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访谈录||杨碧薇访谈实录
访问杨碧薇
名家评价
杨碧薇的诗长于繁密的叙述，其诗大胆、果断、逆行，也有难得的自省能力，她能够做到“一竿子捅到底”——无论是在价值判断上还是在诗歌技术层面。她敢于撕裂世相也敢于自剖内视，而后者则更为不易。——霍俊明（诗人、批评家）
杨碧薇的写作有更鲜明的现代气息，也更为个人化。我们甚至能从中读出当代摇滚乐对她的深刻影响，让她写下的诗行更急促，更破碎，更尖锐。杨碧薇所关注、思考、呈现的超越了对所谓城市乡村的人为分割，而立足于个人的体验，强化了个人与他者，个人与时代，个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外在世界对内在世界的扭曲、挤压和破坏。——谷禾（诗人、《十月》编辑）
她打破了那种所谓才貌不双全，以及才学不双全的神话，一切成见在她面前可能只有一种结局——崩溃。碧薇的诗注重叙事，其主题大致是美与死。这只有从她的身体感出发才能理解。颜值即命运：美女和丑女的生活是不同的。美女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丑女往往逃避自己的身体，把注意力转移到身体之外的对象上。爱其实是为自身的美寻找归宿，一个人越美就会越关注爱。因此，碧薇写爱不难理解，但她也写死亡、屠杀以及病痛，这并非早熟，而是美的变调：一个人越美越怕死，或者说对死越敏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碧薇的诗歌是真正意义上的身体写作，完整的身体写作，而不是局限或沉湎于性的那种。就此而言，可以把她的诗看成用词语为身体拍摄的一张张照片。——程一身（诗人、翻译家、批评家）
作者简介：杨碧薇，云南昭通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后。著有诗集《诗摇滚》《坐在对面的爱情》，散文集《华服》，学术批评集《碧漪或南红：诗与艺术的互阐》。在《南方周末》《汉诗》开设批评专栏。
众诗友访问
访谈一
子空：你在诗中写道：“二十三世纪，地球上已没有男性，美人们用新型语言DIY人工智能男朋友。”假设这个“智能”现在开始试运行，你是选择智能男朋友还是维持现状？
杨碧薇：先观察一段时间，维持现状；然后两个都要，因为人工智能也会带来新的启发。
访谈二
紫丁：麻烦杨老师指认几个极有希望的九零、零零后新诗人。谢谢。
杨碧薇：我不是预言家，所以指认不了。现在评价年轻一代的诗人（包括我自己），还为时尚早，一切都只能靠时间去检验。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进行持续的、追踪式的阅读。
访谈三
卓亚：请问碧薇老师，如何把握好叙事诗的诗意？谢谢！
杨碧薇：这得根据叙事的具体内容来看。总之，充沛的、真诚的情感是诗意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的新诗叙事实践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经验：叙事是抒情的一种手段。普实克曾提出过抒情基址（basic lyrical ground-plan）的概念。敬文东先生在《感叹诗学》里亦指出，“诗之为诗正在于它以诗之精髓（或抒情基址）为根底”。基于这一理念，他进一步提出了“诗=抒情=感叹（即诗之兴）”的公式。
访谈四
爱丽丝：众多文体的创作，如散文、诗歌、批评等，你都能得心应手，切换自如。成品的原材寻找和构建，一定花费了相当精力的积累，这个过程肯定有最令人刻骨的具体原型，有相对称的酸苦甘，你能结合一两篇作品谈谈吗？有人说摇滚乐迷恋到一定程度，有分裂倾向，你认为呢？
杨碧薇：对于跨文体写作，我个人的经验只有两点。一是要广泛阅读，大量积累；二是要坐得起冷板凳，这样才能有效利用时间。在所有文体中，我最不喜欢的是学术论文，它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举个例子，写散文相对较快，但是写一篇学术论文，为了论证其中的某个观点，就得去查阅大量的资料，才能保证自己的论述有理有据。所以，我在写学术论文时，有时只是为了表达一句话，就得看好几天的书。不过，学术的“折磨”也给了我一些收获：静心、慎言、知道山外还有山。
再来说摇滚乐。我认为分不分裂，跟个人的关系更大，摇滚不背这个锅。基思·理查兹搞了一辈子摇滚，仍然保持着健康的性情、积极的心态。对于摇滚，再多的外部观察都是隔靴搔痒；只有真正进入其中，才能体会其妙处。
访谈五
尔康：杨老师，你好。请问对于性格耿直实在的人而言，该如何提升诗写作的质量？该采用何种风格来形成自己的特色？谢谢！
杨碧薇：诗歌更喜欢耿直实在，而不是奸诈虚伪。所以，耿直实在其实是个优点啊！提升写作质量，肯定需要多读、多写、多思。至于采用何种风格，要根据个人趣味和文本内容来定。
访谈六
楚天舒：请问杨老师，如何让自己的创作保持一种较为长期的新鲜感？谢谢。
杨碧薇：虽然这很难，但我认为还是需要多读、多写、多思。也别忘了做一个有趣的人，让自己的生活也保持新鲜。
访谈七
那兰：杨老师，你的创作涉猎音乐、电影、诗歌等方面，你是如何处理这几者之间的关系的？
杨碧薇：我的办法就是：一、该干嘛时就干嘛；二、把别人玩乐的时间都用来积累。而在对各种艺术门类进行统筹、研究时，不仅需要感受力，还要有学术思维。
访谈八
玲魂颤音：你写了很多评论。你觉得自己的诗作是否摆脱了理论的束缚，给予了它应有的自由和自然呢？如果是，请问你如何处理的？谢谢！
杨碧薇：当然摆脱了啦。我写诗时，从不考虑要去套什么理论。具体的处理方法很简单，就是在创作的时候用创作思维，在学术的时候用学术思维。或许在不少人看来，创作和学术是两套思维模式，二者只会相互干扰；其实不然，它们是可以相互促进的。
访谈九
之鹰：请问杨老师，你如何看待口语诗的，谢谢！
杨碧薇：我在诗歌札记《仟岛笔记》里提到过对口语诗的看法。这里简要说三点。一、一部分口语的拥趸者，无形中把口语与先锋划上了等号。事实上，口语是口语，先锋是先锋。难道先锋只是口语的特权？难道用纯粹的书面语写作，就注定与先锋无缘了？二、新诗诞生之初，首先要在形式上进行革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白话为载体，这本身包含了对口语的诉求。回到新诗源头上看，口语之争不只停留在形式层面，还涉及到新诗这一文体的合法性问题。三、百年来，口语在新诗里已经展示出其有效性，韩东和于坚早年的一些诗歌即为这一路写作的典范。但有效并不代表口语已成为新诗的唯一标准。
访谈十
陈润生：请问碧薇，诗歌与音乐，你更喜欢哪样？
杨碧薇：以我目前的专业选择来看，是更喜欢文学。要不然，我早去做一个职业音乐人了。
访谈十一
胡海荣：老师您好！请问对于一个诗歌爱好者（不是专业写手）如何才能更好、更准地激发出诗歌的“荷尔蒙”？
杨碧薇：用心地感受生活、建立自己的阅读谱系。生活和阅读，都会馈赠你无限的灵感。
访谈十二
菩玉：碧薇好，（国内）现代诗歌创作有哪些瓶颈？有哪些“通病”？谁的诗歌最打动你？
杨碧薇：我在《华语电影中的两种诗人形象》中有一段话，或许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在诗坛内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也都是常态。如今小诗人遍地，而我只期待着有才华、有格局、有远见、有担当的大诗人。”打动我的诗人有很多，新诗的繁荣则取决于整个诗人群体，众多的好诗歌让我感叹于集体的智慧，并使我对汉语的活力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访谈十三
杨桦：我对国内摇滚的认知还停留在崔健时代，我固执又狭隘地认为至今无人超越。摇滚乐是另一种形式的诗歌。请问杨老师，目前摇滚乐还存在吗，是否被速成的快餐式网络音乐所淹没？它是否正如盛行的网络口水诗一样，几乎吞噬一切（文字）？
杨碧薇：正如自由还在我们心中，摇滚也不会死亡。我上大学时，学校有一支叫黑火的乐队，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老一届乐队成员毕业后，新一届的成员又来补上。一次，毕业多年的黑火老队员回校，向我们讲起乐队名称的来历：他大学期间曾去某个偏远的山区支教，离开的那晚，黑暗的大山里突然亮起了灯，那是他教过的学生们远远地为他送行！当他回望群山时，那些珍贵的灯光就如同黑夜里的火种……后来，这支乐队就叫黑火，一直延绵不息。
对于当下的消费社会和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我其实充满悲观。但我认为，人类现在还不到自暴自弃的时候，因此我选择相信摇滚的力量，也相信精神的力量。
访谈十四
张守刚：关于乡土诗，怎么界定伪抒情？
杨碧薇：空洞的、不发自内心的抒情，就是伪抒情。在乡土诗中，伪抒情还体现在：无视时代的变化；对已逝的田园抱有虚假的想象；不加反省地臣服于一套空洞的田园美学机制。综上所述，伪抒情的乡土诗，其实根本不值得谈论。
南马专访
访谈一
南马：感谢杨碧薇老师接受我和众诗友的访问！于坚老师说“在云南，诗高于生活”、“云南是一种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个评价相当高，您也是这样认为的吗？
杨碧薇：不客气，谢谢你的邀请。照我的理解，于坚老师这一说法，是基于对诗性的肯定。维柯认为，诗性是一种独特的认知机制和思维模型，人类最初的智慧就是诗性的。这种“诗性智慧”（Poetic Wisdom）与以逻辑推演为基础的理性思维不一样。云南至今仍存有诗性智慧，故而其文化构成、文化样貌也相对独特。当然，世界上有意思的地方还有很多。
访谈二
南马：云南是盛产诗人和作家的地方，与地域文化有关系吗？
杨碧薇：盛产诗人和作家的地方并不只有云南。这种现象的产生和形成是复杂的，有文化、历史、社会、地域等方方面的原因。
访谈三
南马：霍俊明评价您说：“敢于撕裂世相也敢于自剖内视。”您认为，这是诗人必备的素质吗？能做到这一点，应该是一位独立而强大的人，能谈谈影响您成长的一些事吗？
杨碧薇：撕裂世相的诗人恐怕不多，它也不是诗歌的必选项。但自剖内视，应该是诗人的基本素养。一个人诗歌的深度，大抵对应于其理解世事及自我的深度。影响我成长的事，这里简要地谈一件。在我离开家乡去上大学前夕，最后的一节吉他课上，我的吉他老师给我推荐了一本书，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现在回头看，老师给我的启迪远远超出了音乐的范围，我十分感激。
访谈四
南马：在提到您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摇滚诗人”这个称号，虽然标签会遮蔽一些东西，但不可否认，标签中有您最强烈的气质。您是从什么时候爱上摇滚的？在我的眼中，摇滚意味着自由、宣泄，甚至是对现实的叛逆，您觉得摇滚和诗歌有哪些内在的关联？
杨碧薇：十六岁时，我正式陷入了与摇滚的热恋。正如你所说，摇滚与诗歌的关联，首先就在于自由。没有自由心灵又谈何创造？其次，我认为先锋（Avant-grade）也是一个内在的尺度，先锋表征着独立与探索。只可惜，在世界上，亦步亦趋的创作（模仿）从来都是占大多数。
访谈五
南马：您的另一个爱好也备受大家关注，那就是旅行。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缺一不可，甚至认为，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么，您在旅行中收获了什么？您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千里走单骑”，是什么让您乐此不疲？
杨碧薇：旅行就是看世界。看得越多，越知道自己的渺小，并从大与小的对照中，发现自己的独特。千里走单骑，一是因为渴望出发，二是因为不害怕；对远方的信念和对光芒的追逐，是我永恒的动力。
访谈六
南马：这几年，民间口语风格的写作和学院派风格的写作对立加剧，而在您的诗歌中，这两种风格的作品都有，您是如何看待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写作？
杨碧薇：我愿意以包容之心去进行广泛的尝试。不同的写作路径都可能产生好作品。因此，形式与风格并无高下之分，难点在于如何把握并呈现新诗的内在尺度，即新诗应有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访谈七
南马：您的叙事诗很有特点，让人耳目一新。叙事诗把握不好分寸就会变成记叙分行，寡然无味，请谈谈叙事诗怎样写。
杨碧薇：对于叙事诗写作，我也在尝试中，我的经验是有限的。不过，我可以说出一些自己关注的叙事诗（或具有叙事性的诗），或许从这些诗里你能找到想要的答案。它们是：西渡《一个钟表匠的记忆》、孙文波《新山水诗》、萧开愚《内地研究》、李庄《预言》。
访谈八
南马：先锋是机遇，也有可能是陷阱。您在诗歌上是有追求的，愿意大胆去尝试，请谈谈走过的弯路及得到的启示。上次交流时，您提到了一种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的文体（不是散文诗）尝试，请具体谈谈。
杨碧薇：弯路？好像没有。因为所有的弯路都不会白费，都会在下一时期，内化为新的写作经验。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得到的启示就是：要勇于尝试，要多写。
我提到的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的文体，是我从前年开始进行的写作尝试。这种写作的缘起，是因我认为当下的散文普遍过于“质实”、门槛太低，于是想加入诗歌的手法，去激活散文的弹性和美感。我的朋友胡亮看了这些文字后，说不妨重新启用“传奇”这一称谓。迄今为止，我已写了十篇左右的传奇，发表出来的有两三篇，如《窗台》《面具》。
访谈九
南马：批评家赵目珍说：“杨碧薇不看重诗歌的技术问题，鄙薄完美的诗歌，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个性对诗歌写作的敏感决定。杨碧薇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她的诗歌与她的为人在这一点上达成了某种恰到好处的一致。这是文质与人性的天然融合，是天性自达，非外力可取。”我认为评价很到位，请谈谈“不看重诗歌的技术问题，鄙薄完美的诗歌”这句话？
杨碧薇：回到赵目珍这句话的语境中，他说的“完美的诗歌”，应是指“（技术上刻意追求）完美的诗歌”，而非“（浑然天成的）完美的诗歌”。抛开他的隐含限定来说，完美的诗歌当然是一种理想，是真正的诗人应该追求的高度。
同样，他所说“不看重诗歌的技术问题”，也是指“不刻意表现技术”。我并非不看重诗歌的技术问题，而是认为技术应该与内容、诗意相匹配，让诗意恰到好处地流露出来，而不是因辞害意、徒劳炫技。刘咸炘阐《文心雕龙》时有言“无隐旨秀词，而徒取事练字，则苟为夸饰而已，不足以为文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访谈十
南马：陈林说：“与大多数云南诗人身上所表现的山文化特质不同，杨碧薇的诗洋溢着水文化的气质。”能不能具体说说“山文化特质”和“水文化的气质”的具体含义？
杨碧薇：这是陈林的理解，我的回答不能代替他的观点。在我看来，山文化可能更倾向于乡土/传统/地域性，水文化则倾向于都市/现代（后现代）/世界性。
访谈十一
南马：有一个每次访谈必问的问题，说说您喜欢的中外诗人及理由，并给我们推荐喜欢的几本书。最后，谢谢碧薇老师接受访谈！
杨碧薇：谢谢你的采访。我喜欢的诗人不只一个，干脆就中西各举一例吧。一是杜甫，理由：他在有限性中不懈地趋向无限性。二是R.S.托马斯，理由：在他一生的写作中，我同时看到丰富的变化和静穆的单一。
我喜欢的书也不少，不能无限地列书单，也就只说五本：曹雪芹《红楼梦》、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奈保尔《大河湾》、谷崎润一郎《细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