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当兵那些事儿

                               O程时益

       小时候，特别亲近三奶奶，三奶奶也喜欢我，无论去哪？她都会牵着我的小手一同前往。印象中三奶奶有似我的依靠。依偎在三奶奶身边，老听到她念叨着哪些曾年往事，旧社会到新社会经历的个中原由，她有叹息、有兴奋、也有怨言。而懵懂的我，似乎在听，又似乎心向它处，反正是记不得了。如今，我已是相仿三奶奶那时的年纪，此时此刻，才感觉到岁月的沧桑，脑海里也有了翻阅曾经历过的往事痕迹，爱回忆过去。

     这不，如今50多岁的我，回想起30多年前的当兵往事，感觉还是昨天的事儿。

                       （一）

         1987年10月，也就是国庆节刚过去不久的一个下午，在家乡县人武部院内，我有幸的穿上了当兵入伍的军装，那高兴劲就别提有多开心。通知明天一早，坐公交大巴前往二百公里外的地区火车站坐火车。本来说，穿上新军装，去会会夕日相处要好的同学和朋友，顺便在他们面前显摆、显摆，可又怕违规被罚，因为武装部的首长已有要求，“凡是私自外出的人，一经发现，脱下军装换人。”谁敢！给一百个胆也不敢。大家都知道，后面想穿上军装的人，还排着长队呢！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集合点名，160多人没有一人脱下军装，也没有一个人迟到缺席。

       一大早，县委办公大楼的广场上，欢送的场面，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登上大巴车，视下寻找前来送行的亲人和好友，一个没有看见，但我仍不停的招手致意。后来问妈妈看到我没有，“眼睛花了，看见车上全是穿军装的。”妈妈说。我明白，妈妈没少流泪，把穿军装的小伙子们，全看成是她儿子了。

        哐啷、哐啷，那时国道线盘山公路不如现在的高速公路，由于年久失修，大约6个多小时的路程，大巴车把我们拉到了地区火车站。接兵干部口哨声一响：“全体下车集合”。个个跑的似兔子，站队却找不到南北，排出的队列似蚯蚓，歪歪扭扭。那时的学校没有过军训这一说法，而如今让小学生小朋友出来站下队，都比我们那时强很多。紧接着就是吃午饭，接兵干部给大家发了干粮。吃完马上登火车向西南边陲军营出发。

        火车是辆闷罐车，就像是一个铁盒子。我坐在车厢的一角，手里紧紧抓着我的背包，心里却充满了期待和紧张。火车启动后，由于没有车窗，无法欣赏窗外的风景，大家初识没有更多交流，车厢内的气氛变得异常安静。除了车轮与铁轨撞击的声音外，车厢内一片寂静。随着列车一阵又一阵摇晃，大家横七竖八倒在了车厢板上，昏昏欲睡。我无奈地笑了笑，心想：“这趟旅程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有趣。”

        当我走出闷罐火车时，已是三天天后的事，我发现我已经来到了一个十分陌生的地方一一云南蒙自。蒙自位于滇东南南部地区，自卫反击战，乃至抗美援越时期，这里成为了兵员转换集聚地，由此蒙自被称为“兵城”，到我当兵时，一个小小的县城就驻扎有5个师级单位，这在全国还是少有的。来到新兵连，我感到自己充满了力量和勇气，我知道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

        当我看着身旁这些穿着军装的战友时，我知道我已经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嘿，哥们，你准备好了吗？”旁边的战友笑着问我。我点了点头，心里却想着这趟兵途给我带来的启示和经历，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段美好的时光。

        多年后，我常常回忆起这段兵途的旅程。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勇气和力量，也让我对生活有了更多的感悟和思考。我想告诉所有人：有时候，坐闷罐火车去当兵也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和成长。让我们珍惜每一次旅程，无论它是漫长还是短暂，因为它总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和启示。

       我们穿着统一的军装，迈着不太整齐的步伐，步履蹒跚地走进了新兵连。大家还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一场艰苦的考验。早晨六点起床，晚上十点准时熄灯，这是我们的日常作息。每天要进行各种体能训练，跑步、俯卧撑、仰卧起坐，还有那些让人腰酸背痛的队列训练。新兵集训是严格而又枯燥的，也带滑稽可笑的事。队列训练中，刚开始战友们有左右不分，甩同边手的；练站姿，不到十分钟，有晕倒的；夜间紧急集合，有衣服和鞋子穿反的，还有提着裤子，抱着被子跟着跑步的。总之，这个过程笑话不断，洋相百出。然而，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战友与老乡间的关系。到新兵连第十多天的一个中午休息时间，老乡战友家里寄来了家乡的特产小吃，我和7个战友老乡在连队旁边的山凹地里偷偷地聚在了一起，吃着𠧧豆干和烧腊肉，偷喝着在小卖部买来的二锅头，那个亲热感、老乡情，一下给激发了出来。“咋们结拜吧！”不知是谁的提议，却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一场不明规矩、不守纪律的拜把兄弟就此产生。从年龄的排序，我自然也就成了8人当中的老大。老乡8人面向东方，就地跪成一排，学着桃园三结义的样式，就成了后来新兵连里反面教育中的“八大金钢”。仅仅过去不到一个星期，“拜把”的事，被连队干部知道了。在一个晚点集合会上，我们8人被点名站到了队列前，成了新兵连里一堂生动的“教材”，让大家彻彻底底接受了一场军队三大条令的教育和引导，也真正认识到人民军队的意义和职责。当然了，那时的管理也不仅仅是让你接受下批评而已，皮肤之痒还是要有的。多年来，每当我们8位战友欢聚在一起时，这也成了大家八卦中的一个话题。

        新兵连里的严肃，也伴随着不少的笑话。那时新兵连伙食较差，加之年轻人饭量较大，就餐的时候有时为一片肉在没在勺子内，也总少不了与炊事班打菜的同志发生磨擦和争吵。新训期间，我们统一在军用机场驻训，场地平坦，特别适合队列训练。训练中，有时候动作最整齐的还不一定是指挥员的口令，而是其他外来的干扰声和路过的地方人员。一旦有女姓人员经过，那眼神是相当的统一。“有的同志看见老母猪都是双眼皮”，连长不时在集合点名前，还不止一次提到过这样形象化的批评。

        尽管大家每天都是在煎熬中度过，但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成长。我们学会了如何团结协作，如何面对困难，如何坚持到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慢慢发现了自己的潜力，开始相信自己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三个月的新兵集训，终于有一天，我们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我们将被分配到边防连队阵地和哨所。听到这个消息，大家既兴奋又紧张。我知道，这是我人生中的又一次重要考验，也是我成长的又一次机会。

                            （二）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日本侵略者，消灭蒋军……”，唱着这首刚学会不久的军歌，我和新战友们一大早打好行李，吃过早餐就爬上了运输的军用大卡车。车队似长龙行驶在前往边境的公路上，在汽车的轰呜声中，每辆车上挤满30多名新战士，膝车而坐，歌声欢笑声此起彼伏。然而，一个小时候后，欢腾的大𦾾车箱内一片寂静。

     没曾想，从早上的5点出发，到晩上的7点多钟才到达目的地。然而，一路前行的其它车辆及战友什么时候分开的，到那里去了？我与同车的战友们是一概不知。只听到军车在浑暗的一个球场上停了下来，“下车集合、下车集合”，大家才明白到达了目的地一一中越边境那发一连，还没看清连队的环境模样，就被分配到了所属的各个阵地哨所。

        边境线上冬季夜晚，除了天空的斑斑星点，及路边虫鸣和晚风徐徐吹动树叶草抖的沙沙声，那就是深山野岭沉寂的恐怖状。每天晚上，当夜幕降临，我会把目光投向天空，看着满天繁星闪烁。虽然它们看起来离我那么近，但实际上我可能永远也无法触摸到它们，山川大地死寂一般。自从成为一位哨兵后，我发现自己与9名年龄相差不大的战友们，在这里扮演了一个名叫“动态打卡”的特殊角色。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我们在这里做着我们认为更适合冬眠的阵地哨兵。阵地与越南直线距离2 00余米，以𥸎条河沟为界，我们一个班拥挤在一个临时搭建，仅20来平米的石棉房内，似一个真正的山里人家。然而，生活和工作都是在紧张的气息中进行，站岗、巡逻、潜伏是阵地上的主要职责和任务。

        那是一个雷鸣电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和班长王帮权潜伏在阵地坑道边的草丛里，发现20米开外的小道上，一个黑影闪过 ，我此时的心就差点跳出身外。班长王帮权低声对我吩咐道：“你潜伏在此别动，注意警界，我去报告一下。”我们的潜伏点离阵地虽然也就10来米，但那紧张的气氛和情绪就别提有多纠心了，仿佛身边周围都有敌人，战斗将一触即发似的。当时，前沿哨所驻扎在唯一通往我方内地的一条小道上，分一号阵地、二号阵地、59 3高地，假若敌特前来，能越过了一号阵地，也很难通过二号陈地和5 9 3高地。当时各哨所与连队有4公里多的路程，阵地与阵地之间有一公里内的距离，相互间的通信联系全是传统手摇电话。班长王帮权及时将情况上报给了连队，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也接到了上级命令：“全连进入战斗状态”。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们的战斗情绪也崩到了脑门顶上，只等进入激烈的战场斗争。近一个小时后，“啪啪啪、突突突”一阵枪声划破了寂静阴雨连绵的夜空，没有5分钟时间，枪声就停了下来，但我们的潜伏执勤任务仍在继续，一直延续到了第二天的早上，才接到通知解除战斗状态。后来才得知，在二号阵地上，战斗虽然短暂，敌特被消灭，但我们也牺牲了一名战友王加林同志。他与我同年入伍的新兵，又同时下到金平县边防那发一连，我被分到一号阵地，他到了二号阵地。到阵地仅仅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的生命却被定格在了18岁的时间里 。为了祖国的安宁，边境的稳定，他永远长眠在了金平县烈士陵园里。

        在云南边防阵地的日子，时时充满着挑战和冒险。虽然有时候我感到自己像一只被困在罐子里的熊，但我知道这是我选择的路，也是我生活的证明。 1989年10月5日下午3点左右，我们侦察到一股越军分队私闯入我边境防区，连队迅速将情况上报上级，得到准确伏击的指示后，我们阵地配合连队参加战斗，在连长何绍初的正确调动指挥下，仅仅用一个多小时，就全歼越军7人，而我方无一人伤亡，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凡上过战场的人都知道，往往一场临时战斗，速战速决，用时不长，最熬人的是战后的防御，假若稍有不慎，都会遭到敌人的偷袭和反扑。在接下来的三个多月时间里，我们阵地战斗人员有了加强，白天蹲守坑道住防空猫耳洞，晚上潜伏丛林和山地要道草丛，无论天晴下雨，还是蚊虫叮咬，绝对地做到纹丝不动，有时会感到周围的空气都在紧紧地压迫自己，深感喉咙干涩地没有喘息的机会。这样的紧张局势，整整延续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执勤官兵除帽徽、领章较清晰外，个个象被进化成流浪的乞丐一般。

         在履行一名战士坚守岗位上，尽管我无法触摸到星星，也无法拥抱温暖的床铺。但我至少可以仰望星空，感受风的吹拂，聆听夜晚的声音。这就是我在云南边防哨所阵地的日子，虽然艰苦，但经受住了边防战士饱经战火洗礼的滋味。

                          （三）

          1990年我成了团里的一名新闻报道员兼广播放映员，听起来像是一个浪漫而幸运的事。但对我自身感受来讲，也并不能说就比在边防线上执勤轻松。

        偶然的机会，被连队抽调参加全团演讲比赛，获得第二名的成绩，被团机关留下来搞新闻报道。在办公室里抓脑捞缌了近半个多月时间，硬没有写出一个“豆腐块”来。所谓的“豆腐块”，是在报纸上登那么一两句话的新闻。写不出新闻我就编写小说，因为我多少读过几本像《红楼梦》、《西游记》这样的小说，是否是瞎编乱造，还是理所当然，当时连自己也没有搞清楚，所写东西的意义何在？压根就没在思想上斗争过。有一天，宣传股长王正国推门进来，“小程，这段时间写了些什么呀！”股长的突然造访，确实吓得我不轻，速迅将桌上几百页的稿件双手递给了他，股长拿着稿子翻看了两页，似乎没看懂写的什么！“这是就是你写的东西吗？”股长问。我没讲话，股长也没责怪。“留你下来是让你写新闻的，不是写什么小说？要多看报纸，掌握新闻写作方法，要去采访。”股长讲完，走了。我可是冒出了一身冷汗。当天，我用了一整天加通宵的时间，将办公室的报纸顺着翻看了个遍，自己也没想出能写一篇新闻稿件的办法来。说来也巧，第二天机关组织全体人员到县烈士陵园扫墓，股长通知我去参加，提醒顺便写篇报道。按照昨晚看报纸上的新闻稿件写法，去看场面、什么人参加、做了什么事？回来又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一篇近500字的新闻，寄了好几家报社，仅仅过去一天，当地《红河日报》，以新闻简讯的形式与其它简讯编排在了第一版的右下角处，给登了出来，仅用20来个字。把我给高兴的，当晚俏俏到小卖部买来一瓶简二锅头烧酒，把自己给灌了个人事不醒。

        后来写新闻上了些稿，大多也就是地方性报刊，上军内报刊较少。现实总是会跟你开一些不该有的玩笑。一天，我被派到团俱乐部放广播，那是一个被大家遗忘的角落，每天的任务就是确保团机关及直属连队官兵能听到广播作息，在每个需要的时候响起。

        那时的广播是人工操作，在一台机器上要更换碟片，一张音乐碟片和一张军号声碟片，音乐唱片较多，放映员可以随意挑选曲目，放哪首歌曲和纯音乐都行，而军号这张碟片就不能随便放了，上面有很多细小格子，旦凡数的不准，一旦将放针放错位置，就会放出错误的军号声。

       到广播室的第一天晩上，10点钟放熄灯号，我手忙脚乱地打开了广播系统，比较紧张，放完音乐，紧接着放熄灯号，错误地将播放针放在了紧急集合号的格子上，由于缺乏经验，当发现放错了，却又不知道如何处理，将紧急集合号整段放完。立即就听到整个团机关大院集合的哨音和队伍番号声，响彻夜空。几百号人的机关和直属队官兵，不到20分钟时间全副武装就到达了团办公大楼前的灯光球场。集合，没有名目，是谁下的命令？到场队伍的各带队干部和团领导，都莫名其妙，一头雾水，“既然都来了，那就整队集合吧！”团长聂典能说。这时我还躲在路道边一颗树后看热闹呢！其实，我的真正意图是在等待随喊随到，接受批斗和处理。各分队向军务股长报告人数，军务股长向团长报告，团长讲话。团长这一讲就是半个多小时，有总结，有提示，有布署，有要求，还特别强调了几个问题！最后说了句“完了，各队带回”。但就是没有我的事，我这颗悬着打鼓的心，总算平静了下来。

        就这样，我每天播放起床号，我也就成了第一个起床的人；我开始播放晚餐号，结果我发现我自己是第一个在饭桌前笑出声的人。因为我总是在正确的时刻播放正确的广播，我感到很骄傲，好象全团官兵都得听我安排似的！这不，来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放紧急集合才过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一个星期三的早上，我竟然睡过头了，闹钟也没把我唤醒，让团机关、直属分队干部战士来了个推后起床一小时，最让各大小分队炊事班的同志不明白，在等着大家开饭吃早餐呢！平时起床号是6点响起，当天已经7点过了，起床号也没响起来。“嘀嘀嘀、嘀嘀嘀”，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我一个鲤鱼翻身，明白了哪回事，用不停颤抖的手拿起电话，“你是放映员吗！你跑步到办公大楼门前来一下。”我按下电话，嘴里不停的念叨着 ，拐了！拐了！小命不保了！我手忙脚乱，头冒虚汗，一阵小跑，赶往团机关办公楼门前，远远就看见团长、政委、副团长、副政委、主任、处长一众人 ，看着我的到来，还沒等我把敬礼的手放下来，政委陈宁万问话了：“你是干什么的？什么情况？全团推迟起床？你知道你给全团带来了什么影响吗？……”政委的一顿狂批！我还能有什么呢！低头不语，在心里默默认错。后来，团首长们离开了，政治处主任单独给我指令，写份检讨来！

    由于咱们都是很要面子的人，并且是响鼓不用重锤的哪号。事后，检查交了，认识深刻了，工作认真多了，亲自见首长的机会也少了，危险的故事也没有了。

        后来，我决定以幽默和乐趣为指导原则，继续我的广播员生涯。我想我应该像处理问题一样对待我的工作，尽量在播放的音乐曲目上，定时节、定内容，为这个沉闷的军营生活带来一丝幽默和乐趣。然而，我也相信，自己用这样的心态可以让我在生活中变得更加乐观和自信。我深信自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广播放映员。

        这就是我当兵时难忘的那些部分事儿，像一颗颗珍珠一样串在一起，构成了我美好的回忆。我会永远记住这些日子，因为它们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快乐。

程时益    15825026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