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A 《 特殊岁月轶事》
戴祥勤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正当我国克服国民经济极端困难，开始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对这次政治运动，后人众说纷纭，评价不一，各有其词。有人说，发动这次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人说是毛泽东个人错误地发动了这次毫无意义的运动；也有人说这次运动是一场给党和国家带来历史性灾难的内乱。其实这次运动的发生，有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很长一段时间都面临着严峻的外部环境。帝国主义长期敌视、封锁我国，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于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撤走专家，逼我国限期还债，在国际上给中国施加巨大压力。这样的外部环境，对我党在科学研判国内政治形势、确定全党政治任务和方针政策时产生了极大影响。我国是经过长期残酷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一个经济文化都很贫穷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还缺乏科学的认知，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过去在战争中积累下来的阶级斗争成功经验，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需要。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1966年5月16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5.16通知”。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专政夺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正式启动。
随着中央两个文件的发布，全国各地、各单位、各部门，成立了造反司令部和造反兵团，纷纷组织红卫兵到全国各地进行串连。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内，许多人都卷入了这场运动的深水区。各级党组织停止组织生活；政府职能瘫痪；全国工、农、兵、学、商绝大部分人都盲目参加写大字报，批走资派，推波逐浪这场政治运动向纵深发展。参加批斗走资派的各类人员，形式开始由文斗，后来演变为武斗，并且不断把运动扩大化。揪出的走资派，涉及中央、省、市党政军高层主要领导人，县各行政事业单位、各厂矿、各部门领导人和各公社、各生产大队和各大中小学负责人。他们被造反派里的红卫兵揪出戴尖尖帽，站高桌子和高板櫈，甚至遭捆绑、侮辱、殴打和摧残。对这场运动的参加者，谁也研判不了发展方向和运动未来。
在这次运动中，有的走资派受批斗后，被迫以各种方式自杀。有的走资派被发配边疆下放劳动或住牛棚蹲牢房，也坚信党和国家会给他们一个公平公正的定论，即使在环境十分恶劣的条件下，也顽强地生存下来，后来都逐一得到甑别平反。
在这场运动中，有的造反派头头，头脑膨胀，篡党夺权，百般摧残当权派，其手段恶毒，可以用罪大恶极来形容。
在这场运动中，极个别人对走资派的遭遇深表同情，坚信他们不是反党反人民的敌人，并在他们困难时或身临绝境时，暗中施以援手，给予必要的帮助和拯救，让他们从容躲过了这场政治风暴。
“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央给当权派们官复原职，对造反派有命案的人，除被公安机关绳之以法、服刑认罪和强自进行劳动改造外，其余人员基本回归本位，重新理信去反思、认识这场政治运动，重新树立起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当年对当权派们施以援助的人们，后来都得到了“走资派”们的感恩和回报。
本人对县外发生的文革传闻，在地摊书刊里看到不少，但大多是作者为了吸引读者的目光，费尽心思去虚构度撰，毫无真实性可言。我在本文里提及娄恒炬文革中救肖天才一事，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曾阅读过娄恒炬生前所著《我的六十年》自传，发觉他对很多亲身所做的好人好事，在书中从不提及。这使我对娄恒炬的人品更高看一等。于是我下决心要把他在文革中当年救区委书记肖天才一事写出来，留给后人去寻味，去品评，甚至是学习。
娄恒炬，汉族，祖籍桐梓黄坪，生于1946年农历4月15日。身高1.65米，自小聪慧，体型结实，家境清贫，性格沉稳，行事谨慎，对人诚实。1960年复兴中学毕业后在家务农，当过生产队记分员、会计和大队会计。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黄坪公社成立以张体常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并首次召开批斗党委书记张承孝、社长王绍文的群众大会。在会上有红卫兵要给王、张二人戴尖尖帽，娄恒炬见后当即写了一张纸条递上主席台，上书“戴高帽子是武斗行为。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这张条子经大会主持人念出内容后，当场响起一片“打倒保皇派”的口号声。从此娄恒炬被公社造反派们列为“保皇派”序列。 1968年10月，经黄坪公社革委会张承孝、王绍文等推荐，报经狮溪区革委批准，娄恒炬成为黄坪公社粮管员。同年12月正式转为半脱产干部，并增补为公社革命委员会成员、公社贫下中农协会常委。娄恒炬参加工作后，服从领导，听从安排，对工作极端负责，很受领导的赞许和群众的喜爱。
1967年至1968年，“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高潮时期，原狮溪区委书记肖天才，曾多次遭到区造反兵团批斗。肖天才被批斗时，口含在尿桶里浸泡过的稻草，头上戴着用竹篾编制的尖尖帽，身挂走资派的黑牌，弯腰站在台上，任由造反派批斗，数“罪状”，呼“打倒肖天才”的囗号。这种形式的批斗，一月至少好几次。其规模大到上万人参加，小到几十、甚至上百人参会。批斗会一般开3一6小时。一场批斗会下来，肖天才累得短时间内连腰都直不起来，实在让人看不下去，觉得既可怜又可悲。
据说有一次，娄恒矩接到区造反兵团电话，通知务必于第二天上午赶到复兴中学，参加全区批斗走资派肖天才的万人大会。娄恒炬带着几个公社造反派成员，按时赶到大会会场，参加了这次批斗大会。在批斗会上，娄恒炬看到几个红卫兵对肖天才进行人身攻击和肆意打骂，娄恒炬后来说心里很愤怒也很不是滋味，但在这种场合也不敢表露出来，只好等到大会结束，才心生一计，找区造反兵团某负责人，要求把肖天才押到黄坪公社各大队生产队进行巡回批判。这位负责人同意了娄恒矩的请求，也肯定了娄恒炬这种“标新立异”的批斗形式。
肖天才被“押到”黄坪公社第二天，公社造反派组织学校学生、各大队生产队群众代表和机关全体干部召开了一场批斗大会。会后娄恒炬当夜暗中就把肖天才转移到自己老家家中躲藏起来，吩咐父母亲及家人好好照顾，让他吃饱睡好休息好，任何人来都不准叫走肖天才书记。
娄恒炬的父亲叫娄文x，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自幼家中贫寒，老一辈无钱供他读书，直到老死仍属文盲。他对娄恒矩从小要求很严，时常教育娄恒炬要勤劳正直，诚实为人，千万不要坑蒙拐骗，行凶作恶。特别是遇到别人有难，能救就救，切莫趁火打劫，暗中害人。娄恒炬在他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从小诚实，学习努力，思想正派，所以，在遇见肖天才有难后，便想起父亲的教诲，设法相救肖天才，并把他暗藏于家中躲难。对儿子救肖天才一事，老人很是支持，因此对待肖天才特别好，每天空闲时除陪他摆龙门阵散心外，还吩咐妻子把三四只母鸡下的蛋和家中的面条都给肖天才吃，不准子女贪吃偷吃。肖天才在老人的陪伴下，身心恢复得很好，同时对娄家也很感激。
1968年年底，中央出台各级领导班子配备，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政策。次年初，县革委为落实中央“文化大革命”“三结合”政策，决定召开全县领导干部会议，通知各区区委书记，区革委主任务必参会。接到县里的电话，狮溪区革委才发现不见肖天才人影，大家很是着急。后来有人突然想起肖天才被娄恒炬押到黄坪公社批斗后就一直没有回来。于是区革委负责人娄某直接打电话到黄坪公社，叫娄恒炬把肖天才送回区里，并转告县委要肖天才后天到县参加会议的通知。这期间，仔细一算，肖天才在娄恒炬家避难，已长达三四月之久。
娄恒炬接到电话，不得不亲自把肖天才送回了区里。
肖天才被送回区里时，曾有人问娄恒炬为何把肖天才押去这么久才送回来？娄恒炬搪塞说黄坪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多，每个大队和生产小队都要巡回召开批判大会，所以，才耽误这么久送回来。区里的人信以为真，对娄恒炬的说词就没有深加考量。
肖天才在这次县革委召开的领导干部大会上，被宣布官复原职，重新结合进狮溪区委任党委书记。从此，肖天才才结束了被批挨斗的历史。
1970年，国家出于战备考虑大搞三线建设。娄恒炬主动向前来黄坪公社检查工作的区革委主任康楷，提出想参加湘黔铁路会战的请求并当场获得批准。他过几天去报到后被安排在桐梓县民兵团四营担任书记员，专门负责狮溪、羊磴两区民兵营900余人的文书事务工作。期间，由于工作负责，思想政治表现突出，于1971年8月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于1972年5月才奉命撤回桐梓。
就在娄恒炬撤回住进桐梓县招待所，打算第二天回黄坪公社上班的当晚，已是县委常委兼公安局长的肖天才，受县委委托找娄恒炬谈话，告诉他工作发生变动，由黄坪公社半脱产干部转为正式干部，调任狮溪区武装部担任干事职务。娄恒炬回到黄坪公社工作不久，就接到区武装部部长陈启万电话通知，叫他立即到区武装部上任。从此以后，娄恒炬步入仕途，于1972年6月正式任狮溪区武装部干事，于1979年任狮溪区武装部部长、于1981年任狮溪区区委副书记、于1984年任羊磴区区委书记。1987年，娄恒炬调回狮溪区任区委书纪，1991年升调为桐梓县纪委书记，2001年晋升为县政协主席，2006年4月光荣退休，2008年7月因病抢救无效在桐梓逝世，享年62岁。亡后被葬于杨柳坪公墓。
娄恒炬的一生说明，人间恩怨，世事无常，三十年何东，三十年何西；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他在乱世中救肖天才避难，肖天才后来还他一生幸福。而那几个曾经批斗过肖天才最积极最过分的人，下场都逐一遭到无情报应，有的被开除公职，有的半脱产干部永远都转不了正，有的人终生都得不到任用。（笔者写于2021年8月）
B 《乡绅巧计讨薪的故事》
（文/戴祥勤 王良鳌）
民国晚期，在黔北桐梓县羊磴镇塞口村，有一个乡绅叫陈举之。据传他和妻子、一儿三女一家6口人，住1000多平方木结构四合院，常年有徐海洲、娄必良等三个长工2个佣人8个护院，帮他维持着上千亩土地的家业，在当地是一个每年可收入2000多担稻谷、上万块银元的富豪乡绅。由于他心正慈善，胸襟宽阔，视百姓为衣食父母，不剥削不欺负不压迫当地百姓，每逢天灾收成不好，还会给佃户减租减息，开仓放粮，无偿救济穷人，所以，他又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据说他知书达理，从青年时代起，就以教私塾为业，到38岁后还被民国桐梓县府提升为羊磴小学校长。
有一年，他请了四个手艺不错的木匠，到家建造房院及碉楼。一日三餐，虽说不是顿顿美酒佳淆，可在当时也可使木匠们吃饱喝好，有劲干活了。于是四个木匠也安下心来，精心为他建造房院及碉楼。
有一天羊磴民团团长任锡祯，偶到陈校长家作客，见四个木匠手艺精湛，便对陈校长说“他们把你的活干完，就叫他们到镇上去给我建碉楼。”陈校长回复说“我没意见，就看他们愿意去不。”四个木匠一听有木匠活干，当即表示愿意。
半年后，陈家的房舍碉堡竣工了，陈校长左看右看，前看后看，雕梁画栋，楼栏玉彻，心中很是满意。便把四个木匠召在一起，说“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接下来你们不要忙于到下一家干活，就在我家休息三天再说，我保证这三天工钱照算不误。”并吩咐家人，“把饭菜做好一点，一定要让四位师傅吃好喝好。”四位木匠一听，心里非常高兴，觉得陈校长是他们见到的最好的东家。就这样，四个木匠在陈校长家，整整休息了三天，于第四天上陈校长才一分不欠地给他们结算了工钱。
四位木匠十分感动，背上工具并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陈家。他们把钱送回家安顿好一家老小生活后，才又往任锡祯处修建碉楼。
任锡祯家住羊磴任家沟。当时40余岁，身高体壮，有槍有人，势力强大，是当地出名的恶霸，手下有40多个团丁，帮助看家护院和镇守羊磴，名其为维护一方治安，实则是命团丁到处向老百姓派款拉兵，欺诈百姓，弄得羊磴民不聊生，民怨极大，很多人怕其势力，敢怒不敢言。
且说从四川来的四位木匠，行走两日来到任府后，被任家管家安顿住下，然后任锡祯亲自告诉木匠们“安心做活，一定要把碉楼建得牢固结实，美观大方”，并告诉“你们每人每天早中晚休息期间，我允许你们各抽一次大烟。”
四位木匠一听干活之余，还有大烟抽，心里乐滋滋的，高兴之情难言于表，认为任团长做事休恤手艺人，是个难得的民团团长。就这样，四个木匠在任家连续做了八个月工，经任锡祯四处查看，检查无误，才算碉楼正式建完。
完后第二天早上，木匠们吃完早饭就找到任锡祯，口称“任团长，我们已把碉楼建完了，请给我们把工钱结一下吧”。任锡祯一听，对四人说：“来来来，进屋坐下我给你们结”。待四人进屋坐下后，才从桌上拿出帐本，对四人说“你们来我这里，每人做了242个工，应给242块银元，但你们每人每天抽了三次鸦片烟，刚好是每天用去了一块银元，如此相加，抽烟的钱刚好和工钱相抵，没有多余。这样一来，我们互不相欠。帐就给你们结完了，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四个木匠一听，顿时霎眼了，纷纷向任锡祯说：“任团长，当初我们抽鸦片烟你没叫我们付钱呀？”任锡祯回答说“可我也没有答应你们不叫付钱啊！”四个木匠这时心里才明白，中了任锡祯的圈套。想想白白干了八个多月的活，一家老小还指望拿钱回去吃饭穿衣呢？于是都又纷纷向任锡祯跪下求情，请求或多或少都算点钱给他们，带回去养家糊口。可任锡祯剥削压迫成性，哪愿意拿出分文给四个木匠。于是大怒“你们走不走？不走就把你们押到牢房里关起来！”四位木匠听罢任锡祯的怒斥声，吓得浑身发抖，只好退出任锡祯房外，背上工具，一边哭一边走，心中愤恨又无可奈何。
突然，一木匠说：“我们身无半文，回家的路费盘缠都没有，我们往哪里去呢？”另一个木匠提出“塞口山陈校长仁慈，我们可不可以去向他借点盘缠路费？”四个木匠想了一会，也觉得只有这个办法，才能筹到路费回家。于是他们爬山涉水，行程半日才来到陈举之家，开口向他借钱做盘缠回家，以后再来还他。陈举之一听，感到十分吃惊，轻言细语问：“你们刚从任家沟做工回来，怎么会没有钱作路费呢？”四个木匠一齐向陈校长哭着讲述了在任锡祯家如何做工，如何允许抽大烟然后抵工钱的事。陈举之听后，也感到愤愤不平，忙安慰他们说，你们别哭了，明天你们和我一起去，向任锡祯算工钱，如果他不给，我给你们工钱，一定让你们有钱回家。四人听罢，忙起身致谢，把算工钱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陈校长身上。当晚他们在陈校长家吃饱喝足住下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便和陈校长一起，翻山越岭走了近2个时辰，才来到了任锡祯家。
任锡祯见四个木匠去而复返，心中很不高兴，本想喊团丁把这四个木匠轰走，但见陈举之一并前来，怕他向区县告状，坏他名声，只好忍住威压，向陈校长说：“陈校长，你是明理人，来给我们评评理。他们四人跟我做工，我应该给工钱这不假，但他们每天抽我三次大烟，一天抽掉一块银元，烟钱与工钱相抵是不是道理？”四木匠反驳任锡祯说“任团长，当初你并没有说抽烟要算钱啊！”任锡祯辩解说“我当初并没有说不要算钱啊！”陈校长一听，心中早已明白，任锡祯想赖账，一口吞掉木匠们的工钱才是目的。于是劝任锡祯说：“任团长，这四个木匠上有老下有小，做工不容易，还是请你宽容宽容，把工钱算给他们吧！”任锡祯态度强横地说“陈校长，我不是不给你面子，但我们当时就是这样交涉的。不好意思，我是不会另算工钱给他们的。请你不要干涉我们之间的事！”陈举之见劝说无效，尽管心有不平，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和四个木匠一起返回塞口山，从自己家里拿出银元，按八个月计算，一一给木匠们算了工钱，并叫佣人做了每人能吃三天的干粑，给他们路上吃。
四个木匠见陈校长如此大仁大义，心里十分感动，坚决不肯收工钱，只要求借几块银元给他们，够路上用能回家就行了。陈举之想到木匠们都有家小，几月无钱，回家后拿什么去养活妻儿老小呢。于是再三相劝，并说“你们放心，这工钱你们收后不要愧疚，我现在给你们多少工钱，我就有办法叫任锡祯规规矩矩把欠你们的工钱给我送回来。你们现在就当是拿自己的钱，心安理得回家吧！”
四位木匠见陈举之一再坚持，便含泪跪谢陈校长并收了工钱，一步三感谢才离开了陈家。
第二年立夏过后不久，民国桐梓县第十一区召开各乡镇长、民团团长、小学校长和知名乡绅大会。陈举之作为羊磴小学校长，在会上发言说：“现在我们羊磴的乡绅都很开明，对佃户催粮交税秩序很好，很受老百姓拥护，该收的税都收起来上交了，顺利地完成了区里下派给我们的任务。但是有的民团团长，自己请人修建楼舍碉堡，至今还让我垫付工钱……”任锡祯是好面子之人，怕陈校长会上揭露他欺压百姓的事，忙低声对陈举之说：“陈校长，别说了，你垫付的工钱回去后我立即给你送去，在这里我求你不要再说了！”陈举之也爽快，低声回答说：“好，我等着你送钱来，在这里我就不说了。”
散会回到羊磴第二天，任锡祯怕陈举之逢人便说他欺负木匠，做工不给工钱，毁坏他名声威望，就确实把木匠们的工钱，派人送到了陈校长家。从此，陈举之才没有糟蹋任锡祯面子，再说任锡祯用工不付钱的事。
不久，陈举之巧为木匠讨薪的故事，在羊磴百姓中便传为佳话。老百姓们都赞扬陈举之，说他是羊磴最开明最仁善的人。
据说后来新中国成立，当地几百名老百姓联名上书保举陈举之，请求政府不要对其进行惩治。新政府了解情况后只没收了他的财产，还批准他儿子参加了自愿军，一家作开明乡绅对待，相应分配了房地，并没有从严惩办他。而任锡祯和两个儿子，由于在民间欺压百姓，作恶多端，都被新政府判处死刑，一家仅剩一小儿被远房亲戚抚养才算留住一脉。
后来又据说陈举之儿子从军、两女远嫁后，夫妻二人不愿远离故土，便一直居住在塞口山老家养老，直到寿高80余岁才无疾而终，由当地两个长工感谢他生前大恩，自告奋勇出面，隆重为他做道场，热热闹闹把他夫妻俩安葬在他碉楼边上，永远享受着家乡的亲情和风光，至此，陈举之的故事才落下帷幕。
C 《 怀念故乡楠木树》
文/戴祥勤
我的故乡在黔北高原柏芷山下。50年前，故乡有一棵楠木树，树冠呈扇形，树围直径超2米，离我家不过100米远。站在树下目测，树高20余米，遮天弊日600多平米，给我的印象是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四季常青，雄伟壮观。据上两代人保守估计，这棵楠木至少有200多年的树龄，在世时顺理成章就成为了象征家乡的村树。
在我孩提时代，每天天未亮，躺在床上就能听到栖息在楠木树上的喜鹊们，巢里巢外唠叨絮语，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吵得你想睡懒觉都不行。
在我的记忆中，楠木树披星戴月，顶风冒雪，常用自身的庞大力量，抗拒着大自然的伤害，为故乡人祷告着平安与幸福；目睹着新出生的人群从呀呀学语到长大成人，直到年老逝去；见证着社会兴衰贫穷富裕的循环。
但不知何时，楠木树被一条蟒蛇看中，一度成为它冬眠和生存的家，任由它朝起朝落，吞云吐雾，对空嘶鸣，爬上爬下，肆意妄为，给楠木树带来了潜在的致命灾难。
终于在1972年5月下旬的一天中午，灾难突然降临。那天故乡天昏地暗，气温骤升，闪电雷鸣，暴雨倾盆。只听一道震耳闪电过后，狂风夹着冰雹，从天直落，不断摧毁着地里的水稻、玉米、红苕、蔬菜等。同时只见楠木树整个树冠轰然断裂倒下，从此失去了昔日的风彩和美丽，成为附近人家灶里的柴火，为人间献尽了最后的光和热。事后发现，楠木树残枝断身下躺着一条2米左右长的浑身烧糊的蟒蛇尸身，至此，大家才明白蟒蛇渡劫成龙失败，遭雷击而伤及楠木树。
50多年过去了，每当回到故乡，看到老屋就会想起这棵楠木树。但愿对故乡尚有乡愁的人，都会想起这棵楠木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