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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玄：《诸神的狂欢：北京诗派简史》
（上帝的拇指论流派之四）
王一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
137.2024年4月13日，《海外头条》（火凤凰主编）明天将发表“北京诗派”下列诗人的作品（13位诗人的13首诗）：侯立权《万千雪朵开启远方》，华万里《蛇说》，火凤凰《日本记》（六十四），上帝的拇指《母亲的度量衡》，霜扣儿《春天的大荒野》，向以鲜《雪夜访戴》，韩兰娜《青年》，邓键《论自杀》，咏樱《垂钓》，石乐《雪花》，桑根《在拐角》，吕本怀《天堂与地狱》，清不染尘《春雪过后》。
此日，《“北京诗派”文库》推出著名诗人上帝的拇指的长篇诗学文章《嬗变的历程：新时期三十年诗群流派演变综论》（四）。
四
朦胧诗群是朦胧诗思潮的外化，随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语境的快速转换，原来的被压抑、被扭曲的政治、文化语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朦胧诗写作的热潮自然也随之有了快速消退的趋势。朦胧诗后来被称为“新诗潮”是形象而恰当的，它就是一股汹涌而来的潮流，潮起潮落在所难免。只是朦胧诗思潮作为新时期诗歌写作的始作俑者，所定下的基调有着深刻的底色作用，对于后来写作的影响却不大容易随之消退，其中最为鲜明的主线就是诗人的个人主体性意识的确立，诗歌写作向着本体回归的趋势是另外一条潜流，也是个人主体性意识确立的相关性因素。实际上，到了1983年之后，在朦胧诗诗群仍然吸引着诗坛的注意力之际，“第三代诗人”已经开始登场，并随之展开了一系列颇具声势的诗歌活动，开始对朦胧诗写作中的意识形态化因素进行消解。
“第三代诗人”的称谓并非一个明确的所指，还有其他称谓跟“第三代诗人”有共同之处，包括“新生代诗人”、“后朦胧诗”、“后新诗潮”、“当代实验诗”等等。这些不同的称谓有着不同的指向，“第三代诗人”主要表明了一种决裂的态度，“新生代”则突出这批诗人的年龄优势，“后朦胧诗”和“后新诗潮”则强调了他们的后发优势以及和朦胧诗、新诗潮之间的继承与延续，“当代实验诗”则突出了这批诗人写作中所具备的实验性倾向。这些称谓大体上都是指代的以60年代出生为主的，相比较朦胧诗一代（朦胧诗人大部分是50一代）更为年轻的诗人们，他们的写作更为注重个人意识以及文本内部的元素。当时还有一个“大学生诗人群”，有时也被称为“大学生诗派”，“第三代诗人”和“大学生诗派”之间的诗人有着大面积的重叠。而受教育的文化程度更高，也是“第三代诗人”的一个普遍的特征，朦胧诗一代大部分的青春时期都在文 化 大 革 命当中度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受过高等教育的不多；80年代对于知识分子的推崇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大学生读诗写诗颇为流行，社会风尚推崇诗歌，那么大学生诗人的光环就更为明显了。
“大学生诗人”或者说“大学生诗派”主要包括了77级到86级的大学生诗人，这批诗人的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如叶延滨、王小妮、王家新、韩东、丁当、宋琳、于坚、简宁、翟永明、林雪、小君、王寅、陈东东、陆忆敏、骆一禾、海子、普珉、西川、臧棣、黄灿然、张枣、李元胜、小海、伊沙、徐江、侯马、桑克、戈麦等等。大学生诗人往往依托大学里的文学社、诗社，创办有诗报、诗刊等，并经常进行校内外的诗歌交流活动。
“第三代诗人”群体的阵容相当庞大，组成也颇为多元。“第三代诗人”的共同特点是往往以集团化方式出现，第三代真正引起全面的关注的标志性事件是1986年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这次大展的策划人是徐敬亚和姜诗元，1986年10月21日和24日分别在《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分3辑刊出了多达十几万字的由主办方在全国范围征集的诗歌作品。这些作品大都被冠以诗群流派的方式来推出，宣称和传统的断裂是其追求的写作要旨。这其实是自1982年以后就开始大范围出现的年青诗人以集团的方式来试图对之前的诗歌写作发动冲击的一次集中爆发，只不过是由小规模的、分散化的诗歌运动发展演变为大规模的、组织化的诗歌“暴动”。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出现，并展示了其影响力的诗群流派有“莽汉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海上诗派”、“圆明园诗派”、“撒娇”、“他们”、“非非主义”、“北大诗群”、“丑石诗群”等等。
第三代诗人以集团的方式来进行诗歌运动，是和当时的时代语境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新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控制有所放松，使得以诗群流派的方式来进行群体诗歌传播活动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朦胧诗写作以及归来诗人群体的写作甚至包括更为意识形态化的写作仍然占据着诗坛的主流，这些力量抑制了更为新鲜的带有个人主体性色彩的写作。1983年，还有着清除思想文化领域污染的整治行动，为诗歌写作上的新鲜元素带来了传播方面的困难。更多的，带有一定的“异端”性质的写作，不大可能在正规的报刊杂志上刊登，而《诗刊》等主流的诗歌媒体就更难去大量刊发了。那么，群体内部的小范围的非公开传播也就成了一种必然，而1986年的这次所谓的“两报年代诗歌大展”为这些诗歌作品的公开亮相带来了便利，这无疑是一次非常大胆的行动，也是各种因素逐步累积的结果。
第三代诗人的这种运动形式的诗歌传播，还有另外一个特征，那就是这些诗群流派大都有着明确的“宣言”，也就是说，他们的诗歌写作和传播活动本身有着极其鲜明的目的性，其中的共同指向就是断裂的倾向。虽然整个第三代诗人的创作一直延续到了80年代末期，但真正的热潮也就是1986年的这次大展，随后就开始趋于沉寂。这也使得大展中的很多诗群流派，其实其中不乏临时拼凑型的，在刚刚推出自己的流派宣言之后就宣告终结。这种形式大于内容，运动大于写作的诗群流派形同虚设。同时，也说明了，第三代诗人的写作仍然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只是这种意识形态性在作为对抗某种实体存在时是有意义的，而这种实存其实也已经貌合神离，在其内部早已发生了变革，这种反抗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而逐步消失了它的对立面。这就决定了第三代诗人发起的诗歌运动当中形成的诗群流派必然只是阶段性的，带有很强的青春期的骚动感，他们的诗歌写作活动自然会在日后发生转向。
第三代诗人的代表性诗群、诗歌社团和诗歌流派基本上集中在四个地区：四川、北京、上海和南京，这里呈现出了鲜明的地域性特点，而尤其以南方为主。北京作为北方的代表，从现代文学开始就是北方的代名词，通常标志着“传统”或者说“农业文明”的某种倾向性。而南方主要是指上海等地，是新兴的或者说“工业文明”与“商业文化”的代名词。这些在现代文学的小说等文体创作上有着极强的代表性，比如一直以来都众说纷纭的“京派”和“海派”之间的争执和差异。对于诗歌文体来说，这种倾向性仿佛并不明显，从新诗初创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仿佛就一直存在着一个较为统一的诗坛，如果存在着大的分区的话，诗歌界的分区主要是在政治性上，比如“国统区”和“解放区”存在着的两种不同类型的诗歌写作取向。这种诗歌写作上的地域性的现象，其实一直都有存在，比如，老诗人蔡其矫、流沙河等南方诗人的写作和北方的诗人就有明显的语言运用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即使是在朦胧诗群之间，来自南方的舒婷的诗歌写作也就带有鲜明的南方语言的柔软和细腻，区别于其他的北岛等人的话语方式。只是这种细微的差异由于大都被掩盖在整体倾向的趋同上，被作为个人语言方式的独特性来对待，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这种地域文化独特性在诗歌写作上得到了全面的展示。
彰显地域文化差异的原因很多，既是因为南北文化本来就带有很强的差异性，同时，八十年代起全面推进的社会改革带来了新的市场经济体系以及由农业文明的传统文化向工业文明的现代文化的转型等等，进一步扩大了南北的差异。南方由于处于改革开放的桥头堡的有利位置，商业的消费型文化发展更为充分，和西方文明的接触也更为便捷，这些进一步促进了诗人个人主体性意识的强化。诗歌写作当中的个人主体意识的逐步确立，要求诗歌写作使用更为个人化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也就是更为日常的、口语化的写作方式的出现，而日常和口语又必然和诗人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也就是围绕在诗人身边的具体的生活场景的出现逐步取代了一体化的语言方式和写作风格，并使得那些早已成型的文化意象日渐让渡于带有个人色彩的、充斥着地方方言和地方景物的日常化描写。这些都为九十年代诗歌的个人写作埋下了伏笔，当然，也是朦胧诗主张个人主体性建设的深化和延续。那些将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或者说新诗潮和后新诗潮之间的区分简化为“北方诗歌”和“南方诗歌”的说法在这里仿佛找到了依据，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写作的倾向性虽然存在，但绝非整个80年代诗歌写作的整体，其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取向性，这些取向一直是混杂不明的；即使在同一个诗人不同时期的写作那里，这种混杂性也不容忽视。
上帝的拇指，原名张延文，河南方城人，1973年出生。文学博士。“第三条道路写作”代表诗人。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创始人，“北京诗派”北斗七星之一。现任教于郑州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