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走了，是永久的走了。一场新冠后，就让他变得虚弱不堪，一年多来，常常依靠吸氧机和呼吸机度日，尽管他那孱弱的病体早已给了我们不好的症兆，但当预兆成为现实的那一刻，我们仍然无法接受，毕竟他才不满70岁啊！实在是太早了点！

         在痛哭一场后，慢慢接受了二哥真的走了的现实。以后再也见不到他那瘦削的面容和不乏幽默的谈吐了，回忆过往，一幅幅画面，历历在目……

         其实二哥的幽默风趣是刻在骨子里的，还记得文革初的岁月里，肉和油都是稀缺物资，人均每月二两油，人均全年一斤肉。有一次母亲不知道哪儿来的肉票，买了几斤肉，细心的将肥肉全部切下来并炼成了猪油，以备平时炒菜用，在小心翼翼的用汤勺往罐里盛时，二哥过来说：“妈，您这也太慢了吧，多时才能盛完啊！”母亲答：“我宁愿永远都盛不完呢！”话音刚落，二哥转身找了把罩笠递给母亲说：“妈，用这个，永远都盛不完。”母亲看着他哭笑不得，我则在旁边笑弯了腰。

         二哥中学后有次假期去乌鲁木齐住姨姨家里，每天都给表哥和表弟讲故事，说桥段，他说的绘声绘色，常常让旁边做事的姨姨听得入迷忘我，甚至忘记了上班时间，一看手表，哟！上班时间到了呢！赶紧说：“老二你快打住别说了，等姨姨下班回来再接着说。”

         在大光厂参加工作后被抽调到地区工作组下到乡场，而那时的基层基本上都是维吾尔族，翻译只有一个，显然不够用，他便自费买了一个大部头的维汉词典，天天抱着肯，居然给他啃出了名堂，后来乡里组织村民们学习，读维文报纸就成了他的专利。但村民们真七嘴八舌来咨询他各种问题时，还真是答不上来，因为并不完全听懂，但比起工作组一行人，他可就算是行家了。

         厂里搞技术改造，他带领一批技术工人赴上海、无锡去学习培训，很快他就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方言，与上海师傅们打得火热，惹得上海师傅们疑惑的问：侬阿似上海宁哇！其实只不过大光厂里有许多上海人罢了。

        文革时期母亲带我和二哥回湖南老家一一湘乡，家乡话很难懂难学，在湖南那是出了名的，可二哥硬是不几天就会操着家乡话和亲戚们樊谈了，搞得老家的人都十分喜欢他，不管到哪家都“老二、老二”叫个不休。

       亲戚中有人说：二哥是生不逢时啊！如果是晚生几十年又生在大城市完全可以去做电视主持人啊，谁又说不是呢？

        二哥一生勤俭，他一直秉承着上一辈人的持家理念，对自己近乎苛刻，衣服有的穿就行，用的也不特讲究，但朋友间交往却很仗义。2020年的冬天他和我们一起在海南陵水过冬，那是他最幸福的日子，以至于生病后我们视频时他常说：在陵水真的是神仙般的日子啊！

        二哥一生没有太大的事业成就，也就是车间主任，安装队长之类，但在家里却是头号功臣，父母亲最后的日子里，都是他在陪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