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博古交权”中看博古同志的党性
——秦邦宪诞辰115周年研讨会论文集
【摘要】博古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在任期间，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得我们的党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在遵义会议上，党中央对博古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随后召开的扎西会议上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上称之为总书记），博古将体现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权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交出了领导权。博古同志虽然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下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的失败，但在交权后，为了党和革命利益，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不计较个人得失，顾全大局，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交出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实现了权力的平稳过度和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以后又在党的新闻事业方面作了杰出贡献。
【关键词】长征时期；博古；交权；党性
对革命领导人（负责人）在革命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及所犯的错误问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对于党史工作者来说，有必要实事求是的把其放在所处的时代进行认真探究，这对于我们正确的认识并还原历史人物，发挥党史工作在资政育人中的作用是非常有必要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1]因此，我们在研究博古同志的生平思想和在历史上的作用及所犯错误时，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放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时代条件上来正确的把握。博古，原名秦邦宪，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在任期间，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又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因对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的失败承担领导责任，特别是对共产国际的指使完全服从，使得我们的党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2月5日，在扎西会议上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事实上解除了博古在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职务，随后将体现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权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交出了领导权。在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博古同志的错误有明确的结论：自1931年9月间以秦邦宪（博古）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起，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其间，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在1933年初迁入江西南部根据地，更使他们的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据地和邻近各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对此，我们对博古同志在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不在多作赘述。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博古在24岁就成为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这也是历史的产物。这个时期，党中央遭到严重破坏，在上海剩下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足半数。当时党中央决定，周恩来赴中央苏区，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与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此时的博古同志还只是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由于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不足半数，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6人组成，由博古负总责。共产国际批准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组成，年仅24岁的博古临危受命，任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与同时代的革命者相比，24岁的博古显然有些稚嫩，他比张闻天小7岁，比周恩来小9岁，比毛泽东小14岁。从苏联回国后，就在国共内战中最险恶的局面下承担中共中央领导工作，“这样一位年轻的领导者，当然在有些事情的处理上，思虑还不够周全。”[2]从其工作经验、斗争经验、个人阅历和对国际、国内革命形势的把握，在实践工作经验不丰富，作战指挥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指挥反“围剿”、指挥红军长征，都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难免会有失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说明博古同志在当时还是非常优秀的、有能力的，否则也不会选他当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并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遵义会议后，博古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主任，1941年在延安主持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并任社长，同时兼任新华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1946年4月8日，他以中共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从重庆回延安途中飞机失事，39岁就英年早逝。从我们党的历史上来看，博古同志是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同时又是我们党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纵观其一生，他由爱国而走向革命，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的失败，但最终又以克服教条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而终其一生。就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思想发展道路是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一段历史的缩影。博古交权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长征时期）发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是在遵义会议后召开的扎西会议上进行的，是彻底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结束“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和军事上的错误指挥，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要问题的标志性事件。中央红军在以博古为首的决策者们的错误军事路线指导下，反“围剿”初期表现为单纯防御，在苏区实行拼命主义，从各方面抵御敌人进攻，把敌人御于门外，怕敌人占领一城一地，结果不仅不能防御，反而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造成苏区的大片丢失，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革命受到严重挫折。在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又惊慌失措，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实行战略转移时，带上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军工机器等器材物资，形成一个很庞大、累赘的队伍，使部队行动迟缓，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按照当时的计划，准备转移到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在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挺进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已调集十多万大军，分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面对敌人重兵逼近，以博古、李德为首的决策者却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但博古、李德等人仍没有完全接受。由于博古执行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致使中央红军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在中央根据地，尤其是反“围剿”开始后，接连受到重创，许多红军指战员和党政干部，对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了怀疑和不满。随着长征中红军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日益显著，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在干部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也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想法。显然，博古在当时已不太适合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了，必须要做一个调整了。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博古、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决定撤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但博古仍在把持着党中央的大权。在这种背景下，博古交权的问题就成为了遵义会议后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中央一次工作会议上也回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3]1935年2月10日，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明确记述：“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途中，常委分工，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以泽东同志为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4]李德在其所著《中国纪事》中写道：“遵义会议之后，……博古开始仍然是总书记，一个月后，也就是在1935年2月，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他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自己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5]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是1935年2月5日前后在鸡鸣三省一带，当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决定的”。金一南在《浴血荣光》中说，“遵义会议开过之后，中央的两个挑子，一个是中央的印章，一个是中央的文件，这两个挑子还跟着博古同志。从内心来说，博古还是有些疙瘩没有解开，思想上还存在着问题。这种情况一直到遵义会议开过20天之后。”[6]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琐忆》中谈到：“关于党中央组织领导问题，遵义会议决定由常委分工解决。到2月5日在‘鸡鸣三省’这个庄子里，常委分工才决定由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称为总书记）。”[7]1972年7月5日，毛泽东曾说：“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了，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杨尚昆在1985年8月9日也在《人民日报》撰文回忆说：“2月5日，到了‘鸡鸣三省’这个地方，常委分工决定闻天同志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这是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作出重大决策。他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2011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一次作了如实的明确：“（遵义会议）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今威信）连续召开会议，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审查通过《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决定加强对中央苏区和中央分局以及对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因此，从这些领导的回忆和有关文献的记载都可以明确，博古是在扎西会议上进行了交权。在博古交权的问题上，金一南在《浴血荣光》中认为，还得益于周恩来与博古的一次彻夜长谈，这也缘于潘汉年的记录；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还有1935年2月4日，留在中央苏区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项英致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的“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要求和对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自行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8]的批评，这两份电报是实现博古交权的一个契机；我认为这是符合我党的组织原则和历史实际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其实，综合所有的研究资料及亲历者的回忆和记述，我认为，在扎西会议中，博古卸任中央总负责是客观事实，既是形势所迫，也是历史的必然。历史总是会选择那些能担当、成大事、有魄力、有能力者的，不适应者必然会下台。博古将中央的领导权交给张闻天，由张闻天担任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这样就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也是广大红军干部战士所焦虑的重大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和军事上的错误指挥，把红军从濒于绝境中拯救出来，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博古同志虽然在他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下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惨重的失败，但是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他也是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是一个具有民主作风、有了错误能够倾听批评意见并认真改正、以后又对党作过杰出贡献的人；在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和开拓方面有过不朽的功劳，后期还翻译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对全党普及和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起了重要作用；在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恢复重建中共南方党组织，贯彻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在长征时期保持一名共产党党员的党性原则，服从组织决定，交出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实现权力的平稳过度和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是博古同志服从党组织的决定，顺利实现了权力交接的平稳过渡。在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来找博古说，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必须由毛泽东领导，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考虑周恩来说得有理，博古同意就立即交出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书记和中央书记的三枚印章，说明天把文件担子放到张闻天处。这是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博古同志从大局出发的明智之举，保证了权力交接的平稳过渡。虽然，这个时候博古同志还是想不通的、不情愿意的，就如他在中共七大上说的：“五中全会以后，这条路线的恶果已经开始可以看出，白区工作，在冒险盲动的路线下，已全部损失了，红军苏区在‘五次围剿’中不断的遭受失败。这个时候在党内对这条路线的不满、反抗增加了，教条主义同志内部也发生分裂，有的同志过去犯了错误，这时也开始觉得有错误，而反对这个不正确的路线了。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遵义会议上宣告了这条路线的破产。在这个会议上，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因为继续坚持错误，不承认错误，在这种情形下，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底一九三六年初瓦窑堡会议。”[9]但他在这样的思想状况下还是做出正确的选择，同意了交权。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在党的五大党章就明确要求“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党部机关之决议，应当敏捷的与正确的执行之”，作为一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尤其还担任过党中央的最高负责人，更应该模范遵守。从这点来说，博古同志在坚决执行党的决定，履行党员义务，个人服从组织等方面是起了模范带头作用的。也说明博古同志不贪恋权位，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能够坚持真理，修正自己的错误，从而也赢得了大家的肯定和历史的尊重。二是博古顾全大局，服从大局，实现了权力交接的合法化。博古同志与周恩来谈话时提出要与王明约定的联络员潘汉年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争取共产国际批准。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改变中央领导机构这样的大事，从组织原则上说，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这是博古同志主动提出的。因为如果共产国际不批准，这样交权是不算数的。从历史的发展和当时的环境及事实证明，这是非常睿智的，它取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独立自主的解决党内的重要问题，并没有取得共产国际的同意，也可以说是在阻断了共产国际的干扰下独立作出的重大决定，如中央一旦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将会给我们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受到质疑。“左”倾机会主义者将可以借此攻击党中央选定的负责人，并利用共产国际的权威来推翻扎西会议的组织决定，这将可能会给党和红军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博古对潘汉年表示，自己赞同改变中央领导，红军的确需要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党和红军的命运。从这点上来说，博古同志是在坚决执行中央决定时，主动为党中央考虑，为我们党的发展在谋划的，实现权力交接的合法化，维护了党的团结和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三是能够面对错误勇于承认，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博古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虽然他的错误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有很大的关系，但他没有推卸责任，而是主动承担，曾说：“‘左’倾恶果，我来负责。”1943年11月，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自我批评时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长征是‘搬家，抬轿子’，使红军受到很大削弱，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干部的处理我负全责。长征过程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长征军事计划全错了，使军队有被消灭的危险，所以能保存下来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因为遵义会议，换救了党，挽救了军队。”1941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整风会议，博古在两次发言中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他说：“中央苏区时期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第一人。我去学习了一些理论，机械套用苏联的一些教条和西欧一些党的经验，用洋教条反对中国的土教条，推行了一条错误路线。”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博古再次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坦承自己担负党中央最高领导人期间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他说：“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个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我应向党所负的责任就在于执行了这个路线，而目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博古没有掩盖自己的错误，也没有回避自己的责任。博古这种勇于承担错误，承担责任，并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宽阔胸怀、纯洁思想和坚强党性。因此，党中央认为，博古在负责中央工作期间，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不能全部否定。在七大上，博古被选进新的中央委员会。四是交权后，积极工作，并自觉维护中央的团结和统一，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与党的团结。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时，博古最初的想法是把当前红军所存在问题摆出来，让大家把话说出来，好统一思想，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尽快摆脱困局。因此，在会前博古通宵达旦地撰写发言稿，一遍又一遍地进行修改，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非常不满了，同时局势也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了。因此，在会议上对博古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是此时，他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面对大家的批评，十分沮丧和气恼。这时的博古，虽然没有想通，但他对大家的批评指责还是能耐心听下去，没有依仗权势去堵别人的嘴，没有进行任何非组织活动（这对他在后来还能得到大家的信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会议决定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时，他还是表示服从组织的决定。博古在交权后，更是为了革命利益，牢记我们党的组织纪律和党员的党性原则，不计较个人得失，顾全大局，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说：“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个人就要无条件服从，不能因为个人的进退得失影响党的事业”，“今后有事，尽管分派我博古干”。后来还赞同毛泽东帮助周恩来最后下决心，反对林彪撤换毛泽东领导军事的意见，同意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为新的军事领导三人组，又同意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周恩来与彭德怀任副主席，逐步树立起毛泽东的权威。按照中央精神，亲自撰写了大量的社论和指导性文章，积极主动地宣传中央的军事战略方针，鼓舞红军将士的士气。在1941年到1946年间，他在担任《解放日报》社长的同时，还兼任新华社社长，并领导中央出版局和中央印刷厂的工作，成为当时党中央新闻出版事业的主要负责人。由此，可以看出博古同志在革命中，没有个人野心，他参加革命，他不是为了解决他个人的出路，他是为了我们民族，我们党；在交权后，积极工作，不把个人的地位，个人的名利看得太重，不计较地位高低、职务大小，在革命工作中不管顺利还是困难，也不管遇到多少挫折、受了多少委屈，总是满腔热忱、竭尽全力地工作，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未动摇过自己的理想信念，最后以身殉职，为国捐躯。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及一些革命老前辈的回忆文章来看，我们在博古同志的身上可以看到许多珍贵的品质，他有理想，博学多才，温文尔雅，不在意权位，能以党的事业为重，以大局为重，在交权中所保持的党性，值得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学习。在他的身上，不仅浓缩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性格命运，一代现代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忧患情怀，更体现了一位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他是一位曾经登上过权力最高峰的政治人物，有过短暂的辉煌，特别是他在革命时期所表现出的睿智、忠诚和勇敢，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我们现在纪念他，就是要从现实的需要出发，从历史的角度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他、研究他，学习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勇往直前、勇于担当的革命精神，勤奋工作、光明磊落的高尚品质，“投身革命即为家”的人生选择，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勇气和革命到底的信念，忠诚于党、坚持真理、襟怀坦荡、立党为公、不怕牺牲的精神，都值得永远学习。
（申东，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1]2013年12月27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金一南，《浴血荣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3]中央党案馆存资料周恩来讲话稿《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当时党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讲话。[4]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3页。[5]何立波，《不应被忽略的扎西会议 》，《党史博采·纪实版》，2009年第03期。[6]金一南，《浴血荣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8]《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9]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中共党史研究》198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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