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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丹县城
时间:1956年
地点:甘肃省山丹县
1956年国家开发大西北，鹤岗市矿务局接到支边任务，爸积极报名，加入了支边干部的队伍，前往甘肃省山丹县，参与扩大山丹县“平坡煤矿”矿区工作。爸的工资待遇，由国家干部18级的89元，提升为16级的126元，与当年15级（127元）的副县级差一块钱。
爸报名支边原因有两个，一是工资的大幅度提升。家里除了要供四个孩子念书、还要给另一个孩子治病(我二哥有癫痫病，也叫羊角风病，从小学三年级开始长期休学)，这高出的薪水对爸太有诱惑力了。其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直都爸追求的目标，生长于东北的他，要去看看祖国大西北的面貌；领略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的风情；观赏古丝绸之路张掖的丹霞地貌；了解武威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他要看看山外的山。
爸心中的甘肃，有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底蕴、丰富的矿藏、淳朴的民风......。这一切都是爸渴望见到的，并想把他所学的知识和全部的精力都释放到那里，好好地干一番事业。出发前，爸很是兴奋，跃跃欲试，脑海里浮现出了美好的愿景......。
除了十九岁大哥留在吉林师范大学读书，我们姐妹三人（我已经两岁）和有病的二哥-敏光，跟着爸妈和支边干部的队伍，经历了漫长的旅程来到了甘肃省的山丹县城。
山丹县，位于西北河西走廊黄河以西狭长地带中部，
河西走廊▲
是古丝绸之路重要驿站张掖市的东大门。若沿着铁路再向西北方向270公里，就到了现在的卫星发射基地-酒泉了。
山丹县三面环山，属于高寒半干旱气候。除了偏僻荒凉人烟稀少，更令人不安的是，地处祁连山地震带中段的地震带上，县境内及周边地震活动频繁形势严峻。
山丹县胭脂山▲
在我们到来的前两年（1954年）曾经发生过7.2级的大地震，窑洞、房屋倒塌3千多间，47人遇难。
山丹县的实际情况，比爸想象中“丰满”美好的甘肃，要“骨感”苛刻、险恶的多。贫困落后的程度令人惊讶，连牛拉的粪，都被当地妇女跪在地上，用双手搂着抢了。抢牛粪不是为了给庄家地施肥，而是把牛粪晒干了当烧柴，做饭、烧水、取暖。山丹县城里的建筑▲
现实与想象的巨大落差，让爸始料不及。尽管如此，爸还是义无反顾、兢兢业业地投身于煤矿扩建工作中。
（二）妈的模样
时间:1957年
地点:山丹县城
妈生我较晚，我记事时大约三、四岁，妈已经四十四、五岁了。
妈身材单薄个头小，皮肤略黑，面容消瘦，眉眼俊俏，目光柔和而深沉。
印象深的是妈的两只与别人不大一样的脚。妈的大脚趾斜着罗压在二三脚趾上，大脚趾关节上的大骨盖，是妈小时候姥姥强迫她“裹小脚”旧中国对妇女-缠足▲
被妈一次次偷着放松形成的，长大后就成了这种怪样子的“半大脚”。走起路来大脚趾不能完全着地，鞋的脚掌两边被撑宽变形，怪怪的。
妈爱干净，夏天喜欢穿高领儿、偏大襟，带“蒜莫疙瘩”盘扣儿的月白色中式布衫儿，
中式上衣▲
下身穿灰或蓝色裤子，脚上白袜和黑色尖口儿布鞋。梳子蘸着用柳树皮泡成的有粘性的水，把头发梳的光亮顺贴，一丝不乱，挽在脑后盘上个发髻，看起来清清爽爽利利索索，很是俏皮。熟识妈的人以及亲戚邻居们，都认为妈是个端庄聪慧、气质不俗，且有主张和内涵的的女人。
（三）夜闯会场
时间: 1957年
地点: 山丹县城
我最初的记忆家已经在山丹县城了。那年二哥18岁，大姐12，二姐9岁，我3岁。
一天晚上，我睡梦中被妈从被窝里抱起来，我迷迷登登软软塌塌，任凭妈给我穿衣服。
妈背上我，带着二哥、大姐、二姐出了门。
我在妈的背上时睡时醒。朦胧的月夜中，我看见土路上有几个黑色的影子跟在我们身边，影子随着我们的脚步晃动着，我们快走它就快跟，我们拐弯它也紧随，步调一致，一步不落，当我们走到路灯下时它就缩短，走过了有路灯的地方它就变长。二哥和两个姐姐拖拖拖地跟在妈的身后连跑带颠，可那几个黑影就是紧贴着甩不掉，吓得我不敢抬头看它们。
我们走了很长时间，来到县城的一个大礼堂门口，我从半掩的门缝儿看见有些人坐在长条板凳上，爸披着蓝布面儿、黄毛领的大衣，也坐在里面第一排，正听一个人讲着什么。
吱～～，关着的两大扇老木门被妈费劲地推开了一扇。
“老刘！老刘！！都十点多钟了还不回家呀?!！”妈的声音里带着怒气，声大的惊人，这声音在大大的、空荡荡的礼堂里产生了回响，好像也在帮妈喊“回家呀！回家呀！”。里边顿时没了动静，十几个脑袋齐刷刷转向门口，看着我们，爸也看楞了。
妈背着我站在门外，见爸坐在那没有动的意思，就跨步迈过高高的木门槛儿，二哥和大姐、二姐紧抓着妈两边的衣角，跟着妈，跨过高高的门槛。 木门槛▲
妈大步走到爸跟前，一把抓住了爸的衣袖，不容分说就往外拉，爸硬是被妈拽了出来，爸也就顺势跟着妈回家了。
第二天，各个科室就议论开了~！:
“你是没看见呐！昨天晚上刘科长的老婆带着一帮孩子，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把刘科长拽回家了！”
“哎呀！恁是没堪减呐！（你是没看见呐！）六可章那捞破，邪乎了恨！（刘科长那老婆，邪乎的很！）坐弯上，咬不使塔们酿儿激个赖招捞六（昨晚上，要不是她们娘几个来找老刘），还不知道寄颠采能仿窝焖留下赖的认，会甲呢！”（还不知道几点才能放我们留下来的人，回家呢！）
“啧啧！看看人家老娘们儿！个子不大，可真够闯的！”
“刘科长的婆姨（老婆）胆子大的哟！哎~哎！昨个儿夜哈里头带着一群娃儿闯会场嘞!……”
一时间，从东北、河南搬来支边的人、当地的人，交头接耳的传话中有了新内容“刘科长‘家里头的’昨晚上……”。
事情被越传越大，妈也被传成非同一般的婆娘了。
其实，爸、妈，以及矿上的大部分人，对这一段时间搞的什么“反右倾运动”，都很反感。爸下班后被留下来“整顿”都有好几次了，每次回到家爸都很烦躁。那晚，妈实在是忍不住了，才带着我们兄妹把爸拉回来。后来听说，在那次全国性的反右倾运动中，各地都有不少的技术人才、业务骨干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爸性情耿直率真，不会见风使舵，用妈的话说爸“死犟!认准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爸的犟劲儿和不会说违心话的秉性，在当时差点儿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四）家搬平坡
时间:1958年
地点:山丹县平坡矿家属区
来山丹县一年后，矿上为支边干部们修建的住房盖好了，家从山丹县城搬到了几十里开外的平坡矿区。
平坡，是对应高坡、低坡而得名的。家属区建在几块错落的平地上。房屋前面的空地是斜坡状的，越往前越低，下几个台阶脚下的高度就与另外一片房屋的屋顶平齐了。就连“茅楼儿”（厕所）都只能建在房子后面的半山腰上。去一趟茅楼儿，得走过三排房子到后面的山脚下，再登上20多级石头高台阶，才能到半山腰的茅楼儿。如果尿急的根本就憋不住，因此，家家必备尿桶。
（五）妈的“小尾巴”
听吗说，我出生时候个儿特别小，连接生婆都惊讶的脱口说:
“呀！这孩子咋还没猫大呢？听这哭声，跟小猫叫似的！”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食物还很匮乏，妈怀我的时候营养跟不上，导致我长的很小，连哭声也是有气无力。我出生那天特别冷，妈把我搂在她被窝里暖着，这一楼，我就黏上妈了，都两三岁了还整天抓着妈的衣角，跟在妈的屁股后面寸步不离，二姐说我是妈妈的“小尾巴”。在家里她不叫我的名字，小尾巴小尾巴的呼来喝去。
妈原本是有工作的，好像是当保管员。因为二哥常犯癫痫病，会不定时的且毫无征兆的摔倒在地抽搐，身边没人不行，我又离不开妈，呜哇哭叫着不肯去幼儿园，无奈之下，妈放弃了工作。为了挣点钱补贴家用，妈趁着爸下班在家，傍晚到矿工宿舍收矿工们的衣服、被子拿回来洗。
下井的矿工▲
妈总是能比其他人收的衣服多，因为妈洗的干净，矿工们愿意把衣服留给“刘科长家的”洗。
妈每晚出去收衣服的一个多小时，都是我最难熬的时刻，心里不停的念叨:
“妈!快点儿回来吧！妈!快点儿回来吧！”真的是一会儿也离不开妈的“小尾巴”。
那个时候，家家都穷，每天只吃两顿饭。记得，有一天，妈坐在小板凳儿上，面前一大盆黑水和泡着的湿衣服，她俩手按在搓板上来回搓，发出刷、刷、刷的声音。我趴在妈的后背，下巴颏垫在她肩上，嘴里吭唧着:
“饿了~ ，饿了~”。
“等着啊，妈给你做好吃的。”妈起身冲了冲手，不知从哪儿拿出来一个鸡蛋打在碗里，又掏出来一把面粉，还捏了点什么撒上，用筷子咵跨咵的挑打着。我前前后后的围着妈转，焦急的等着吃。
滋啦~，锅边儿泛起了黄白色的小泡泡，不一会儿的功夫，面糊就鼓成了个大的面气泡，香味儿直往鼻孔里钻。妈用锅铲一翻，变成薄薄的饼饼，我迫不及待的张着嘴，口水流出来了。
呼~呼~，妈吹凉蛋饼儿塞进我嘴里。
“嗯呀！真香啊！太好吃了！”从那时起，我知道了鸡蛋饼儿的味儿，妈做的鸡蛋饼儿最好吃！
我很快吃光了，抢过碗来，伸着舌头，舔碗底儿里的渣儿渣。
我吃饱了，妈妈又继续洗衣服，我黏在妈的身边玩洗衣盆里的水，耳边传来“咕噜~，咕噜~”声，这声音是从妈的肚里传出来的。
矿工的衣服、被子很黑，得投洗很多遍，需要使用大量的水。妈领着我到远处街边的水站挑水。
妈用两只手，扶着肩上的扁担，迈着小步走得很快，大大的水桶把扁担压的弯弯的，桶底儿快蹭到地面了。水桶随着脚步颤颤悠悠，水，从桶边儿上溅出来，在回家的路上留下了一溜儿、一溜儿的水印儿。我追着、跳着、踩着水印儿跟在后面，妈放下水桶抬起胳膊，用袖子边擦脸上的汗，边回头等我。
现在回想，妈才一米五几的个头儿，体重才八十多斤，又是双半大脚，当时饿着肚子，是怎么咬着牙把那一担水挑回来的?!
妈除了给矿工们洗衣服，冬天还去大菜窖摘“菜耳子”，就是把储存的大白菜、包包菜（圆白菜），烂了、蔫巴了的黄叶摘掉。偶尔还会挑选一种黄中带红，又酸又硬，熟透了才有点儿酸甜的小个儿红肖梨。妈在冰冷的菜窖里一干就是一个冬天。
比起摘菜，我更愿意妈去挑梨，那时候没见过什么水果，也没听过“水果”这个词儿，零食只记得有果单皮、柿饼子。
“妈！早点儿回来！”是从早上妈刚一出门，我嘴里哭喊出来的话，这句话在心里一直喊到傍晚妈回来。
按规定，“挑梨工”每天每人只允许在衣兜里装几个梨带回家。可是妈和挑梨工婆姨们的大棉袄兜儿的衬里子都是漏的，很多梨跑到棉袄底边一圈，坠着。看门的老汉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戳穿，为此，妈和挑梨的婆姨们都很感激他。
我爱看姐捏着妈脱下来的棉袄底边儿，一倒，梨一个个滚到炕里的那一刻，我不去拿梨，却扑到妈跟前抓紧妈的手。妈的手冻的紫红，指头关节大，有点儿伸不直，每个指尖都有长长短短的小口口，和一点儿、一点儿已经发黑了的血迹，缠着的布条已经由白变黑了。尽管妈的手凉凉的、麻麻扎扎的，可我还是长时间抓着不放松。妈回来了，我的心就安稳了。
（六）寻灰灰菜
时间：1959年-1961年
地点: 煤矿家属区
1959年-1961年是自然灾害之年，那三年，老天暴虐百姓。我国大部分地区粮食减产，有的地方竟颗粒无收，粮食紧缺到了极点。灾情轻的地区，成人每天半斤粮食、小孩减半，再无其他可食之物。这点儿粮食，文职工作的人还能凑合，可干体力活的农民、工人就远远不够吃，灾情重的地方就更惨了。甘肃省政府号召人们吃代食品——草籽，填肚子。
庄稼连年歉收，使得曾经繁华的街道变得人物萧条市井空，仅有极少的交易大多也是有点儿家底子的人家，翻箱倒柜找出些值钱的物件儿来偷偷换食品。基层的百姓饥饿成群，面黄肌瘦有气无力。有的人看似胖大实是腹水浮肿，是因为营养不够代谢不好造成的。有的人腹胀如鼓，青筋弯弯曲曲暴凸在肚皮上像条条蚯蚓。小腿一按一个坑，好久不回弹复原，看着让人揪心。有的人实在是饥饿难耐，就吃一种“观音土”也叫高岭土来填肚子。 高岭土▲
这种土虽有饱腹感，但没有营养，食后腹胀拉不出屎来，若吃多了就会被憋死。
人们饿“绿”了眼睛，看见什么都像吃的，盛夏满城的树上看不见一片叶子，树根、树皮都被人们扒光当成食物来充饥。 砍树皮的人▲
一眼望去那些光秃发白的树干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自然灾害那三年，全国因饥饿死亡人数保守说也在1000万以上。当时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了甘肃省省长瞒上欺下谎报政绩、饿死了不少人的事。在天水市，就发生过一起震惊百里的事件。邻居发现一户人家接连多日无人出入，屋里也没有任何动静，便报了警。当人们推开他家门时，一幕憾人魂魄、催人泪下的惊人场景出现在眼前，一家七口人，七口人啊！全部被活活饿死在屋里的炕上、地上。据邻居说：
“前些天还听到过这家男人不允许娃儿们出去乞讨，有气无力的阻拦声，后来在他婆姨的哀求下他勉强同意了，可不知娃儿们为什么没出来，也许是想出来时已经无力起身了。”
真不知是因为这家父亲的“铮铮硬骨”宁可饿死也不许孩子出来行乞、不吃嗟来之食的“骨气”？还是瞒报灾情的省长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的好大喜功，为了保住乌纱帽于民生而不顾的私心？或是基层干部没尽职尽责及时救助的失职？使得这一家人在绝望恐惧痛苦的挣扎中憾然离世！难道一些人没了良心了吗?！还是顾不上?可事实就是如此的冷酷！好在我爸有个科长头衔，待遇比普通工人农民要好点儿。我家人虽然没到吃草籽的地步，可也是整天饥肠辘辘，妈经常饿的眼前发黑、头晕腿软。粮食不够吃，妈带我和二姐（大姐住在学校不常在家)出去采野菜充饥。
平坡矿家属区附近的灰白色山上怪石嶙峋，光秃秃的寸草不生， 怪石嶙峋的山▲
山下是出泛着白花花盐碱的不毛之地，
盐碱地▲
站在高处放眼望去一片荒芜，了无生机，山脉、沟壑、酷似恐怖的地外星球。山脉.沟壑▲
平坡年平均温度仅为1°，几乎没有夏季，除了三个月的春季，就到秋冬季了。由于没有植被，刮起大风来就是沙尘暴，黄沙弥漫遮天蔽日，沙粒打在脸上挺疼。 沙尘暴▲
人们的日常装备少不了帽子、头巾、风镜。在铺天盖地的昏黄风沙中，人只能倒退着行走，耳朵、眼睛 、鼻孔、嘴里全有沙子。
平日里山上本就稀少的，一撮儿、一撮儿生长着的名叫“羊胡子”、沙葱的绿色细小野葱， “羊胡子”小葱▲ 沙葱▲
大风过后也寥寥无几，漫山遍野只剩下了一簇一簇的骆驼草。 骆驼草▲
这种草耐旱，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它个子不高但枝条坚硬且浑身长满了刺，是为了防范动物们的吞食它。也就只有骆驼在十分饥饿的时候才把它当食物来吃，因此得名骆驼草。 骆驼▲
没几天的功夫，附近山上的羊胡子、沙葱也被人拔光，腌成了咸菜储备起来。妈只好带我和二姐去更偏远的地方，找一种二尺来高、叶型微圆、叶面上有一层银灰色细小颗粒的灰灰菜。
灰灰菜▲
手松松的抓住灰灰菜枝条底部往上一撸，一把叶子就采了下来。用开水把恢恢菜叶儿烫了，掺到杂面里蒸馍馍吃。
尖叶的、背面是紫色的灰灰菜有毒，被 误采了回来，妈吃后，脸、腿浮肿了好几天。因为妈吃的是掺了恢恢菜的馍馍，给我们吃的是没掺恢恢菜的馍馍，只有妈一个人吃中毒了。
妈为了采野菜没少吃苦受罪。荒草地里有一种叫草蜱子的小虫，专门吸人和动物的血，还传染疾病。
草蜱子▲
草蜱子吸血前，身体只有小米粒般大小，吸血后身体膨大到2厘米多。
草蜱子吸血前后▲
有一次，草蜱子钻进了妈的头皮里，被咬的火辣辣的疼。妈顺着痛点摸到了它吸足了血后的胖大身子，不假思索的拔了下来，草蜱子细细的脖子被拔断了，可是它小小的头却留在了头皮里面出不来，它叮咬时分泌的毒素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导致妈的头和脸肿的像个大西瓜。这小东西的毒素还真是了得! 妈被它折磨了十多天，痛苦至极。打那以后，妈再也不让我和姐跟她去采野菜了。
那一时期，每到星期天，家里炕沿上就坐满了十八、九岁的年轻矿工，这些人都是爸从东北、河南等地招工过来的大小伙子。有时候炕沿上坐不下了，就坐地上小板凳儿。这些矿工没有别的去处，也没有什么爱好来打发休班的时间。他们不识字，就愿意来我家听爸讲天南地北的趣事儿和知识。那一双双懵懂求知的眼睛、一张张残留着煤黑的憨憨面孔，和渴望了解更多知识而不愿意离开我家的神情，让爸每次都讲的口干舌燥。表面上，爸热情洋溢滔滔不绝，可当他们走后，爸神情黯然叹着气说:
“唉！这些孩子将来......。”便陷入沉思，很少说话了。
妈在旁边喃喃的说:
“主啊! 保佑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吧! ”
爸妈说的话我并不太懂，可直觉告诉我，这些人将来的井下生活会很苦。
爸妈的忧虑不是没道理，他俩都太了解井下工作的危险性了。五十年代初，全国解放还没几年，国家财力匮乏，矿井的设施都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陈旧设备，懂技术有经验的人少之又少。井下瓦斯爆炸、巷道塌方事故频发，工人的安全得不到有效的保障。每当听到尖利的警报声，就知道井下出事故了!那嗡—— 嗡—— 的响声令人心惊肉跳。很快，出事故的井口便传出哭天喊地撕心裂肺的嚎啕声。那场景是任何人都害怕看到的，可又是难以避免的。
每逢过大的节日，妈就把平时“紧”（节省）出来的白面拿出来，给来家里的矿工们做疙瘩汤吃，他们吃的疙瘩汤里不放灰灰菜，妈怕这些孩子们中毒。
二姐不愿意他们来我家，我也学着二姐的语调说:
“讨厌，又来了！咱们家好不容易攒下点儿白面，让他们一顿就给吃光了! ”
“嗨！他们的家远，再说，他们也没别的地方去，都是些回不了家、见不到父母的可怜的孩子，来就来吧。”也许，此刻妈联想起了只身在长春念书的大哥，叹着气，无奈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