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写给著名
诗人李瑛的那封信
文/郝秀文
“李瑛,河北省丰润人。1926年12月8日生于辽宁锦州,194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边读书边从事进步学生运动。1949年毕业,先后任记者、文艺刊物编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总政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文艺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现任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荣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诗刊》编委。被选入‘冀东名人名家’行列。1942年开始发表作品。1944年与同学合出诗集《石城底青苗》,1948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枪》。至今共出版诗集、诗论集50种。其中《我骄傲,我是一棵树》获1983年首届全国诗集评选一等奖,《春的笑容》获1985年第二届全国诗集评选优秀奖,诗集《生命是一片叶子》获1999年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我的中国》获全国优秀图书奖。此外,诗集《美国之旅》、《在燃烧的战场》和长诗《一月的哀思》等先后获过多种奖项。”
这段关于著名诗人李瑛的生平及创作成就的文字,来自网络。与《李瑛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的《自序》对照着看,所陈述的事实大体不差。查看相关资料,诗人于2019年3月28日去世,享年93岁。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堪称诗的国度。在我看来,那时,全社会阅读诗歌和写作诗歌的热情和实践,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廊中,唯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等群星闪耀的大唐堪与比肩。而当时还在读中文系的我,也与许多青年一样,揣着一个沉甸甸的“诗人”梦。著名诗人李瑛,是我崇拜的名家、大家。凡在学校图书馆里可搜求到的他的诗集,我都读过;他新近发表的诗,只要是我能看见的,也一定会找来读之再三。因而,当在新发行的《诗刊》上读到他的诗集《早春》面世的消息,拥有一册,就成了我魂牵梦萦如饥似渴的愿望。然而,怎么说呢,能想到的法子都想到了,也都一一试过,最终还是着着落空。万般无奈之际,居然想到向作者求助,这样,就萌发了给诗人写信的念头。
现在想想,就这么点事,芥豆之微,去烦劳他,确实是不知天高地厚,极不慎重之举。且莫说,他承担着繁重的行政职务,要处理千头万绪的日常工作,还要见缝插针坚持诗歌创作,而作为著名诗人,他要读的以及需回复的信函想必多如牛毛,从早到晚,其繁忙程度,可以想见,却也难以想见。就事论事吧,托人购书,这事,似也只能发生极为要好的朋友之间,一般的熟人,也不好开口的;偶尔仗着厚脸皮,修一纸求救的信去,结果也往往是鱼沉雁渺,这是后来的人生阅历告诉我的。何况,我不过是一所偏居一隅的地方高校在读的大二学生,与他素昧平生,竟大言不惭托他“买一册”,这样的事,今天的我是断然不敢做的。另一方面,我自认,也不是一个轻易向人求助的人。一次寒假结束,下了火车,背着妈妈在假期给我拆洗过的被子,在返校的人群中艰难行进。这时,看到一个在数学系读书的老乡,骑一辆后座空空的自行车,轻松地从我身边掠过。如果喊一声,央他帮我将被子驮到学校,他是不会拒绝的。而我没喊,最后,还是自己很辛苦地背到了宿舍。现在,我确实无法想象,当时是怎么下了那个决心的。
那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意想不到的是,前两天,我竟然读到了这封我写于四十多年的信。
事情的起因是我在网上随意漫游。“李瑛旧藏:陈继先、李先轶、郝秀文等致李瑛信札五通八页合拍(附信两枚款自鉴、具体如图)(200505从5)”一行字映入眼帘。心砰然一动:我是给李瑛写过信的,难道这就是那封?继而想,天下名为“郝秀文”的人伙矣,也许是别一个“郝秀文”写的。看看信的照片吧。字字读来,还真是出自我这个“郝秀文”的手笔。以下是信的全文:
李瑛同志:
我作为一个新诗学徒,是您著作的忠实读者。近日来,得悉您的诗集《早春》已经出版,多方设法,奢望读读,四处闻询,想购一部。但因我校居住偏僻,只能空忙一场,真如“水中捞月”。因此,我怀着希望和不安的心情给您写这封信你,其意就是想托您给我买一部。因为不知此信您是否能看到,更兼不知书钱多少,所以,暂不寄钱给您。您给我买书来,我马上附(原信用的就是“附”)钱去。祝您身体健康,为我们写出更多更好的诗。
郝秀文 一九八0年四月一日
整体上,意思表达清楚,句子,也还算流畅,然而,不妥之处,不可谓不多。其一,《早春》原本就一册,所以,量词应该用“册”而不是“部”;其二,“我校居住偏僻”,应为“我校地处偏僻”;其三,有关“书钱”的说明,琐碎,也透着小气。这些,限于语文水准以及个人见识,确乎不是一时就能提高的。
让我特别惊诧的,极度羞愧的,甚至是无地自容的是,短短208字,就有三处涂改,还存在一个别字以及一个格式上的错误。正文中第三行“《早春》”前,写有“早春”二字,大约觉得重复了,或者,觉得字写得不好看,涂掉了;第四行中,“以及”二字,字体略小,写在“和”和“不安”之间上方的空白处,显然是后来插进去的;第五行“更兼”一句前,删去“又加以”三字;“我马上附钱去”一句中,“附”是别字,应为“付”。更要命的,更触目惊心的是,小学生都不会犯的错,我犯了。信中的“祝颂语”紧随正文之后,而不是读小学三年级时,老师再三强调的“要另起一行”。这样的毛病,只要略微用心,检查检查,重抄一遍,就可避免。而我,竟将这“草稿”样的东西寄了出去。
在我人生历程中,给敬爱的诗人写过信这件事,是一直记得的。但,万万想不到,当年出现在诗人眼前的信居然是这个样子的。假如,现在,有人将这样一封书写态度敷衍甚至是恶劣、对收信者极不尊重的信给我,我是绝不会回复的。
但,不久,我收到了诗人的亲笔信。字写得工整、大气、有力而秀雅。大意是说,他收到的出版社的赠书早就“赠完”;又跑去几家书店看了看,也都售罄,所以,他无法满足我的愿望,为此,他表示很抱歉并遗憾。
此刻,我想,若是那封信在的话,多好。我可以直接将原信的内容抄在这里。信,本是一直保存着的。一次,一位比我高一届的学长,不知为什么事来我宿舍找我。他那时已经有多篇文学鉴赏类的文章发表,在中文系,几乎无人不识。闲聊中,我提到那封信。他兴致勃勃地要我拿给他看,我找出递给了他。他看了看,就说,还有事,再聊吧。他放下信,已经走到门口,又说,李瑛那封信,他想拿回去看看,问我行吗?我说,怎么不行。
后来,他一直未还我。有几次,在学校什么地方相遇,想着要回那封信,也不知道是慑于他已经取得的成绩,担心他会因此认为我小气,或者认为,这信于我也确乎没有什么用处,反正,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样一直到毕业。
那时的我,已尝试向一些报刊投稿,也有几首短小的诗幸运地变作铅字,一首得稿费一元或是两元。现在记得清楚,每次投稿,都不容许包括错别字在内的舛误出现。当时,寄出的稿子都是一笔一划手抄在稿纸上的,一旦出错,就毫不犹豫地撕了重来。我抄稿子,一般选择午休时间,唯这时,才能找到空无一人的教室。经常是,一首十来行的诗,抄好了,无错了,装在信封里,也就是可怜的一页或两页;而废掉的稿纸,倒像硕大的白花似的,这儿那儿,在地板上随处怒放。但不知为什么,偏偏给我崇拜的神一样的诗人李瑛写信,居然这么草率和敷衍?惭愧之余,也不无困惑,也许,可以做出的解释是,写信时,过于激动了,心太急了,忘乎所以了,——但,这样的理由又是如此苍白,连我自己都无法说服。
一个人在事业道路上能走多远,原因可能多多,但,做事做人的态度,可能是其中最最重要的,——把我给诗人的信和印象中诗人给我的信,对照着看,我想起了这么几句话。
李瑛之所以成为“李瑛”,而我则最终不过还是我,个中原因,当然纷繁而复杂,是永远无法穷尽的。但,从他给我的信和我给他的信以及信的最后的下落,似乎可以窥见其一二。——这是我又想起的几句话。
作者简介:郝秀文,教师,供职于一所“985”“211”双一流榜单上绝对找不到其踪影的高校。幼年即艳羡那些文章时时见诸报端的人,曾一度在稚弱的心中萌发出“作家”的熊熊火焰。既如此,便三更灯火五更鸡,连连涂鸦。终因学浅识陋力屡战屡败。如今,已届退休,突然,当年之梦又死灰复燃。虽笔之秃墨之涩依然,但相信蒙古族谚语“铁是打出来的,马是跑出来的”。满头霜雪,而略有所得,也算不负少年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