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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光辉 画
从2008年重返诗坛至今，朱涛始终渴望将自己的“声音”和“语言”置于诗歌现场，其富含实验性质素和纷繁话语张力的诗学因子，为诗坛赋予丰富别样的精神性特质。在诗集《半轮黄日》的后记中，诗人明确表述了自己的诗学追求，他试图摆脱那些陈词滥调和写作惯习的束缚，力求发出“个人独有的流水般甦生的声音”，以此创造“天堂与人间痉挛的陌生新鲜语言”。[1]他近期的一些诗作既联结着早期写作时对理想主义生存情境的企慕，也紧密关联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消费时代的文化现实。借助破碎的、片段式的语词碎片，诗人打磨出时代的精神镜像，其间诸类元素错列杂陈，意义芜杂，仿佛没有清晰的话语聚焦点。实际上，朱涛的写作带有一种专属其身的方向性意义，他并不追求诗歌对现实的还原程度，也没有沉迷于对寓言化场景的铺陈雕饰。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实中的物象碎片充当了朱涛创作的语料，而诗人的目标在于组织、化合、重构这些素材，打破时间、空间、速度的界线，从语义群中发明出一个“新的现实”，确立精神主体在当代话语体系中的独立感和尊严感。此般独特的运思手段和思维特征，构成了21世纪诗歌的重要面向，为“个人化写作”添加了别样的风景。
一、旅行者与造梦师：抒情主体的显在状态
在深入诗人的文本之前，有一个颇为有趣的写作特色值得留意，那就是朱涛的每一首诗都标明了写作的时间和地点，其中多数地点显示为某某机场、从某地到某地的飞机或是列车上。正如诗人自己的解释，因为经常出差，他的诗有八成以上写于旅途之中，所以他特别感谢旅途。谈及今天诗歌的想象力资源，笔者曾提出过一个“旅行视野”的概念，即诗人通过行旅体验打破固有连续的时间和空间感，在方位意识的不断建立与破解中激发新的诗学想象力。如果我们把目光探入新诗发展史，会发现像胡适、李金发、徐志摩、冯至等诗人均有大量诞生在旅途与车轮间的诗行。旅途为诗人提供了异于长居地的感觉经验，激活了他们的文化感受力和艺术想象力，对诗人的主体意识也形成了深刻的精神浸染。对朱涛来说，旅行或者说旅途生活可谓上天赐予他的一个机缘，无论源自何种驱使，从诗人选择抒写旅行体验的那一刻起，一种超脱于群体文化想象的个体实践便开始生成，从而将地理旅行引渡至精神游历的象征层面。伴随着行旅体验的加深，诗人逐渐发现了风景的多重样貌，并将这种体验内化至文学情境的打造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朱涛在旅途中的写作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旅行抒写”，他无心细致描摹风景的具体表征乃至任意细节，也不去捕捉具有标识性特征的风景符号。套用W.J.T.米切尔的观点，反观朱涛笔下的风景，他并没有把物象处理为“一个供观看的物体或者供阅读的文本”，而是把观察体验自身视为“一个过程”[2]。在这个过程里，写作者多怀有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化心态，他更愿意从风景中汲取即时性的经验，随时展开移动的跨界想象，以便更为自由地调动记忆“文件”，进行极具开放性的编码、合成，从而抬升了诗歌情境的层次，也在全球化语境中抵达了人类文明意识的多重样态，为文本植入了世界主义的元素。对于旅行期间的真实见闻和物态风景，诗人往往不作过多的关注，“旅行”仅仅是他的写作背景。旅途的意义，在于它为诗人造成了一系列“中断”，于时间与空间向度上形成断层，诗人则抓住这宝贵的机遇，他捕捉到自我空间意识的变化，试图调整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并从凡俗的人群经验中抽身而出，专心打造他的想象王国。看《侧面像背后的教鞭》：“不认为是在犯罪现场/几百只外省凤凰挤在一起/等大雨滂沱的机场/捞起他们/冲破铁幕。”诗人在候机大厅建立起潜伏般的精神观察视角，在窥视人群的过程中，他将“自我”从“人群”中疏离出来，而他对人群状态的超现实想象，突破了由理性督导的超验预设和先在的价值判断，也使诗歌的意义走向多元。
《天空领回属地》完成于飞行途中，诗人写道：“火光冲天/闪耀白骨/灰烬/认出纵火者的面容//戴花环的草天使/坐在门槛：/那热情 那骄傲/烧掉火花中的火花/用一生换取一次深呼吸/就是歌颂//让天空领回属地/你是系住黄玫瑰的护航者。”显然，文本中的“天空”意象并非现实风景，诗句里的火光与死亡意象也所言不明，难以从细节上投射给读者任何具体可辨的信息。整体悟读诗篇，它分明又提供给我们一种奇特的、动态的、充满紧张感的超维世界。朱涛把旅途中的孤独体验与想象力缔结关联，旅途自身的“真实”是一种被悬置的存在，诗人追求的，其实是突破现实束缚之后，那种想象力自由喷薄的爆发状态。为精神存在标明位置感的“旅行”及其演绎的情思空间，正引发出詹明信曾言及的“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段”[3]，为参与实时的诗意构成贡献着力量。写在赴沪高铁上的《那时秋天睡得很晚》即是典型文本，诗人写到“子弹击落我们的声音”“松鼠女秘书”“满脸雀斑的城堡”“ 蒲公英飞出去的脑袋”“从未谋面的上帝”…… 他采撷的所有语象都未停留在语词自身的意义范围内，随时可能处于偏离的状态，带有“超常规”的冷抒情意味。单一的意象无法牵涉到更为厚重的隐喻，它们只有结合起来，才能从宏观上形成集群式的象征效果。意象的风暴指向现代人对现实产生的乖谬感，以及生活的虚无本质。充满荒诞气息的情境，碎片化地堆砌出诗人对世界的理解，而诗歌的意义也从影像世界与现实世界间的裂隙中缓缓流出。
朱涛的文本保留了大量微小的细节（如时间细节、行为细节、语言细节等），而细节之间的逻辑线索，往往显得不够清晰。读他的诗，很难感受到具有明确指向性的象征与有目的性的指涉，我们仅能捕捉到一些由事态化意象点带出的语感，以及抒情者在语感背后建立起的那个表意漫漶不清、轮廓模糊不明的诗学语境，因此读者很可能会认为朱涛的诗歌语义深奥难解。实际上，关系断裂的细节碎片，大概正是诗人对这个分裂时代的整体性隐喻。郑敏先生曾有诗句写道：“时代砸碎了一面巨大的镜子/从那堆形状怪异的碎片中/每个人寻找自己的映像/没有了完整、比例和谐调”（《一幅后现代画前的祈祷》）。这正是消费时代的主要表征。在宏大的话语压力面前，个体丧失了过去意识与未来感，留给他的只有琐碎而珍贵的现时“碎片”。为了找寻“自我的映像”，就必定要打断城市意符固定的表意锁链，用这些不完整的细节，连缀起抒情者对自我精神存在的还原与呈现。庞德在《休·赛尔温·莫伯利》一诗中曾写下这样的句子：“这个时代需要一个形象/来表现它加速变化的怪相，/需要的是适合于现代的舞台，/而不是雅典式的优美模样。”[4]朱涛的写作，便是寻找这个形象的过程，内蕴其间的意象组构方式和快节奏的速度感，正是诗人对城市文化现实作出的诗性反应。他不断从俗常生活的事态化文本中提取信息片段，依照主体瞬时的现代性体验，对这些片段进行宏观的诗意沉潜和智性加工，动态呈现出时代在诗人时空中的诸多“心象”。
可以看出，朱涛的一系列“旅行抒写”亦或“散步途中”之作，本质上是利用行走的机遇梳理记忆中的精神碎片，他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界线，将各类信息捏合、重组，建立起抽象化的人文情境。其中，黑暗、梦与死亡成为闪烁在诗文中的关键词，亦成为指引我们深入诗人灵魂深处的信使。看《扛着受孕的胎记》一诗：“扛着受孕的胎记/攀登夜/那些烟已变质//从窗台上俯视/剥皮的树正与锯子对话/结伴琴箱/对抗时间广场的石头//收集纹身的歌曲奔跑/月光筛选往事/坠落的血迹/张望/肯为它作证的灯盏的针脚//仿佛从未被泥土捏造/被要求/用起誓过的手解救火中诺言。”诗歌中的视觉符号及意象编码的方式随意且零乱，甚至显得有些“扭曲”，这正与梦自身的属性相似：对现实曲折地、甚至变形变意的呈现。意象细节蒙太奇式的堆砌，从视觉层面建立起快速急促的节奏，演绎出抒情者内心深处难以言明却又真实存在的紧张感与焦虑意识。在超现实的意识流动中，朱涛将抒情主体不为人知的潜意识揭示出来，用直白的语言营造出诡异的梦境或是如同幻境的、高度抽象的生活场景。这种充满歧义的运思手法，引领读者遁入了时代的精神内部。写作者以潜藏在心灵深处的真诚情意，将现实的另一重模态形象化、心灵化。在梦幻者视野的茫然深处，现实碎裂成为无法完整拼接的镜像，每一个意象都是一块碎片，也是一段变形的记忆符号，然而其中每一块儿碎片又独立而曲折地复制了时代的某种秩序。只不过，它需要借助梦幻所产生出的扭力使自我变形，进而在非真实的“怪诞”之中，呈现出人类灵魂内部的某种真实。
对梦幻者来说，他们既是梦境之中的流浪者和未亡人，同时在现实场景中，他们依然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特质，通过与现实的视觉联系，将其幻化为超现实的意境。对诗人而言，建立这种抒情模式，就需要他们直写“梦境”或是“幻觉/幻想”，对“不可能的可能”进行大胆的虚拟。依靠做梦者愿望不受约束的特质，朱涛笔下的意象开始自由夸张地组合变异。如《东方银座》一诗，商业化的时空被拟造为一个变形的世界，城市的世界充满了病态：“我们曾经拥有的第一声/报晓的啼哭/在婴儿初生的眼睛中戛然而止/天空的白内障等着他们。”疾病与伤痛经验频繁地出现在朱涛的文本中，或许正出于他对现实的判断。天空患了“白内障”，意味着自然与人之间交流的停滞，而“在糖尿病人含着蜜的嘴里/夕阳一路向西/奏响婚礼进行曲/躯壳，为日夜交配的蛇丢弃”。神圣的婚姻与滥情和性欲并置，于悖论中渗透了诗人对现代人精神现场的批判意识。由此可观，朱涛的诗句虽然难以从一两个意象上明晰具体的意义指向，却能够通过整体性的象征情境，曲折彰显出先锋诗人对现实的批判精神。
二、对现时经验和日常意义的颠覆与重组
朱涛笔下的抒情主人公是旅行者、梦幻者，他们追求自由自在地行走，精神敏感而又分裂。同时，诗人时常进入超拔的哲学境界，轻盈飘逸地穿越这个时代的共同梦境，获得一种超越性的观物视角。借助对城市与自然、同质与异质、神性与人性等问题的理性思辨，朱涛将自我的知识分子性落于诗行。这种带有反思特质的诗思旨向，大致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
一是对城市与自然“双重异化”的揭示。今天，在感性经验泛滥的消费文化风尚面前，建立在当下意识之上的、获得即时性物质满足的快乐，成为时代的生存法则。一些诗人用诗歌记录他们对物质的追求，希冀为未来留存经验的精神卷标。他们关心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此岸”世界，而其消费商品的方式与品味，正通过“物”被消费的实践，回溯到主体的审美取向之中，使主体获得区分身份意义的可能，进而标榜出主体精神位置的独特性。也有一些诗人始终不与物质时代发生过多的消费性联系，他们体察到由“物欲”所导致的精神空虚，试图建构超验性的诗学时空，以之容纳带有诸类实验化意味的精神元素，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原则之间觅得平衡，谋求精神与文化价值的双重提升。朱涛便是这类追求者的一员，而且是特殊的一个。说其特殊，在于他对其安居的城市文明抱有一种清晰的距离感。作为生存“母体”的城市在诗人笔下，呈现出的却是一道狭长的阴影。如《喝出破碎的味道》所写：“高架桥的汽车灵柩/再次填充春天的耳朵。”汽车的脚步和引擎的叫喊象征着现代社会的工业权力，它成为自然的对立物，阻碍人们获得对代表自然的“春天”的认知。诗人不再对汽车这样的现代符号带有任何技术上的崇拜，他只想从汽车社会的野蛮规则中逃脱出来，拒绝被其对象化。诗歌末尾写道：“你耸耸肩切断电源/第一次收获了裸奔的夜。”“切断电源”意味着对城市文明的主动疏离，这着实属于现代社会的英雄行为。它的价值在于：诗人发掘出作为单一个体的都市人反抗城市的最为自主和有效的方式，其间充满着悖论似的调侃与无奈。“现代化的目的是为人生的，是为人性更人性地栖居在世界上。但这个基本的目的离我们到手的一切似乎越来越远。悖论，越现代化我们就离人性越远。”[5]于坚的话揭示出器物制度与人性在距离上的反比关系，这使得写作者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的主体性问题。在朱涛的视域中，城市生活使人类最终丧失了感知肉体的能力。如《移动的国家》一诗中所构建出的奇异场景：乘坐火车的人却始终意识不到自己躯壳的存在。当肉体之间的差异被取消之后，人们退化为版图坐标上移动的符号，彻底丧失了主体性，这是人在城市中“异化”的悲剧性结局。
看《每天有含苞待放的花浮在晨光里》，诗人进一步写到自然的异化：“仿佛所有的花都在同一所监狱长大/她们含苞待放浮在晨光里/等时间的刽子手/慢慢催开花蕾/吸尽香气/最后一阵风的绞索带走她们。”显然，花朵的人生隐喻了人们千篇一律的命运流转，由此引出诗人批判的第二层向度，即对同质化生活和刻板生命形式的反思。“一夜与另一夜有何分别/当胸膛被生活掰开/加入/盐、铁屑、哽咽、匕首和灰尘”（《炉火正旺——赠罗振亚》）。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速度感逐步趋同，资讯社会的生存技术迫使人的感觉器官接受了复杂的训练，几乎所有人都被卷入到工具理性的世界，难以表达出个体的语言，其精神也被强行添加了盐、铁屑这些异质的元素。即使主动建立自我边缘化的意境，也容易被相似的欲望、焦虑、隔绝体验所影响，滑入共性经验的泥沼之中。时代的信条与生活的律令限制了人的生存，中断了个体寻求独立意识的可能。在世俗化的时间流动中，生命的完整性被割裂成一个个相同的细节，每天都是对前一日的重复：“日子香肠一样被切掉了/扔在原地/像互不相识的废品”（《日子香肠一样被切掉了》）。或是像《洗澡课》那样，人们只能“听命于秩序崇高的铁丝网”，而“血肉之躯横竖被锻造为一口沉闷的废铁/从头到脚作活塞重复的机械运动/嘟嘟囔囔守望牢笼确诊的时光”。如何与刻板时代僵化的时间感进行斗争，找回属于自己的心灵节奏和行动步伐，从人群的普通经验中抽身而出，便成为重要的命题。
面对时代之问，朱涛选择了极端化的美学表达，他多采用血迹、死亡、骨灰盒、伤口等意象，建立非秩序的心灵幻象。死亡与伤痛为精神主体带来了疼痛感，而痛感本身的力量，触发抒情者在同质化的感官世界中觅得专属自我的经验。看《噢，噢，怎么消失了声音》一诗，诗人援引艾略特《东库克》中的一句“为了恢复，我们的病情只能加剧”，抒情者希望主动遁入黑暗，远离现实这“最模范的监狱”，义无反顾地“朝着死亡的新生奔去”。这首向先贤致意的诗歌遍布艾略特式的残忍之美，其间频现的“死亡”意象正如罗振亚所说，它“往往不用来描述沉重的生命终结，而是一种与鲜活生命相对应的生命状态，具有更为丰富的社会和历史含义。”[6]由死亡意识统摄的异质性痛感经验，汇集成为诗人观察现实、发现自我的一个清晰焦点。无论是死亡还是痛苦，都是他释放现实中对死亡的恐惧、进而向精神高地爬升的阶梯，这种悖论式的意义结构，体现着诗人对使命意识与承担精神的向往，也为抒情者的“孤独”镀上一层金色的辉光。于是我们看到，诗人每天都会在“余生纪念碑”下躬身膜拜，恭祝它“以烟的姿势俯视曾经不可一世的尘埃”，同时，他“每天我也会以螳臂当车的人墙抵抗它/蔓延”。（《余生纪念碑》）矛盾的行为本身，蕴含了诗人与现实生命与理想世界的悖论之思，一方面要安居在芸芸众生的凡俗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又不甘于同质化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带有极端化色彩的体验，就成为诗人钟情的对象。看《病知音》的描述：
病菌们闻了闻我身上的气味/说这头猪有山野的质感/不是抗生素喂大的/为保护这珍贵的文物/我咬紧牙关/顶住肺的风箱蹿升的火苗/不让它越过喉管飞出嘴角/而任污秽的痰在体内循环/换取燃料/这样的肉体机器/纵使某一天不幸崩塌/滴落出结痂的血螺丝/在流水线上/它仍可以骄傲地说/我为知音的屠刀撑到了最后一刻。
文字来自诗人真实的生病经历，“疾病”意味着个体的身体陷入非常规的状态，与身体健康的人形成差异。“疾病”也是具有浓厚象征意味的契机，隐喻着个体获得游离出“人群”普遍经验的机会，他甚至可以借助在疾病中获得的疼痛感，一举超脱出现实社会的感觉规约，在克服了人群的匿名性之后，重新捡拾起属于自我的个体意识。因此，我们才会理解抒情者为何“咬紧牙关”守护自己的病，甚至如同去保护一件“珍贵的文物”。诗歌末句写到主人公要“撑到了最后一刻”，它绚烂地释放出诗人的理想主义情结，也升华了文本的精神品质。
某些追求神性写作的诗人会在文本中建构充满神性意识的精神存在，以超越凡人的价值圣像作为情感的寄托。但在朱涛笔下，“神”本身却是一个值得质疑的对象，这构成其批判意识的第三个维度——对“神”的反思。《大道》一诗中表达得尤为透彻：“以前叫国王大道/后改名先知大道/再后来唤作真理大道//总之没有上帝大道。”代表神性存在的“上帝”形象始终缺席，从未在场，即使有号称“神”的存在，往往也不具备真实的拯救能力。如《唯一的神》中所讽刺的，四个神都“声称自己是唯一永恒的真神”，当抒情者以刺刀和鲜血试探他们的法力和胆量时，这四个“神”却全部逃之夭夭，“只剩下四只咕咕叫的鸟”。在《砌墙比赛》中，主人公的职业是“上帝”，他还曾经当过“水暖工、邮递员、货柜司机、园丁”，特长是“制造疼痛、体验死亡、重返青春”，然而其目前的状态却是“失业”。“失业”的神意味着某种意义世界的坍塌，而作为职业的“上帝”与水暖工、园丁等身份的并置与转化，指向了一种可以互相交换的价值体制。这不由得召唤出我们对穆旦诗剧《神的变形》的缅想，在穆旦的文本中，神、魔、人之间反复变换身份，最终都陷落于权力幽灵的诱惑。朱涛笔下的“神——欲望——主体”之间同样处于身份随时转换的通道内。现代人身份意识的漫漶不清，价值感的混乱无序，经由作家梦幻式叙述的变形、加工，隐秘地勾连了写作者对我们这个时代和时代人处境的认知。甚至在某些时候，“神”不仅丧失了自己的神格意识，而且竟然与物质世界中的机器人亦无差别。正如诗人洞察到的秘密——“机器人和神没有兽性”（《秘密花园》）。被感官禁锢的“兽性”，恰恰是诗人唤醒自我的精神利器。因此，“兽性”远远比“神性”更值得信赖，它是人类解构经验化的肉身之后，重新构筑精神主体平衡的锋锐利器，也是治疗城市人现代病的一剂良方。
三、注重内在精神性建构的诗学
朱涛曾写过一首《越荒诞越奔跑》，单从诗题上看，似乎已经透射出他的诗歌风格与观念。“时代的指针遭遇美人痣/悠然吃着巧克力太阳/稀释燃烧的冰/嗅出时间馊粥的味道。”能指与所指的意义联结遭遇了空前的断裂危机，构成一种无比“荒诞”的氛围，也印证了诗人乐于在形式构造上堆砌意象的习惯。他抽离了个体意象固有的意蕴，倾力将其打造为一个个具有动态意义的“原型”。在他那里，荒诞意味的获得需要借助语词的超常规变形与幻象的摹造。因此，朱涛为读者设下了较高的门槛，他们需要频繁调动自己的想象力，才有机会去填补语词间的空白，帮助诗歌完成它自身。实验性极强的语言风格，既是作者构造语词的法则，亦代表了他对现实的整体性体认。还以这首诗为例，置身荒诞之中，精神主体却选择“奔跑”，本身便氤氲了西西弗似的悲剧英雄气息。诗中有一段话，显明了朱涛诗歌的方向感——“既然真理像烧焦的彗星/剩下碎瓦砾的尾巴/那就用灰烬彻底激活它/雕琢成钻石。”能够激活真理的，反而是为人习焉不察甚至鄙弃的“灰烬”，它和“荒诞”一样，不再代表着绝望与阴暗，而是诗人内在的心理驱动力。正是因为有“灰烬”，诗人才可以在拟现“人与存在”分离感的同时，找到建构精神性意义的诸多可能。如加缪所理解的，对生活“荒诞/荒谬”性的描绘本身不是目的，作为一个开始，荒谬将伴随我们生命始终：“生活着，就是使荒谬生活着。而要使荒谬生活，首先就要正视它。”[7]“灰烬”貌似遮蔽了抒情主体的踪迹，却又从“死灰复燃”般的逆向时间建构中，恢复了生命的尊严感和“我”的存在意识，从而在日常生活结构中沉淀出凝重的精神价值。源于“荒诞”，始终“奔跑”，朱涛确立了属于他的个人化美学，也标明了自己在新世纪诗坛乃至诗歌未来发展空间内的重要位置。
为了拟建“荒诞”的情境，朱涛多透过极具速度张力的语流，把常态的生活压缩成非对称的图式，以荒诞的方式塑造出日常生活的梦幻一面，从另一个意义上达到了荒诞美学所要求的“反常”，其批判意识也借助语言自身得以“隐秘”地实现。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强调，存在的最真实表现就是孤独个体的存在状态，“荒诞”则是对“存在者之为存在”的典型呈现方式。借助荒诞化的情境，朱涛构筑起超现实色彩鲜明的诗歌时空。在修辞上，他采用反讽的语式，倾向于“建构一种不饱和的语义链，以便让新的意义感知得以呈现”[8]。这种语义的“不饱和”，有效规避了修辞的固化，也保证了诗歌拥有更为充盈的空间。如《替一切哑默者呼喊并歌唱》中，朱涛写道：
铁,在我的体内种植/三角架，与最初的肋骨。/现在，它们生长、扩大、旋转/如深不可测的黑洞的天空。/在时间饥饿的搅拌机里坚挺/替一切哑默者呼喊并歌唱
生长在“我”的体内的“铁”，可以隐喻为物质时代为诗人植入的精神因子，它在抒情者身体里无序扩张，进而“替一切哑默者呼喊并歌唱”。沿着正向的意义前进，这首诗可以表述为“物”和现代人遇合之后，激活了精神主体的自我言说。而从另一个向度分析，又可以理解为“物”肆意侵占了人的意识，甚至使现代人丧失了独立发声的权利。可见，朱涛的诗歌建构出多重维度的意义单元，这些声音的相互抵牾、渗透、组合，形成了内部交流的语义循环场，情感流向丰富且多元。
借助“反讽”之语，朱涛谋求突破荒诞之局，去抵达那些亟待被“发现”的现实，揭示出人类精神存在的理想结构。正如他自己所认为的，想象越遥远荒诞，越接近艺术可能的真实。也如刘波所说，朱涛“渴望获得真相，只有真相才会让反讽不至于沦为一种普遍泛化的修辞”，对真相的追求、发现与再造“可以提升反讽的力度和深沉的道义感，这也是朱涛诗歌富于诗性正义的体现”。[9]在诗人的视域中，“诗性正义”就是要用语言穿透机械化的日常生活，创造出一个新的现实。这个诗性的现实指向了人性的纯粹、精神的自由以及常识的回归。朱涛在调用奇诡的、狂欢化的修辞方式的同时，复归的则是知识分子对“常识”的认知。如《苦难美学》中，诗人质疑所谓“不经受苦难龙卷风袭击的生命算不得人生”的“真理”，认为消费苦难本身便是无知的表现，人如果缺乏思辨的意识，最终难免成为“乌合之众”。《陈述句》揭示出人类盲目渴望权威、崇拜偶像乃至忘记历史的浅薄。《愚人节，一张脸形成》则讽刺人们每天经历的生活如同度过“愚人节”，丧失了对现实之“真”的感知能力。由此而观，朱涛貌似在拟现一个高度抽象化的情境，但其目的并非在于刻意远离现实，而是在为时代留存一个高度心灵化的、属于独立思辨者的“真现实”。因此，那些突兀缠绕的意象和语法，“不仅是对现实的反应，已然是发明了一种新现实；这样的语言方式也不仅仅停留在对现实刺激做出反应的层面上，而是一种类似于创世的语言”[10]。如艾略特一般，朱涛以语言的无序回应世界的无序，他的诗一方面远离了当前诗学注重口语化和崇尚叙事性的表述习惯，另一方面则从新的维度彰显出诗人的精神主体风貌，雕刻出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将他的语言密码破译之后，可见诗人是在用写给未来的语言记录今天的现实，铭刻的是知识分子关于这个时代的心灵回声。
论及21世纪以来的诗歌，诸多评论者往往将其视为上世纪末诗学的内在延伸，尤以“个人化写作”形成其突出的特质。沿袭这一判断，当我们深入朱涛的诗歌文本时，便会惊奇地发现“个人化写作”在他这里生长出独特的根茎。在朱涛笔下，诗歌并不是以文字简单地留下时代的斑驳投影，它可以离开那些直接描述或意译的、唤起具体现实背景的题材，而走向彻底个人化的写作，包括错位的超现实时空、多声部与复调性的对话语境、异质性的思想元素，特别是他对想象力的超拔驾驭，已经探索出一条非常独特的言说路径。正如杨庆祥所说，朱涛的诗歌“已经不是一个代际的概念所能覆盖，他的诗歌是直接面对整个当代。”[11]他将反思、怜悯、浪漫、奔放、叛逆熔铸于独标一格的诗语创造，其文本的穿透力指向未来。
最后，笔者想要再次强调，朱涛的写作始终贯穿着理想主义的精神，这当然基于他对人道主义理念和时代文化现实的长久思考。虽然洞悉物质时代的现实牢不可破，但他依然怀有一颗赤子之心。或是动用沾染鲜血的红色之舌，探察时代的秘密；或是秉持猩红的斧子，在火焰中奔跑。他在诗中明言自己“知道那可能会绞碎/我脉搏一样的根须”，但还是“不甘心做一枚随意剥开的果肉”，故而不断尝试着试摸命运的锋芒。（《我总忍不住刺探命运的好奇》）即使“干渴暑热”“两腿松软”，甚至“接着会瘫痪”，诗人也要去“认领登临过高山的大孤独”。（《登山》）他的抒情主人公有强大的意志力加持，不断向黑暗致敬，为死亡奏鸣。诗人自己也如孤胆英雄一般，在字里行间勾勒出一个大写的孤独者形象。他在无序中找寻有序，充实和丰富了“个人化写作”的精神内涵，这或许是朱涛诗歌最为显扬的精神价值。
注：
[1]朱涛：《〈半轮黄日〉后记》，《半轮黄日》，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页。
[2][美]W.J.T.米切尔编：《风景与权力》，杨丽、万信琼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3][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83页。
[4][美]庞德：《休·赛尔温·莫伯利》，载袁可嘉主编：《外国名诗选》（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568页。
[5]于坚：《拒绝隐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07页。
[6]罗振亚：《穿越而来的“惊奇先生”——朱涛诗歌印象》，《文艺报》，2019年3月4日，第2版。
[7][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8]耿占春：《在语义畸变中求索意义秩序——以朱涛为个案的诗学札记》，《当代文坛》2021年第2期。
[9]刘波：《现实镜像和通往词语内部的“危险旅行”——朱涛诗歌的语言与精神分析》，《作家》2022年第9期。
[10]敬文东：《发明现实——朱涛之诗带来的反映、反应、发明现实及其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3期。
[11]杨庆祥：《那迟到者必将领先——序朱涛诗集<半轮黄日>》，《名作欣赏》，2016年第28期。
本文系南开大学“百青”科研资助项目“域外行旅与中国新诗”（项目编号：ZB22000103）的阶段性成果。
卢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曾在荷兰莱顿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等五十余种海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五部，文化类著作五部，承担国家社科及省部级科研课题多项。入选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天津市宣传文化“五个一批”人才，天津市作协签约作家。曾游走世界80个国家，300余座城市，开设旅游专栏若干，出版《旅行中的文学课》。
《南方诗歌》2024年三月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