望、最喜欢的节日。
这一天，孩子们都穿着节日盛装，戴着鲜艳的红领巾，排着整齐的队伍，到林业局俱乐部参加文艺汇演。全校三十个班级，每个班演一个节目。有大合唱、小合唱、表演唱、独唱、舞蹈、诗朗诵等······
“下一个节目，舞蹈《拔大萝卜》，演出班级四年一班”。报幕员的声音刚落下，我就在舞台一侧的脚踏琴前落座，弹出了优美的舞曲。随着大幕徐徐拉开，马山同学头系绿色彩绸，浑身裹着红色绸子，扮演大红罗卜。他踩着脚踏琴舞曲的韵律节奏跳着就出场了，他在大舞台上跳了两圈，就在舞台的右角坐下了。
接着就是体委黄祖洋，头上系着白毛巾，上身穿着半截袖的白色布衫，下身穿一条蓝色裤子，腰间扎了一条黑色腰带，腰间别了一支黑烟袋，烟袋锅子有酒盅那么大。黄祖洋背着手，踏着舞曲跳着、欢快的上台，也围着舞台转了两圈，来到大萝卜后面，向手心吐了一口唾液，使劲搓了搓，用力地拔大萝卜，大萝卜纹丝不动。老汉气得拔出烟袋杆，挥着大烟袋锅子，踏着舞步经过舞台中央，转了一圈又回到大萝卜跟前，划着火柴，点上一袋烟，狠狠地抽了两口烟，眼睛直直地瞅着大萝卜，显出不服劲的样子。
这时，演老太太的吴雅琴，穿一身黑色便服，头上梳一发鬏，左手拿手绢，右手挎一个小筐，随着舞曲，围着舞台也跳了两圈，然后来到老头身边，二人合力继续拔大萝卜，累得老头和老太太，一边擦汗一边直咧嘴，可大萝卜仍然纹丝不动！
这时，舞台上走来四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原来是班长汪沛东和三名同学也踏着舞步跳了两圈，看到老汉和老太太拔不出大萝卜，他们几个聚在一起，一合计就加入了拔大萝卜的队伍。他们站成一排，后面的抱着前面的腰，摆开弓箭步，使劲得拔。
随着舞曲高潮的到来，舞台上的表演者和台下的观众一起喊：“一二、一二、一二”，台上台下共同使劲，只见大萝卜左右、前后晃了两晃，突然“腾”的一下大萝卜被拔出来了，我的舞曲也戛然而止，全场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我迈着自信步伐，走向舞台中央站在表演者的后面，向观众鞠躬致谢。我们用了五个晚上赶排的舞蹈《拔大萝卜》，获得了汇演的一等奖。
一个学期结束了，在松江河迎来了第一个暑假。本想回娘家看看，可是荣主任通知我和另外两名教师到抚松县教师进修学校学习汉语拼音“声介合母”，只好放弃回娘家的打算。
我和另外两名教师坐火车，来到仙人桥。又坐大客车来到抚松县城。我是第一次来抚松，都说抚松县城坐落在松花江和松江河怀抱里，头枕松江河（北江），西对松花江，东面和南面群山簇拥，依上傍水，形成一个小盆地。下车后，果然感到气温湿润，比松江河的气温高。江两岸绿柳成荫、风景秀丽，著名的十字大街打扫得干干净净。放眼望去，鳞次栉比的平房 连成一片，有的还冒着缕缕青烟。这一点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县城怎么也应该有楼房，可六十年代的抚松县城除了大剧院和县广播站高大房子顶上的避雷针铁架子，再无别的高大建筑。听说有个调侃的笑话：抚松县城“七十一条街，九十一座楼”，谐音是“其实一条街，就是一座楼”。
我和同伴住进了东分店，吃过午饭就到百货商店逛逛。一进十字街的百货商店大门，立刻博得很多人的眼球，有的指着我们互相小声传递着：“来了！来了！”
刚进去，有个漂亮的服务员问我：“你们今天晚上就演出吗？”
“演什么？”我被问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反问服务员。
又一服务员问道：“你们不是长春来的话剧团吗？”
我一听明白了，他们是把我们几个当话剧演员了，连忙说：“不是，不是。我们是松江河林业局二小学的老师，来抚松培训的。”
原来，长春话剧团今天来抚松演“霓虹灯下的哨兵”。我们一听也很高兴，在抚松能看到省剧团的演出，这次出差也算有福了。可见当时的文艺生活是多么贫乏，能看上一次演出足够回忆半年的了。
晚上我们也来到大剧院，大剧院里座无虚席，过道上站满了人，真是人挤人，个个热得直冒汗，个个都乐得合不拢嘴。当话剧演完时，大剧院的人全都起立，响起有节奏的掌声。
散场后，我们走在人流的后面，剧场外真凉快，走出的黢黑的胡同，来到大街上。道路两旁有许多小油灯照亮了公路两旁，油灯边有各种水果摊、瓜子摊、茶水摊、还有卖汽水的，卖爆米花的，卖冰棍的······我挨个问了一遍，在一个卖干碗李子摊前停下了，也没问价钱就毫不犹豫的买了五斤，急忙擦了一下就放进嘴里。那酸酸甜甜的味道，真恨不得一下全吃完。其她二位老师也买了五斤，一边吃一边回东分店。她们二人吃了几个嫌太酸，剩下的都给了我，我好不客气的照单全收，如获至宝，一晚上几乎被我全吃光。
半个月的培训学习很快结束了。回到家中，看到邻居家菜园子的大萝卜，馋得我直流口水，恨不得立即拔出一个吃到嘴里。想想在县城吃干碗李子时的那种痛快劲儿，想想就美得够呛，那滋味真享受，咬到嘴里来不及咀嚼就咽下去了。
回家的晚上，丈夫一身疲惫的回家，进屋就一头倒在炕上。我摸了摸他的头，滚烫滚烫的，我马上找了退烧药给他服下。呆了大约半小时，丈夫睁开眼了，说想吃面条。我从来也没做过面条，只得赶鸭子上架，回忆着小时候母亲擀面条的样子就做了起来。等我煮好面片一样的所谓面条端上来，丈夫看了一眼说：“这是面条？清汤寡水的，不吃了。”我一看，是呀，面条都成了一个坨，也没有卤子，咋吃？我用手一扒拉面条碗，面条粘在碗里，在桌子上打转转。原来面条根本没熟，水又少了，简直就是糟践东西。
丈夫坐起来，仔细打量着我说：“媳妇，你瘦了，怎么培训期间吃不饱？”
我说：“天天吃得可多了，一晚上还能吃五斤多干碗李子呐。回来后，我看到老张家菜园子的大萝卜，馋的我真想去拔一个吃。”
丈夫又打量了我一番，忽然一把抱起我说：“你是不是有喜了？”
“我也感到不对劲儿，就想吃酸的，脆的、清爽的，原来是‘害喜’了”我说。由于我怀孕了，丈夫高兴得一点疲惫也没有了，自己重新擀起了面条，把我弄得面条也下到锅里，等面条全从锅底翻着跟头飘起来，丈夫往锅里撒上少许咸盐，滴上几滴豆油，盛出两碗，和上大酱和我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现在想想，那时候我真傻，怀孕了竟然不知道！
新学期开始了，四年一班在我的管理下成了全校的模范班级。
那时，十月份松江河就下雪了。一天晚上，开会到接近十点还没散会，外面下起小雪，我正犹豫这雪天路滑，可别摔倒了。没想到丈夫破天荒的第一次来接我，在走廊里等我。
一名女教师去厕所，在走廊里遇见我丈夫问：“你接谁？”丈夫说：“接李慧珠。”女教师上下打量了一翻，笑呵呵的回到会议室，对身边的人说：“我在走廊看见李慧珠老师的丈夫，你出去看看，长得真帅。”这名教师出门看了一眼回来说：“没想到，李老师的爱人这么帅，”“我想到了，要不咱李老师这么小能跟他！”······大伙七嘴八舌，指指点点，会也开不下去了。杨校长笑了笑说：“好了，不要议论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散会！”
林区的黄泥道上，下了一层小雪，稀溜溜的，道路很泥泞。丈夫在前面拽着我的手说：“你们那位女教师看见我像看西洋景似的，开始我还不好意思，后来谁瞅我，我就瞅谁。”我说：“他们没见过你，只是有些好奇罢了”我说。
我问：“你今晚怎么不加班了？”
“都下雪了，忙完了，以后就正常上下班了。”丈夫说。
“我没想到能来接我”我说。
“我看下雪了，怕你摔了，影响宝宝”，丈夫关心的说。
我们一路上唠着嗑，说着知心话，我感到无比幸福和快乐。
丈夫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葛祝华，又名葛天民。他曾和张学良有一段深厚友谊。
1917年春，葛祝华以第七名的成绩考取了“奉天师范学校”，并担任全校学生的“大学长”，相当现在的学生会主席。1920年张学良来“奉天师范学校”参加联谊活动，与葛祝华相识。当年张学良20岁，葛祝华19岁，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龄。张学良欣赏葛祝华得体的言谈举止，落落大方的气质，出众的文学才华。主动和葛祝华交谈，他们谈天文地理，谈新闻轶事，无话不说，脾气秉性相投。葛祝华尊重张学良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主张。几次活动后，他们竟成了莫逆之交。
1922年，冬葛祝华在“奉天师范学校”结束了五年学习生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经张学良的引荐到“奉天第二小学”任教。
1923年冬，葛祝华被临江县聘回，任命为“临江第一小学校长”（也叫后台小学）。
1927年，日本要在临江设立“日本领事馆”，引起临江各界人士的反对。葛祝华挺身而出，到奉天游说，争取报社的支持。《奉天日报》《东北日报》《大公报》纷纷发表文章，谴责日本对中国领土图谋不轨，揭露日本企图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迫使日本放弃在临江设立领事馆的企图，使他们的愿望化为泡影。
1929年春，已成少帅的张学良巡视东边道，来到临江，接见了临江的教育局长、县视学（现在的督学）、各学校的校长。期间，张学良和久别重逢的老友葛祝华单独交谈到深夜。并决定在临江重新建设一座“新民小学”，并任命葛祝华为“新民小学”第一任校长。他在临江任校长十多年，他主张“启发式（也叫引导式）教学”，深受学生和家长的爱戴，成为临江家喻户晓的名人，被称为“临江四贤”之一。
我的丈夫从小耳濡目染，深得父亲的真传。父亲的为人处世，高深的学问、爱国情怀对他的成长起到不可估量的影响。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浑江一中的学生会主席。毕业后，他主动要求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他那朝气蓬勃的精气神，敢于担当的责任感，做什么都要做得最好的劲头，深深地吸引着我 。所以，我义无反顾的放弃比较好的工作条件，跟着他来到松江河这块刚刚开垦的处女地，和心上人在一起，就是再苦再累心里也甜！
光阴似箭，到了1964年的4月中旬，不知不觉我已到了临产的日子。那个时候物质还不丰富，怀孕期间最奢侈的水果就是干碗李子，再加我不会做饭，忙起来就饥一顿饱一顿，又加上我个子高，腰细，上班时我穿着丈夫的上衣，竟没人看出我是个孕妇。
一天晚上，学校仍然开会学习。我坐在那浑身酸痛，感到十分不自在。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快要生产了，就坚持、坚持！一直到十点才散会。我一出会议室，丈夫早就等在那里。丈夫扶着我回到家中，走在路上我就觉着肚子隐隐的下坠，到家就一点一点的疼起来。
我的婆婆估摸着快生产了，几天前就来到松江河，准备伺候月子。婆婆一看我疼的呲牙咧嘴，就吩咐我丈夫快去找接生婆。
丈夫连忙出门，不一会儿就找来一位五十多岁的接生婆。接生婆放下背包，洗洗手，就给我检查说：“这孩子就要到了，快生了，快生了！”吩咐“赶紧烧水，拿纸来！”
凌晨两点钟，我顺利产下一个女儿。
那时候的人都重男轻女，婆婆一看生了个女娃，老大不高兴了。我刚生产完没有一点劲儿，闭着眼休息。
我就听婆婆对接生婆说：“看她走路先迈左脚，抓一把豆子数数也是单数，怎么能是个丫头呢？”
婆婆接着问接生婆：“大妹子，这行你懂，你看看我儿媳妇下一胎能生个男娃不？”
“老嫂子，你可问对人了。我看这事可是一个准，根据你儿媳妇头胎的胎衣，犯了七女星，再生五个姑娘才能转胎。”
只听“扑腾”一声，我睁开眼，婆婆坐在地上闭着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接生婆却大口大口的吃荷包蛋和面条。
早晨上班时，丈夫到学校给我请产假，校长和主任才知道我生了个姑娘，惊得张大口，都感到挺意外，怎么就没看出来。
丈夫回来说：“慧珠，你好好休息，想吃啥让妈给你做，我去粮库上班了。”婆婆原本说好来伺候月子，一看生了个丫头也就不想伺候了。说了一声“我去你姐姐家”就走了。
屋子里就剩下我和襁褓中的女儿，我仔细端详着女儿。慈眉善目，眉清目秀，大眼睛双眼皮，樱桃小嘴，瘦瘦的小胳膊和瘦瘦的长腿。刚一出生，接生婆就称了一下，刚刚五斤，明显营养不良。就这五斤的小东西，带在我身上十个月，好累呀！这下好了，我如释重负，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我一觉醒来，已是中午时分。外面下着小雨，听着淅沥沥的雨声，感到饿了。想起来找点东西吃，可起了几次都起不来。我的体能消耗太大，又没得到很好的营养补充，哪有力气。
从凌晨吃了几个煮鸡蛋，中午了，实在饿得不行，孩子也哇哇哭。我又没有奶水，家里也没有奶粉。我吃力的爬起来，强撑着下地，用暖瓶的热水冲了一碗红糖水，我用嘴吹着喝了几口，一股暖流涌遍全身，立即感到身上有劲了。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大，真是个大嗓门，还带点儿钢音。我用汤匙给孩子喂了几口，孩子咕嘟着小嘴喝得挺带劲，也不哭了，翻了个身就睡着了。
我在家里盼着婆婆回来，更盼着丈夫回来，天都黑了，雨还没停。我估计他们是不能回来了，就把早晨剩的小米粥和鸡蛋用热水烫了一下，风卷残云般吃了个精光，又喝了一大缸子红糖水。只要孩子哭，我就给她喂糖水。
原来，丈夫去单位请假，说生了个姑娘，工友们听说后，嚷嚷着：“小葛，有了孩子，赶紧请客，正好今天下雨，也不干活。”
丈夫一看大伙为自己有了孩子高兴，只好在粮库食堂花了五元钱请大伙喝酒。大伙又说：“你小子，在临江偷着结了婚，这次一块补上”。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在大伙的劝说下，几盅烧酒下肚，再加昨晚一宿没睡，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忘了自己已经是做父亲的了。没喝酒之前，心里还想，反正家里有母亲照顾。他哪里知道，自己去粮库后，母亲也去了姐姐家。把媳妇和孩子扔在家一天一宿没人管。
第二天，天刚亮，雨也停了。粗心的丈夫回来了，婆婆和大姑姐也来了。她们谁也没问我吃没吃饭，大姑姐高兴的脱鞋上炕，就把自带的小被铺在炕上，抱起孩子就包起来，嘴里还叨叨着：“大宝宝，妈妈抱你回家。”
我急忙问：“这是干什么？往哪里抱？”
婆婆笑着说：“你大姑姐结婚十多年了，也没有孩子，就把丫头给你姐吧。你还年轻，再生！”
我一听，什么？要抱走孩子。呼一下，我就坐起来，一把抢过孩子，斩钉截铁的说：“谁同意你这样做的，我不同意！”
我看着丈夫，他没吱声，表示默许。
我哭着说：“别说是个丫头，就是个怪物，我也要养着，这辈子也许就生这一个姑娘。”婆婆一听来气了，一屁股坐在炕沿上，把头扭一边，把后脑勺给了我。
这时，窗外围了不少邻居，纷纷议论着：这事做的不对，哪能不经母亲同意就抢孩子的！七嘴八舌谴责她娘仨。本来我刚生完孩子身体就挺虚，再加昨天没人照顾，没吃好，气就不打一处来。丈夫又不帮我说话，我气得浑身突突，就知道紧紧地抱着孩子，恐怕被大姑姐抢走。由于我精神过度紧张，一下子就晕倒了。
当我醒来，已经在松江河林业局医院。住了一周的院，我的各项生理指标都正常了才出院。
经过这番不愉快的折腾，婆婆回临江了，大姑姐也没朝面。
出院回家后，邻居们都来看我，隔壁的王大娘乐呵呵地坐在炕沿上，抓着我的手说：“老婆神，老婆神，半天空中掉下个人。”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接着王大娘又一本正经的说：“年轻人莫笑白头翁，鲜花能有几时红，用不上几十年，你们就会变成像我一样的人。”一帮热心肠的老娘们什么话都敢说，俗话说“一个女人一台戏”，何况一帮女人在一起，简直就是好戏连台。有嘘寒问暖的，有愤愤不平的，有传授经验的，有调侃戏闹的，小屋里洋溢着温暖和快乐。经邻居们这一闹腾，我的心情逐渐变得好了起来。一扫这些日子的郁闷和不快。
前几天住院期间，除了心情不好，更主要的是由于受凉，我犯了痔疮。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那简直不是人遭的罪。那个时候没有电褥子，医院的火墙子也不热乎，天天躺在阴冷潮湿的床上，丫头的尿褯子就没干过，一尿床就哇哇哭，要多尴尬有多尴尬。
今天回家了，睡在热乎乎的炕上，真舒服呀！真应了那句“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屋子再破也是自己的家，回到家心里就踏实了。
可是，痔疮犯了，老老实实躺在炕上还行，只要一活动就疼得直叫唤。邻居王大娘听我在屋里像哭一样叫唤，她就悄悄来到我家，问我：“李老师，你半夜五更的哭什么？”我说：“王大娘呀，我都不好意思说，我犯了痔疮，疼得我直‘哼吆’。”
“我寻思什么大不了的事，有我，这事好办！”王大娘大包大揽地说。
我一听，王大娘有绝招，就赶紧说：“活菩萨，快救救我吧！”
王大娘不紧不慢地说：“记住了，一根一尺左右长的猪大肠头，四个红皮鸡蛋，泡好的一碗黑木耳，一饭勺香油。把大肠的一头用线扎住，从另一头，把四个鸡蛋和木耳放进去，再把香油倒进去，不放咸盐和任何佐料，然后把大肠头的这头也用线扎紧。最好一次上锅蒸这样的猪肠三根。晚上不吃饭，吃一根肠；第二天早晨不吃饭，再吃第二根肠；中午可以吃饭，剩的一根，晚饭同样不吃，只吃肠。这样吃完后，我保你百分之百治好，而且再也不犯。”
丈夫听完，赶紧起身到街里买。经过和杀猪的协商，第二天早上，丈夫把三根大肠头全买回来，照王大娘的话炮制，食用，吃完三根大肠头后，第二天早晨上厕所果然不疼了。
丈夫可乐坏了，赶紧挑了一百个大红皮鸡蛋送给了可敬的王大娘。
王大娘用秘方治好了我的痔疮，我又用此方给多人治好了痔疮。
痔疮治好了，再也没有烦心事了。本来五十六天的产假，我天天惦记着班级的学生。正巧，荣主任和学年组长来看我，唠嗑中，我了解到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我和丈夫商议，满月就上班，丈夫也支持。
刚过满月，五月中旬，天已经比较暖合了。我背着姑娘去上班了，和煦的春风吹在脸上，好舒服啊！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立刻感到清爽怡人。路边的小草刚刚冒芽，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我走在去学校的路上，走了一半，原来的路因为安装水管被挖断了。很深的一条沟，上面横了一块一尺左右的木板子，供人来回通过。我背着孩子，怎么也不敢过，走到跟前就眼晕，主要怕摔了孩子。如果绕道走就会迟到，正踟蹰不前。这时邻居大哥上班路过这里，他帮我抱着孩子，我半闭着眼，手拽着邻居大哥，摇摇晃晃好歹算过去了，吓出一身冷汗。
我背着孩子，来到二小学幼儿园，大大小小有二十几个小孩，就两个保姆。保姆看我背着刚出月子的小孩过来，就迎了上来。连忙帮我解开背带，抱在怀里，小家伙还不眼生，看着保姆，两只眼睛瞅着保姆，还咧着小嘴儿笑呢。保姆看着这么俊的姑娘，用脸亲亲粉嘟嘟的小脸蛋说：“小姑娘长得真漂亮，两只大眼睛多精神！”另一个保姆说：“快去上班吧，放心吧！”我连忙的说：“谢谢！麻烦你们了。”
当我拿着教科书，快要走进教室时，同学们像小鸟一样飞奔过来，围在我身旁。有个男同学说：“老师，你的病好了吗？”
我有点害羞的说：“不是生病，是在家生宝宝了！”
“阿，老师有宝宝了，长什么样？”
“一定很漂亮吧？”
“明天抱来看看······”大家七嘴八舌地说。
有个同学说：“老师，你请假这些日子，班长和黄祖洋可负责了，咱班的‘纪律红旗班’锦旗，一直挂在那。不管哪个老师来上课都没有捣乱的，老师都夸我们班。”多么可爱的学生，他们懂事多了，我欣慰的笑了。
当时学校是一、三、五晚上都开会，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读《人民日报》社论、讲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传达中央、省、地区文件，有时也安排学校近期工作或业务学习等。
出月子第一次晚上到学校开会，我用米汤泡饼干把孩子喂饱了，孩子就睡着了。我想，正好路也不好走，就把孩子放在家里，锁上门就走了。走出去一百多米，忽然停住，不行！孩子醒了哭怎么办？让被角捂了嘴？万一起了火？万一进了贼给抱走了？我立即回过头跑着回去，抱起孩子，深一脚浅一脚，走在深沟的板子上也没觉得害怕，就去了学校。
怨不得有人说：一个再怯懦的女人，只要有了孩子，为了孩子，她会克服软弱，她的胆子会变大，会变得坚强，能豁出一切，一点儿也不假。
当我抱着孩子走进会议室，老师们立即围上来看孩子。“这小姑娘真俊，看看这双大眼睛，双眼皮，樱桃小口。”“叫什么名字？”大家问这问那。
我回答：“叫婷婷。”
“真好听，小婷婷，长得特像妈妈。”
“长大一定是个亭亭玉立好姑娘······”老师们不停的夸赞着。
还有个笑话，当年有个姓倪的单身女老师，去通化学习两个月，回校后第一次碰到我，看到我抱着个孩子，就小声问别人：“慧珠抱谁的孩子？”
“她的孩子，自己生的孩子”，身边的女教师说。
“啊！？”她惊奇地跑过来，好奇地问：“生孩子，不得先这样吗？”她用手在肚子上比划着突出的大肚子模样。“怎么没看你这样啊？”
大伙说：“别说你没看出来，连我们也没看到呀！”
我打趣儿地说：“我伪装得好，以后给你传授传授经验呐。”
倪老师脸红着说：“好呀！”······
丈夫在粮库整天忙着晒粮、上囤、报表。一天到晚不着家，基本上是我自己带孩子。整天忙得团团转：来回背着孩子上班、回家做饭烧水、喂孩子、洗尿布、劈柴禾、烧炕、挑水无所不能。我原本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小公主。我忽然感到自从来到松江河，锻炼得身体壮了、胆子大了、责任心强了、心理成熟了，倒像个大杀四方的穆桂英、花木兰了！
时间长了，家务活越做越有经验了。比如早晨早一点起来，先把头天晚上剩的饭溜在锅里，烧好热水灌在暖壶里。吃早饭前，锅里做上高粱米饭，然后吃早饭，喂饱了孩子，也到上班时间。这时高粱米熬得半生不熟，临上班走之前，在灶坑里添上一块疙瘩头柴禾，疙瘩头燃烧得慢，中午回家，高粱米饭也闷好了，还热乎乎的正好吃。
到星期天，就包上一锅玉米面的大菜包子，吃的时候放锅里溜上一个就够了，有面又有菜、省时省力。有时多蒸点玉米加白面的窝窝头，买点高丽咸菜，辣辣的、酸酸的、甜甜的非常下饭。就是这样，生活在忙碌并快乐中一天天度过。
林区建设突飞猛进，短短两年，坑坑洼洼、黄泥没脚脖的土路，变成了平整的标准公路；由某部铁道兵承建的“八一桥”也顺利通车；林业局的小学教学楼一幢接一幢拔地而起，师资力量得到充实；当地居民也喝上卫生甘甜的自来水；松江河政府也盖起了政府大楼；十字街也建起了百货大楼，整个松江河旧貌换新颜了。
1965年3月份，我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第二胎生了个小子，取名叫“大林子”。第一个姑娘，名字叫“婷婷”，意思是“赶紧停住”。第二个是小子，叫“大林子”，意思是“儿子要茂密成林”越多越好。这些名字都是孩子的爷爷奶奶给起的。可见那时候的人“重男轻女”的思想有多根深蒂固。
这次婆婆在临江静候消息，如果像接生婆说的那样，生的继续是个姑娘就不来了。当听说生了个大胖小子，立即乘坐几个小时的火车，带着120个红皮大鸡蛋就来了。临走时，公公、哥哥、嫂嫂说：“你去看看，如果缺什么，立即打电话，马上送去。” “大林子”的出生给老葛家带来无尽的喜悦，我也享受到一个女人坐月子的真正待遇和滋味。
至今我还记得，婆婆一进屋，表情是严肃的。她怕我们骗她，哈下腰急忙打开“大林子”的小棉被，一扒拉，看到是个带把的，立时笑逐颜开合不拢嘴。接着从怀里掏出20元钱，递给我丈夫，嘱咐说：“快，去给慧珠买只老母鸡，再买两只猪蹄子，好好炖一炖，连汤带肉一块吃，好下奶，可别饿着我大孙子。”
当年我每个月的工资才30多元钱，婆婆一下子给了20元，为了孙子，当奶奶的真舍得。
等我做完月子去上班，正赶上林业局植树造林大会战。松江河林业局所有机关干部、学校的师生，全都扛着铁锨、镐头，抱着树苗，排着队唱着歌，奔赴母树林植树造林。路上歌声此起彼伏，“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们打靶把营归······”
连续两天的植树造林结束了，可把我累坏了。几乎早饭都来不及吃，垫吧点就走。主要得把两个孩子喂饱，一大早，我就前面抱着女儿，后面背着小子，连跑带颠把他们送到托儿所，然后去学校集合同学们站排去植树。
记得植树的第二天，我正往学校急匆匆的走，迎面碰上林业局唯一一个女汽车司机赵师傅，她坐在驾驶室里，老远就喊上了：“我的那个小妈妈，怎么抱的孩子？腿都露出来了！”我红着脸一摸，果然丫头的腿和脚冻得拔凉拔凉的，我赶紧用被子盖好。赵师傅乐呵呵的过来说：“来，我给你抱一个，把孩子送到托儿所。”
林区的人就是这么友善，就是这么实诚！
植树造林结束后，没多少日子就迎来了小学毕业和升学考试。我们班升学成绩非常好，就连蹲级包子马山的分数也够录取线，全班百分之百升入林业局初中。
我原想，送走了毕业班，领导能安排我休息几天，可由于五年一班的班主任老师到通化地区培训学习两个月。荣主任找我说：“李老师，本来想安排你休息一阵子，这会儿不行了，五年一班不能没有人管理，你就临时担任班主任兼语文和数学课。只有交给你，学校才放心。” 我一看没的说，领导这么信任自己就愉快的答应了。
这个班基础好，在我临时带班期间，一切都很顺利，同学们都知道，我带的上一个班级升学成绩非常好，他们都愿意我带他们班。
二、在松江河镇小学的日子里
那是1965年的6月份，松江河镇政府的机关人员、各菜队、街道、镇直单位、县管在松江河的单位如粮库、商店、药材公司、银行等领导在政府二楼开大会。主要听镇委书记总结前段工作，安排下段工作，如何搞好镇内卫生、治安、秋菜生产等工作。工作报告完成后，苏书记看了看大家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事？请说一下。”
话音刚落，学校的负责人董老师站起来说：“学校现在四个班级，两个复式班，共四名教师，其中一名已经办理了调转手续，就等着有人接手工作。我要是去县里开会，六年级就没人上课了。全县缺几百名教师，教育局让自己解决。看这事怎么办？”
苏书记听完点点头，大伙七嘴八舌，“这事得解决，这是大事”
“缺两名教师，课都没法上，不能耽误孩子呀！”
苏书记看看大伙说：“大家出出主意，看怎么解决好。”
忽然，粮库潘立业书记说：“粮库团支部书记小葛的爱人在林业局二小学当老师，姓李，她教过我儿子，教得挺好，咱努努力，把她调过来。”
大家听了，有的摇头说：“人家是林业局的，不是一个系统，不好办！”有的点点头：“我看行，她必竟是咱地方粮库的家属。”
粮库潘书记说：“我回去先做小葛的工作，让他再做他爱人的工作，只要李老师同意，苏书记去林业局合计合计，我看差不多。”
苏书记说：“好，就这么办！你回去赶紧做工作，通知小葛，明天早晨来我办公室一趟。”
潘书记回粮库，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传达镇委工作会议精神，散会后把我丈夫留下，就把苏书记会上安排的事说了。接着潘书记安排我丈夫，早点下班，回去做点好吃的，好好做李老师的工作，并反复强调一定把李老师的工作做通，明早你去镇委苏书记办公室亲自去汇报。
丈夫回家早早做好饭，等我下班。我一到家，他就和我说了调转的事。
我问：“镇里怎么知道我是老师？”丈夫说：“是粮库潘书记说的，你教过他的儿子，夸你教的好。苏书记听了后就把这事定了。”
我问：“你考没考虑，我去镇小学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丈夫：“考虑过，镇小学没有托儿所。”
我又问：“那我去，俩孩子怎么办？”
丈夫无言以对，指着饭桌说：“先吃饭吧，明天我去镇里，汇报一下困难，能推就推”。一边吃饭一边商量。
我说：“镇里点名要我，说明镇里是了解我的工作情况，是信任我的，对我寄予了很大期望。咱一个劲强调困难也不太好。”
丈夫说：“我明早先去见苏书记，说明情况，不行你下午再去一趟，这样我们就不失礼了，不至于得罪粮库的潘书记和镇里的苏书记。”
我说：“行，就这么办。”
第二天吃完早饭，丈夫就去镇里和苏书记谈家庭情况。苏书记和其他领导的意见是“先调过来，至于孩子没有托儿所的事再想办法，下午把李老师找来，听听她的想法。”
下午我请了个假，直奔镇政府大楼。我刚走到楼门口就听到楼上有人说：“来了，来了！”其实，几位镇领导站在二楼的窗前，根据长相和气质判断就是我。
我来到二楼，正寻找书记办公室。一位年轻的领导从办公室出来问：“你是李老师吧？”我点点头说：“苏书记在哪个办公室？”
这时，苏书记等镇领导从屋里出来，其中一个戴眼镜的说：“欢迎，欢迎！李老师如约来政府！”其他领导也先后说欢迎李老师，都过来和我握手。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整得脸都红了。
急忙回答：“我叫李慧珠。”
“快进屋，坐，李老师”戴眼镜的领导说。
只见戴眼镜的坐在了正位上。我急忙问：“您就是苏书记吧？”
“是，我就是苏君义。李老师，我介绍一下，这位是高文德镇长，这位是团委刘忠诚书记，这位是······”后面还有两位镇党委委员我没记住名字。
我坐在苏书记的对面说：“各位领导，我的情况想必都知道了，我倒是同意来镇小学工作，只是两个孩子没有托儿所，总不能抱着孩子上课吧！”
苏书记听后幽默地说：“看来我们的希望要落空呦！”边说边环顾一圈，用激将法的口吻说：“百闻不如一见，李老师这么年轻，长得又俊俏，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教学水平又那么高。而我们教师少，教室也不够，还是复式班，这里的条件实在太艰苦了。再说镇小学距离你家又远，还得背着两个孩子，恐怕李老师吃不了这份苦。我担心小河里养不了大鱼呀！”
苏书记边说边看着大伙，大伙都点头，没人接话茬。我是听明白了，苏书记说得头头是道，既实在又激励，最后把球踢给了我，暗喻着我克服不了困难，这是在激我。
高镇长领会了苏书记的意思，接过话说：“李老师今天能来，说明了两个意思。一个是说明小葛回家做了不少工作，做通了才来的。二是李老师想必也听说了镇小学面临的困难，有了对策才来的。大家都知道李老师是个坚强的人，这些困难是能克服的。如果能来镇小学工作，那可是咱镇上孩子的福气呀！至于工作调动问题有镇上出头办理。”在屋的人都纷纷点头称是，表示欢迎李老师来镇小学工作。
领导们那些真诚朴实的话，弄得我如坐针毡，不好意思回绝，要是回绝了，正中苏书记所说“我因怕困难不来的”，还认为我是个挑肥拣瘦的人。说行吧，两位领导都没正面回答怎样解决托儿所的问题，看来领导们也有难处。从各位领导的眼神看，镇小学更需要我，我只好答应“让我回去考虑考虑，两天后听信。”
我和丈夫经过一晚上的周密考虑，感到无法拒绝镇里的要求，只好舍弃比较安逸的工作，到最需要我的地方去。
于是到邮局，我和丈夫分别给临江的婆婆家和在通化的娘家打电话，商量如何解决两个孩子的托管问题。婆家和娘家都同意一家带一个孩子。解决了孩子托管这个大事，至于距离镇小学太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最后商量决定，借点钱在“八一桥”附近买一处好一点的房子就行了。两个困扰我们的问题，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解决。无非就是过几年紧吧日子，我们都年轻，这点困难不算什么。
问题得到了解决，为了不耽误工作，婆家派小姑子把“婷婷”接到临江。通化的妈妈辞掉通化钢铁厂的工作，亲自来松江河接走了“大林子”。与此同时，镇领导也加快了调动我工作的步伐。
1965年7月，我正式调入松江河镇小学。当时镇小学的闫老师调到松江河书店工作，我就接了他管理的三年级。
当我第一次走进教室就听班长喊：“起立！”同学们齐刷刷的喊：“老师好！”我说：“同学们好，请坐！”个个学生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抬头挺胸，手背在后面，等待着老师上课。
第一节课是数学，我讲完知识点后布置课堂作业。空闲时间，我就在教室里来回巡视着，发现教室的地面潮湿，墙角处出现黑色痕迹。桌凳都是长条木质的用钉子钉的。这里的办学条件与林业局的学校比有较大差距。从学生的穿戴看，生活条件明显不如林业局的学生那样整齐，但每个学生的脸上都呈现出淳朴、厚道、懂事、礼貌。给我的印象是：镇小学的学生习惯养成训练有素，落实《小学生守则》好。我讲课时，每个学生都注意听讲，没有交头接耳，随便下坐等坏习惯。学生的言行、坐姿、写字、集体活动都很规范。从校容校貌看整洁干净，间操整齐划一，是一所很有发展的学校。
下课后，我听学生们交流谈话，各种方言夹杂着东北大碴子味，把抚松说成“虎熊”，把老师说成“老死”，把泉阳说成“牵羊”，一听就是从四面八方来的学生。
当时就一个六年级，由学校负责人董老师担任班主任和语文、数学课。六年级面临着升学考试，压力比较大。
在我到镇小第二周，董老师去县里开会。他找我说：“李老师，我听说你在林业局二小学刚送走一个毕业班，成绩非常好。明天我去县里开会，六年级不能落下课程，我想让你帮忙临时代班三天，你看行吗？”我说：“行，只要你信任我就行！”他和我进行了简单交接。
于是，我利用早上和下午自习时间给我班上课，到上正课时间，我到班级布置作业，交代班长组织好，学习委员收好作业交给我，然后我就到六年级给他们上课。没想到，就这三天临时代课，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好印象，和当年的班长苏伟民结下了半个世纪的师生情。
她是镇委苏书记的二女儿，13岁，长相秀美、聪明、伶俐，落落大方，学习特好，威信极高。数学是我的特长，我也愿意教。同学们都很愿意上我的课，有些不懂的、易混得问题，不管在哪个年纪学的，只要提出来我都一一作答。我和同学们说：“数学知识是一环扣一环的，如果有一个环节连不上，后面的知识就无法形成链条，所以，数学是不能落课的。” 我用两节课的时间，梳理了小学阶段算术课的知识点和逻辑关系。把易混的定义、法则編成口诀，让学生记住，以后再遇到类似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由于我用三天解决了同学们困扰多日的问题，三天课带完后，苏伟民等同学到处宣传：“李老师的数学课教得太好了，真的太好了，就让李老师教我们数学吧！”当我听到后，立即制止她们。可她们不听，竟然闹到镇里去，要求我给他们教数学课。
后来，她以高分升入中学，初中毕业时，又以优异成绩被通化地区师范学校录取。再后来她也当上了人民教师。
我至今还记得，1971年2月末，她临去师范念书前，拉着我到照相馆单独照了相，至今已过去五十多年了，还珍藏在我的相册里。每年的教师节，她都会通过不同方式给我发来问候语：“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我偏爱数学主要受家庭影响。我的父亲李云鹏是解放前的日本留学生，主攻地质测量与勘探，数据和计算是他的本行。叔叔李云翔解放后以高分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他的数学成绩名列前茅。父辈们扎实的数学基础，以及对数学知识的娴熟应用，对我的影响很大。为此，我对数学知识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我读书时的数学成绩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佼佼者。因此，在我高中毕业后被学校推荐到临江县六道沟公社农业中学教代数。
1966年秋季开学了，学校让我教一年级，开学前几天就开始招生了。招生的第二天，来了两个特殊学生，一名虚岁六岁，另一名虚岁七岁。六岁的叫苏忠民，长得眉清目秀，文文静静像个女孩，是由姐姐苏伟民领着，他是镇委苏书记的小儿子。七岁的叫高峰，长得虎头虎脑，昂首挺胸，像个小武士，他是镇政府高镇长的儿子，也是由姐姐领着来报名。按当时入学的规定是九岁才行。学校负责人董老师看了看两个小孩，笑着问我：“李老师，这两个年龄太小，不符合规定，你敢要吗？”
我看了看，两个小孩儿个头还行，都干干静静，两眼炯炯有神，一看我就喜欢上了。我随口出了两道十以内的算术加减法题：“5＋5是多少？”我用手比划着。
“是10”苏忠民抢着说。
“8-2是多少？”我看着高峰。高峰略一迟钝说：“是6”。
我一看两个小孩的智力蛮好的，就和董老师说：“这两个孩子太可爱了，我要了。”我回过头和他们两个姐姐说：“我先留他俩一个月，如果不好好学习，调皮捣蛋就请二位姐姐再把他两领回去，你们看行吗？”两个姐姐都点头说：“行，不好好学习就领回去，不过到那时可能就会挨磨棍了。”
我为什么这么处理？一是对不符合年龄规定的孩子，寻找了一条留下的理由——一个月的考验期，这样处理谁也说不出反对的话。二是给两个小孩一些压力，不要仗着自己是镇领导的子女就为所欲为。假如不好好学习，不遵守纪律，为以后撵回家做个铺垫，省得麻烦。董老师对我的处理非常满意，朝我点点头，会心的笑了。
这两个小孩还真争气，长得模样一文一武，学习上互相飚着劲的学，一个月后进行测验，两个孩子的成绩都是双百。我和他俩说：“你俩通过了考验，可以成为正式在籍生了。”两个学生高兴地跳了起来。
对这个一年级，我的每一堂课都着眼于扎扎实实打好基础。严格要求学生坐姿要端正，养成注意倾听的习惯，写字要工整，书面要清洁，要敢于举手，敢于提出质疑，勇于承认错误，懂得互相学习，知道团结别人，学会简单的劳动技能等。
这个班有40名学生，由于从小就打好各方面基础，像苏忠民、高峰、杨炳辉、蔡毅，张德军、刘伦等学生个个都是出类拔萃的好学生。尤其苏忠民，别看他年龄最小，处处表现的像个小大人。上课时，目不转睛的盯着老师，全神贯注听讲，不管有什么干扰从不溜号。当他明白了一道算术题的解法，就会点点头，微微一笑，露出两个深深地小酒窝。每次写完作业，两手一背，面带笑容，等着我给他检查，非常有礼貌。
但也有极个别的同学老是精神溜号，注意力不集中。有个叫张丽的女生，上课时，老是在作业本上划圈圈，写字也不在格里，总是心不在焉。头上的虱子有时都爬到脸上。根据她的情况，我估计在家没人照顾她，也没人教导她。于是我问她：“你爸爸是干什么的？”答：“在粮库扛麻袋。”“你妈妈是干啥的？”她没好气的回答：“我妈死了！”我心里 “咯噔”一下，怨不得，一个女孩子造成这个样子。可怜的孩子，我想帮帮她。想着放学后去买一点虱子药，给她洗洗头。
中午下班，碰上一个扛着玉米面往家走的人。我班一名女同学小声告诉我：“他是张丽的爸爸。”于是我站住，笑着、很策略地问：“张哥，买粮了，小丽的妈妈忙啥呢？”
“她在粮库家属队干活，比我这个上班的还忙，老师，不和你唠了，还的回去给孩子做饭”，他说着急忙往家走。
我一听，张丽的妈妈也没死呀！张丽怎么说死了？
下午，我提前来到教室，利用上课前的时间狠狠的批评张丽：“你妈明明在粮库家属队干活，你怎么说她死了？”
张丽看我生气了，赶紧说：“老师，我逗你玩呢。”
我毫不客气的说：“逗我玩？拿老师逗着玩？你要知道，老师就是师长，要尊敬！以后再也不要胡说八道。放学后自己洗洗头，用篦子刮刮虱子，以后天天自己刮！”说完，我递给他一把篦子。
张丽羞愧得脸红了说：“老师，你真好，以后再也不胡说八道，自己刮虱子。”
这件事后，每次上语文课，我都手把手教她写字，教她把字写在方格里，一个方格写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写，不能着急，不能乱画圈圈。就这样，她一点一点得写，慢慢走上了正轨，后来，她的字写得工整认真，书面也清洁了。
林区的秋天，早晚两头很冷，中午有时还挺热。一进十月份，大部分人早晚两头就穿上棉袄棉裤了。
由于校舍不够用，几个老师挤在一间传达室里，里面有一部电话，大部分时间是学校负责人在那办公，老师们若都挤在那狭小的空间里办公很不方便。所以，大都在教室里备课，批改作业。讲台上放一把椅子，一张桌子，就可以办公了。我早早自制了一个厚厚的坐垫，脚上穿着棉鞋，还没觉出冷。
由于还不到取暖期，每天早上，学生们坐在冰冷的教室里，边写字边跺脚，冻得小手放在嘴上哈气取暖，正是遭罪的时候。那个时候，家家都很困难，能念得起书就不错了。小孩子长得快，头年的棉衣棉鞋穿不上，又没有多余的棉衣棉鞋，就只能忍受着。学生们穿得单薄，坐在凉板凳上肯定受不了。
我看到有的孩子冻得直哆嗦，我心如刀割，怎么办呢？想出办法了，把坐垫里的棉花取出来，垫在学生们的鞋里就暖和了。当拔凉拔凉的小脚丫，伸进垫着棉花的鞋里时，他们脸上露出了感激的笑容。
这点小事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对学生来说他们却记了一辈子。有个叫杨炳辉的学生，把这件事一直记在心里。后来她考上四平师范大学，毕业后在抚松一中工作。她不忘当初小学老师给她鞋里垫棉花的事，她多次说：“是我的启蒙老师教会了我怎样做一名人民教师，怎样爱我的学生。”后来她在一篇文章里，详细叙写了这件事，以及这件事对她一生的深远影响。她把文章寄给我，其实我早就忘记了，可她却刻在了心里。
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天，下课后，同学们愿意跑到阴凉处玩。学校前面就是一户人家，小学生都乐意到农户的房后踢踢腿，伸伸胳膊，自由活动一会儿。学生们天天这样，谁也没感到有危险。
有一天，我站在教室门口看同学们在农户房后乘凉。忽然，一阵风吹来，只见一根小碗粗的木头往学生堆里倒下，不偏不倚正好砸在苏忠民的头上。我亲眼看见苏忠民一下子就倒在地上。我急忙跑过去，苏忠民头上的鲜血顺着头发就淌出来，脸和衣服都被染红了。
当时我吓得都要哭了，急忙掏出手绢就捂在伤口上。我告诉身边的同学：“都回教室上自习！”说着我抱起苏忠民就往镇医院方向跑。
人急眼时，能迸发出无穷的力量。平时我提二十斤东西都吃力，现在抱着五六十斤的人竟能一路小跑，跑了二里来路，如今想想真不可思议。
到医院是一个女医生接得诊。她先给苏忠民清理伤口，剪去一绺头发，用双氧水消毒，然后撒上消炎粉，包扎好伤口，又打了一针破伤风药。大夫说：“注意，别吃辣的腥的，不要被风吹了，一个星期就好了。”我答应着，这时才顾得上擦擦满脸得汗水。
我迅速来到医院值班室拿起电话，接通了镇委苏书记的电话，汇报了苏忠民被木头砸伤的经过，以及到医院处置的情况。
苏书记立即赶到医院，我胆怯地站在苏忠民的身旁。等苏书记看完孩子受伤的情况后，看着我说：“谢谢小李老师，你有高度的责任心，能抱着孩子送到医院，得到及时处置，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谢谢医院的大夫！”
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了，泪水情不自禁的流了出来。
苏忠民仰头看见我流出泪水，他一边给我擦一边说：“不怨你，老师！是我自己不注意。”我搂着他：“是老师没想到那里有危险，才让你受伤的，我有责任呀！”
苏书记安慰地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不能预知下一秒会出现什么事情。关键是出了问题，及时解决。”接着告诉孩子：“忠民，以后不要到危险的地方玩儿，让你李老师少操点心。”接着苏书记打趣儿的说：“都像你一样，四十多个学生，还不把老师累死呀？”听后我们都会心的笑了。
多么好的书记，多么善解人意的一家呀！
苏忠民头上缠着纱布，每天要到医院换药，本来需要在家休养一个周，可他只在家呆了三天就到学校上课了。在家的三天里，我每天都去看望他，并给他补课。苏忠民从小就特别懂事，从不和同学打架。他爱学习，独立思考能力强，每次考试他都是第一名，第二名分别由高峰、杨炳辉、蔡毅等几个轮流。
说实在的，苏忠民的伤真不轻，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他额头上留下的伤痕仍能看出来。人们都说，从小看到大。苏忠民后来考上东北师大，毕业留校工作。他从助教干起，历经讲师，副教授，教授，并成为博士生导师。曾历任过东北师大副校长，吉林省教育厅副厅长，长春理工大学校长。这个班的高峰后来成为抚松县公安局局长，白山市反贪局局长；蔡毅成为保安公司总经理；杨炳辉成为抚松一中的老师；张德军在装潢行业干得也非常出色。
他们不管在哪个岗位，每逢春节回松江河都到我家拜年。后来我家搬到仙人桥，他们到仙人桥给我过教师节。他们没有忘记我这位启蒙老师，多次带着爱人和孩子来看望我，这让我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
1967年，镇小学在八一桥南盖起了标准校舍，取消了复试班。教师人数也增加了，教师也有了像样的办公室。这一年，教育局给我们派来了校长，叫毕金凤，还分配了四名师范毕业生，学校也买了风琴，教学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师生们搬到新校舍都异常激动。
我记得，那年毕金凤校长30岁左右的，中等个，微胖，腿脚受过水气，走起路来不太灵便。可她天天背着孩子，走挺远的路到学校上班，每天她都是第一个到学校。校长带头工作，我们也不敢懈怠。毕校长有一副好嗓子，底气足，声音洪亮，会唱京剧。
有一次，她看间操很松散，不成样子，体育老师有气无力。她大喊一声，跳上领操台，高声喊：“立正，原地踏步走！一二、一二，一二三四！”学生们立即打起精神也跟着喊：“一二三四！”毕校长继续训练，大声说：“走步时要抬头挺胸，向前看！要打起精神！”在毕校长的训练下，操场上传出响亮的口号声和“咵、咵、咵”的步伐声。那叫一个过瘾，真是绝了。我们都暗暗伸出大拇指，非常佩服毕校长的魄力！
松江河林业局俱乐部很大，能容纳一千多人。经常有各种演出活动，如演样板戏、电影、职工文艺汇演、中小学汇演等。为了丰富学生的文化生活，学校让我去林业局联系包场看电影。学校组织学生站好排，走在大街上个个都显得那么自豪和气派，家长们都为这一活动拍手称赞。有时俱乐部搞会演，俱乐部负责人也通知我，给我们留出名额，留出座位，让我们也参加。一次我班两名朝鲜族学生穿着艳丽的朝鲜族服装，上台表演了朝族歌曲（先用朝族语唱一遍，然后用汉语再唱一遍）和朝鲜族舞蹈，得到俱乐部领导和观众的好评。
转眼到了冬天，新校舍还是很潮湿，学校要求各班捡砖头自己垒取暖炉子，学校统一购买炉筒子。没有烧柴，我主动要求去林业局制材厂联系烧柴，几经商量，制材厂领导特批十立方边角废料，为学生取暖。放寒假，为了感谢制材厂，我们编排了文艺节目，写了感谢信，敲锣打鼓送到制材厂，并为工人演出了节目，以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暑假时，我和丈夫到临江奶奶家和通化姥姥家看望两个孩子，都挺好也就放心了。哪料儿子“大林子”在姥姥家摔了，丈夫趁出差到通化顺便看了一眼，看到孩子可怜巴巴的样子，心疼得就抱了回来。在临江的“婷婷”听说弟弟回家了，她也闹着想爸爸妈妈，想弟弟，也送回来了。两个孩子全回来。学校没托儿所，我和丈夫反复合计，求邻居李婶帮忙照看孩子，条件是每天管两顿饭，每月给十五元钱的报酬，过年过节另外答谢。
因为那个时候靠粮本到粮店买口粮，家家不够吃。李婶在家闲着没事干，又是个热心人，还能为家里省两顿饭，就满口答应。对外就说是自家的亲戚，义务照看孩子。
当时正值文革时期，我父亲当过夹皮沟金矿的总工程师、矿长，被造反派揪斗。我公公解放前当过校长并和张学良是至交，文革时期也受到冲击。我和丈夫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为了不惹麻烦，只能说李婶是自家的亲戚，义务照看孩子。不然就会被扣上“剥削他人”的帽子，只能自己节省点粮，少花点钱，也不能亏待李婶。
后来才知道，“大林子”之所以摔了，“婷婷”被送回来都是因为大人被批斗，没人照看，回到我们身边也是无奈之举。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邻居的帮助下，总算把两个孩子的事安排妥当了。
1968年的春季，新学期开始了。学校进驻了工宣队，队长姓张，张队长天天晚上给我们开会，一开就大半夜，主要学习两报一刊（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社论。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斗私批修，忆苦思甜等。（工宣队一直到1977年冬才撤回）
一天晚上，开完会回到家就十一点多了。我刚刚入睡，朦胧中听到身边有异样的声音。我立即开灯一看，“大林子”蜷缩着，浑身打哆嗦，双眼紧闭，使劲得喘着粗气。我用手一摸头部，好热呀！原来是发高烧。我赶紧晃醒丈夫，他一看孩子病得不轻，急忙穿上棉袄，也没顾得上穿棉裤，穿着衬裤抱起孩子就往医院跑。我急忙穿上棉袄、棉裤、棉鞋，也顾不了“婷婷”了，门也没锁跟在后面就跑。
到镇医院，值班大夫连忙给“大林子”测体温，结果高烧到41度，大夫一看赶紧说：“快，抱孩子去林业局医院住院治疗。”这时丈夫才发现自己没穿棉裤，觉着腿冻得慌。于是和我说：“你先抱着去，我到许英勳（许英勳，朝族，是镇小学老师）家借条棉裤穿。”许老师家就在附近住，丈夫跑到他家把门敲开，说明情况。热心的许老师赶紧把自己的棉裤给了丈夫（那会儿谁家都没有多余的衣裳），丈夫个子高，像穿了高吊裤一样，顾不了那么多了，抬腿就往林业局医院跑。丈夫撵上我，一把夺过孩子，继续往林业局医院跑去。
到了急诊室，值班大夫说：“医院有规定，不收林业局以外的人住院。”我一听，急得就哭了起来。孩子已经烧得抽搐起来！
正在六神无主的时候，医院的内科于主任值夜班，听到哭声，走过来一看是我（我曾教过她的孩子），认识。她说：“这不是李老师吗？孩子怎么了？”我一看是她，连忙说：“于主任，快救救孩子，高烧到40多度。”于主任二话没说，从上衣兜掏出体温计，一测体温，已经42度了。
经于主任诊断，孩子患的是“中毒性痢疾”。于主任告诉急诊值班大夫立即办理住院手续，先救孩子要紧。丈夫赶紧去办理住院手续，住进了一个已经有五个患儿的病室。不一会儿，于主任抱着冰袋来到病室，给“大林子”的双腋、后脑、前胸、后背敷上冰块，这是于主任刚从外地学习的退烧经验，叫冰镇疗法。
我看得心惊胆战，还没见过这样退烧的。我用半信半疑的眼光看着于主任，于主任立刻明白我的意思说：“怎么，害怕了？这么重的病只靠药物降温是不行的，不信，待一会体温就降下来了。”
丈夫赶紧说：“于主任，你就放心大胆地治吧，孩子就交给你了。”于主任没回答，只是笑了笑。不一会儿，住院部主治大夫和护士就推着药来病房给孩子打点滴。每十分钟，护士测一次体温，果然高烧一点一点降下来了，孩子也不抽搐了，直到这时我和丈夫悬着的心才算落地了。
这时，已是下半夜3点多了，看着“大林子”脸上慢慢泛起红晕，呼呼的睡着了。丈夫忽然说：“都忙糊涂了，‘婷婷’还扔在家里，我回去看看，顺便把许老师的棉裤还给他。”我点头说：“你回去也眯一会儿，早上别忘了请给我假，再做点小米粥送过来。”
经过十多天的治疗，“大林子”的病基本痊愈了。在这期间，我俩轮流来医院照看孩子，抽空回到各自单位处理一下工作。
住院的第十二天，于主任来病室说：“李老师，今天可以办理出院手续了。”我满含激情地说：“谢谢你于主任，要不是你，这孩子说不准早就没了。”
我指了指四张空着的病床说：“这四个孩子都没了（夭折了），我家‘大林子’遇着贵人了，是你把他从鬼门关拽回来。你是孩子的大恩人呀！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
于主任摆摆手说：“可别这么说，医者仁心，不管谁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帮忙的。”
“大林子”出院的时候，还有一名儿童住院，孩子妈妈不停地给孩子喂桃罐头。于主任送我出医院门的时候，小声对我说：“剩下的这个孩子，弄不好，今晚也会走了！他们送来的时候太晚了，脏器都烧坏了，无药可治呀！”
在 “大林子”出院的十几天后，我在百货大楼门口遇到了给孩子喂桃罐头的大嫂，她伤心的说：“孩子在你们出院的当晚也走了，你家孩子福大命大，六个孩子就你家孩子治好了，其他的都走了！”说着她留下了泪水。
三、在泉阳镇小学的日子里
1972年春，丈夫因工作调动到泉阳粮库工作，我也从松江河镇小学调到泉阳镇小学工作，领导安排我担任五年三班班主任。
当我跟随教导主任走进班级时，看到学生中有一张熟悉的面孔。他看清楚新来的老师是我时，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接着脸上露出了笑容，激动地两眼流出了泪水。我微笑着冲他点了点头。这名学生叫张德军，曾在松江河镇小学上学，一到三年级时，我是他的班主任，因他的父亲工作调转，全家来到了泉阳镇，他就转到了泉阳镇小学就读。听说又换老师了，没想到走进教室的竟然是我。
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各班除了上课还要忙着筹备运动会。其中训练检阅队形是一大项任务，参加检阅的运动员，每班定员二十四人，队列前面还要有一名打旗的旗手，要求服装统一，每人胸前要佩戴运动标志。
我班所有运动员佩戴的标志都是我起早贪黑，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我先勾线，后涂色，一个男运动员奋力冲刺的图案形象便跃然纸上。旗帜上也是同样的图案，是我在黄色彩纸上放大，再剪下来贴到红旗上面的，色彩鲜明，款式别致。彩排时，我们班的运动员个个朝气蓬勃，步伐铿锵有力，新颖的运动标志更成为运动场上的一大亮点。我们班得到观众的好评。
下午四点，运动会就要举行开闭幕式的时候，四年一班班主任威秀敏老师突然临产，肚子疼痛难忍。她家住在泉阳林业局，离学校八里路。看到她痛苦的样子，大家都很着急。那个年代也没有出租车，更没有私驾车。王桂君校长当机立断，让大队辅导员徐海老师用自行车送威老师去林业局医院。我赶紧问清威老师爱人工作单位的电话号码，跑到办公室给她爱人打电话。
第二天一大早，医院就传来喜讯：威秀敏老师喜获千金，母女平安！那时的人啊，为了工作，真是命都不顾！
泉阳镇坐落在长白山脚下，冬季格外寒冷。记得1975年12月份，泉阳地区的气温常常是零下36度左右。冬季取暖全靠 “王八炉子”，就是在教室中间用砖砌上几层底座，上面扣上一个大铁锅，酷似一只不动的乌龟。全校二十三个教学班都是这样取暖的。“王八炉子”热得快，一会儿就烧红了，离得远很冷，离得近很热。老师还要适时进行安全教育：“不要靠得太近！千万别烙着！”
在这么寒冷的日子里，学生按座位轮流围着炉子取暖。他们一个个伸出冻僵了的双手在炉子上烤着，也烤着前胸和后背，同时用力跺着冻得冰冷的双脚。
我发明了一个快乐学习取暖法，就是叫学生们边取暖边背数学定义和法则，再背唐诗和课文，虽然寒冷，但教室里气氛活跃起来。王丰乐书记和王桂君校长顶着北风冒着严寒，挨个班级察看取暖情况。
中午放学时，班里有一名女生没戴手套，我把我的手套给她戴上。再仔细一看，她的围脖只一层布片，这哪行？太单薄了！我又把毛茸茸的围脖和她的布片对换了一下，虽然我也冷，但大人总比孩子抗冻。
每次下班，音乐老师李彩娥都推着自行车和我一起步行。我到家了，她才骑上自行车往家里奔。那时的人啊，就是那么实在、真诚、温暖！
丈夫由于受父亲历史问题的影响，被粮库批斗专政，统计工作也被撸了，和工人们一起扛大麻袋。由于他是粮食系统在统计方面公认的一把好手，就被万良粮食所所长要去，恢复了统计工作。我和丈夫只能两地生活，这可苦了我和孩子们了！
女儿婷婷八岁上学后，只要比我早到家，就会把饭热上。这孩子从小就懂事，五岁时就帮我照看两个弟弟。大儿子仅比女儿小一岁，从小就奇淘无比。记得二儿子刚刚几个月大时，我每天上班都是把三个孩子放在家里。二儿子一饿就大声哭闹，大儿子就把脚趾头放到二儿子嘴里当奶吮，我知道后打了他一顿。
那个时候还没实行计划生育，也没有阻止生育的有力措施，时隔四年又生了第三个儿子。婷婷上学后，便由七岁的大儿子照看四岁的二儿子和几个月的三儿子。
有一天，一位好心的邻居告诉我：“李老师，我得告诉你一件事，你可别嫌我多事。”
我说：“什么事，咱们邻里邻居的，你只管说。”
邻居说：“你一上班，大林子就把你小儿子放到土篮子里，用绳子吊到仓房上面。他自己从仓房跳到房顶上，在那‘冲啊——！杀啊——！’我看见后告诉过大林子，快把弟弟放下来，别在房上玩了，他不听，我才和你说的。两个孩子都有可能从高处掉下来，简直太危险了！”
我说：“多亏你和我说，我一定好好教育大林子，这还了得，简直无法无天了。”小孩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次我又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让他长长记性。
打完后，我也心疼，就摸着大林子的头说：“孩子，你是男孩中的老大，你爸在万良不能照顾家，你再作（zuo第三声）出事来可咋办？你也懂事了，要帮妈妈照顾好弟弟们，这样你爸才放心呀！”
孩子哭着扑到我怀里：“妈，我知道了，再也不作了，一定帮你照顾好咱家。”从此后，大林子像个小大人似的帮我一起照顾家。
有一年的冬天，突然气温下降。那天我下班刚进屋，无人照看的小儿子立刻从炕上爬起来扑到我身上。上一年级的二儿子躺在炕上，看上去面色红润，我伸手一摸，发高烧了！我赶紧给他服上感冒药就去做饭，可水缸里没有水，我又迎着寒风，踩着冰雪，到一里外的压井处挑水。
中午，二儿子没吃饭，我告诉他下午不要上学了，我给他请假，又让大儿子在家照看他。我正走在上班的路上，突然，身后传来了大儿子的喊声：“妈！老二在家都抽了！”我急忙转身跟着气喘吁吁的大儿子往家跑。
回家一看，二儿子脖子向后仰，口吐白珠，两眼翻白，已不省人事！ 我赶紧把二儿子抱到小爬犁上，让大儿子坐在上面抱着，我拉着爬犁向镇医院奔去。
经镇医院大夫会诊，确诊为流行性脑膜炎，简称：流脑，与气温骤降有关，需住院治疗。我让大儿子拉着小爬犁回家取行李，又叮嘱他好好烧炉子，晚上炕要多烧点。
二儿子住院当天，我在医院护理。晚上八点多钟在家里的几个孩子听到房顶有动静，还有人在说话。大儿子急忙跑了出去，一看房顶上有好几个人。他厉声喊道：“什么人！上我家房顶干什么？”有个邻居答道：“小兔崽子，你家炕洞子着火了，火苗从烟囱里窜出老高了，都是来帮忙救火的！”原来我叫大儿子把炕多烧点柴火，这小子倒听话，烧大了，好悬把房子烧着了。
多亏好心的邻居们及时发现，及时扑救，才没酿成大祸。林区的人啊，真是既朴实又可亲！
六七十年代，国家经济还不那么发达，没有能力全部解决教育经费。各校要千方百计搞好勤工俭学，为学校增加收入，以维持学校正常运转。学校根据当地自然资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住在林区就向林区索要财富。每年春季学校都要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劳动，如给林场植树，在学农基地种植经济作物，组织学生上山采集山菜等。
在小学，四年级和五年级就是高年级了。大都十二三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四岁。每年的春天，学校都要组织学生，走进深山老林采集牛毛光、猴子腿、广东菜，卖给供销社收购部，所赚的钱交学校。
说实在的，到采集山菜的季节，老师最担心的是安全问题，所以安全教育就显得格外重要。要求学生自愿组成小组，成群结伙，不能耍单帮，互相照应，以免迷路；要求学生用毛巾围好脖子，扎好裤腿；采菜时，不要露出腰部；千万不要让“草爬子”叮咬。“草爬子”是一种有毒爬虫，专叮脖子、耳后、腰部、腋窝、脚脖等处。每次回家后，都要仔细检查。若发现被叮上，就使劲用手指弹，把它弹晕了，立即把它拔出来，尤其是必须把头一起拔出来，否则被叮的地方一到下雨阴天就痒痒。有的“草爬子”毒性特别大，拔晚了毒液进入体内，轻者患森林脑炎，生活不能自理，重者丧命。还要注意草丛里的蛇。
那时小学教师严重缺编，一个班最多达到七十八人。组织劳动时，一旦发生问题就是大事故，所以老师是非常担心的。
到了冬季，最繁重的劳动，就是进深山捡烧柴。学校组织学生上山拉烧柴，解决取暖问题。
每年的十月中旬左右，第一场大雪，一下就好几天。俗话说：关东山瞎胡闹，下了雪好了道。大雪封山，山里的涝洼甸子全都封冻，生产队的牛爬犁上山拉烧柴，蹚出雪道。学校为了取暖，往往要组织一个周到十天的拉烧柴劳动。
进山前，要落实好拉柴禾的双轮底盘车，每辆车要安排五到七名学生。一个班最少要安排十二辆车子。有的同学带车子，有的同学拉小爬犁。每辆车要有一个身体好，个子高的男同学驾辕，两边再有两个拉偏绳的，后面再安排小个男同学或女同学协助。车子上坎时要帮着向前推，下坎时要向后拽，让车子慢行，以免发生危险。拉爬犁的，一般是三到四人一张爬犁。
来到深山老林了，寻找那些已经死了的树木或倒木，用斧子或弯把子锯把木头锯断，装在小爬犁或双轮车上，连拉带拽运到学校，然后再锯成四五十公分的木段，用斧子劈开，在太阳下晒干才能烧。
记得这是一个好天，四年级和五年级上山的老师们，早上七点准时到校，各自做好出发前的准备。老师最关心的是“双轮车都到齐了吗？”
“用不用再住轮胎打打气？”
“每个小组的人员都到吗？”
“有没有没吃饭的吗？”
假如有没吃早饭的，大都是老师掏腰包给学生买面包。
上山的准备都齐全了，老师一声令下：“出发！”山里的孩子皮实，从小在山里长大，他们爱大山，知道进山的规矩。他们欢快地向北岗大道奔去，走出七八里路，拐向了深山老林。在班干部的组织下，学生们一路歌声、一路欢笑，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并不把拉烧柴这样的劳动当回事，因为他们已习惯了这种生活。
老林子里的雪很厚，一脚下去，雪深没膝。我再次强调安全：“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放站杆时不倒怎么办？”
“扔帽子！”同学们争抢着回答。
“对！扔帽子。林业工人教过我们，一扔帽子站杆就向帽方向倒去，我们必须要躲开这个方向。”我边说着边和同学们一起捡干棒子，寻找压在雪里的倒木。有的同学看到了站杆，我就赶紧跟过去，以保证学生们放树时的安全！
中午到了，该吃午饭了，我检查了一下有没有没带饭的，还好！都带了，不是大煎饼就是大饼子，大饼子还带冰碴子。
在返回前，我清点了人数，又检查了每辆车的状况和柴禾绑得紧不紧。返程途中，我始终不离上大坎、下大坎和急转弯等危险地段。必要时，老师亲自驾车下陡坡。
走出深山老林，进入了北岗大道，老师和同学们都松了一口气。
忽然，从身后传来急促的大客车喇叭声，这是抚松开往泉阳的大客车。我往前一看，不好！前方不远处，大道中间坑里有一辆双轮车，几个同学使劲儿地又推又拽就是拉不出来。而大客车又必须经过这个坑，正好是个大下坡，司机明显刹不住车。
我急忙向他们跑去，边跑边喊：“快来几个大个男同学！”我班牟良璧、谢志安等同学也急忙向前跑。我们纷纷跳进坑里，使劲地推车子，双轮车被拉出坑，让出车道。说时迟，那时快，大客车也开过来了。大客车上的人都惊叫着站了起来！大客车擦着我的脚尖过去了。大客车上的人看到我们都安然无恙时，纷纷伸出手向我们招手，有的还伸出了大拇指。
这就是那个年代解决冬季烧柴的过程。虽然苦点，累点。当我们在温暖的教室上课时，当我们坐在温暖的办公室备课时，当我们品着茶水唠嗑看报纸时，上山拉烧柴所付出的汗水都值了！
我工作的年代，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是艰苦创业的火红年代。1984年，我也患上了严重的类风湿病，两腿站不起来，没办法，我申请了病退，于当年10月份告别了我挚爱的三尺讲台。
1985年，由于丈夫调到抚松县仙人桥粮库工作，我家也就搬到仙人桥镇居住。后来，孩子们陆续成家立业了，我丈夫因患上严重的心脏病和风湿病，于2016年去世。我为了看病方便，就搬到抚松县中医院后面的祥和小区居住，过上了闲云野鹤般的生活。
后 记
算起来，我从1961年参加教育工作到1984年退休。从事林区教育工作23年，换过四个单位。其中在临江六道沟农中2年，松江河林业局二小学2年，松江河镇小学8年，泉阳镇小学11年，在小学我当了21年班主任，教过近千名学生。
六七十年代的教育战线，正是爬坡上坎最为艰难的阶段。虽然我没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的青春、我的汗水都撒在了林区教育的讲台上。
回想这23年里，我尽职尽责完成本职工作，妥善解决事业与家庭的关系，肩负起了教育子女的责任。
我的感觉是：当教师不易，当女教师尤其不易，当一名学生信赖、家长信任、领导放心，社会认可的好老师就更加不容易了！但不论多么艰难，多么辛苦，我对林区教育的情怀永远不会变！当毕业的学生走向社会干出一番成就的时候，当毕业的学生春节给我拜年的时候，当毕业的学生教师节慰问我的时候，一切的一切都值了！
2024年2月22日
注：以上稿件原为纸质稿件，我将纸质稿件交与李深业同志，由李深业同志在原稿基础上进行加工润色、打字整理，并形成电子稿。在此，向诚心帮助我的李深业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简介：
李慧珠，女，吉林省抚松县泉阳镇小学退休教师。 1961年7月在临江六道沟农中任数学老师，1963年3月调入松江河林业局二小学，1965年7月调入松江河镇小学，1972年5月调入泉阳小学，1984年10月退休。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教了无数学生，用博大的师爱赢得了学生的尊敬。她爱好文学，创作的散文大都发表在《人参果》、和省档案局《兰台内外》等刊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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