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凡流氓，均“不事生产”，“不治产业”。

要他们老老实实地种田做工，靠诚实劳动致富，那真是比登天还难。他们最喜欢的是巧取豪夺，打家劫舍。不用生产劳动，便能富甲天下；不用寒窗苦读，便能出人头地。

所以，流氓大多嗜赌，而夺人江山，则正是一场豪赌。一旦成了赢家，便是享用不尽的富贵荣华。即便赌输，反正原来身无分文，也不算赔本。哪怕掉了脑袋，也毕竟风光过一阵，“何不潇洒走一回”？

西汉九年，汉高祖置酒未央宫，大宴群臣。

刘邦起身给他老敬酒，道是父亲大人当初总认为儿子我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二哥有用。请老爸看看，现在是我的产业多呢？还是二哥的多呢？话音一落，“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刘邦的这番话，正是一个赌徒大赢一注后的志满意得；群臣之所以“大笑为乐”，则因为他们和刘邦都是同一出身，大多是些鸡鸣狗盗之徒；陈平是浪人，樊哙是狗屠，周勃是吹鼓手，灌婴是布贩子，娄敬是车夫，彭越是草寇，张良、韩信虽然是贵族之后，实则本人已是流氓，自然心态与刘邦同。 

第二，凡流氓，均少“财产观念”。

因为他们除自己一百多斤肉外，并无多少私产，当然最主张视天下为“人人有份”，也就是可以白吃白喝白拿白用，不必心怯手软的意思。天下既然是“人人有份”的，那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当初，刘邦抓住了曾经鼓动韩信自立为王的谋士蒯通，要把他下油锅，蒯通便“理直气壮”地说：

“秦王朝弄丢了自己的鹿儿，普天下的人都争着去抢它，当然是谁的本事大、跑得快，谁就得到它啦！那个时候，磨快了刀子要干陛下这勾当的人多着呐，陛下还能把他们都下了油锅不成！”

结果，惺惺惜惺惺，流氓惜流氓，刘邦便把蒯通放了。 

第三，凡流氓，均“胆大妄为”。

因为他们没有“身家性命”，自然“无私也就无畏”。

正如萨孟武先生所言，“生的快乐既未尝过，死的苦痛也不恐怖”，也就“最肯冒险，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的置身于云霄之上”。

有二亩薄田一间茅舍，或有万贯家私世代宦禄，便“割舍不下”，决不敢贸然地去干“成则王候败则寇”的风险事业。

第四，凡流氓，均“最少束缚”。

他们对于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那一套，根本就不当回事。

他们最讨厌礼教，最看不起儒生。刘邦一见到儒生的帽子，便要拿来当尿壶用；与人说话，动不动就破口大骂。

但是，正因为他们不讲礼义，没有廉耻，也就没有羁绊，可以为所欲为，翻脸不认人，或者立马将冷脸变作笑脸。

当年，韩信攻下齐国，扬言要做“假齐王”。刘邦被困荥阳，正等着韩信发兵来救，所以一听韩信的话，便破口大骂他妈的。张良和陈平知道这时不可得罪韩信，就用脚去踢刘邦；刘邦醒悟，接着又骂，他妈的，男子汉大丈夫，要做齐王就做真的，做什么假王？

这种变脸的本事，实非流氓所不可能有的。

所以当项羽俘虏了刘邦的老爸，军前相见，要把老头子下油锅，以此要挟刘邦时，刘邦就不但不为所动，反倒嬉皮笑脸地说，咱俩本是哥们，我爸就是你爸。哥们要是想把咱爸烹了，别忘了给兄弟我留一碗肉汤。这种耍赖的本事，也实非流氓所不可能有。结果，讲礼义廉耻的贵族项羽，终于败给了不要脸的流氓刘邦。

第五，凡流氓，均“不吝财物”。

因为流氓生存的社会是江湖，江湖上最重的是义气。“仗义”就是“疏财”，小气鬼当不了流氓。何况流氓的财多半来路不正，不是劳动所得，当然无足吝惜。又何况流氓连命都可以不要，脸都可以不要，对于身外之物的钱财又怎会斤斤计较？有此豁达豪爽，便可收买人心，集结力量。

刘邦以一无赖而为天子，道理就在这里。

相反，项羽虽然对人“恭敬慈爱”，但却小气。手下人有了功劳，应该封官赐爵的，他却把官印拿在自己手里，恋恋不舍，反复把玩，印玩烂了都舍不得给人。

所以韩信批评他是“妇人之仁”，老臣范增也终于离他而去。爱骂人而大方的刘邦，终于战胜讲礼貌而小气的项羽，不是没有道理的。 

要之，流氓不事生产，无财产观念，这就有了夺取天下的动机；不怕死，不要脸，不吝财，就有了夺取天下的心理能力。

一旦天下大乱，有了社会条件；握有兵权，有了物质条件，他们就不难做出“翻天覆地”的事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