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要在黄河上开第一朵花。”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对北京水利勘测设计院援建家乡临猗夹马口引黄工程技术人员黄元真说的一番话。

事情还得从1957年的秋天说起：

　那年秋天，晋南大地依然如酷暑般的灼热，赤日炎炎，骄阳似火，晴空万里，久旱无雨。尤其是临猗、万荣一带的旱塬上，更是连人畜吃水也成了严重的问题。农民们徘徊于田间地头，望着广袤田野里的禾苗蜷曲打扭，庄稼一片枯黄，显得一脸的悲怆与无奈。看来秋粮减产已成定局！面对严重的旱情，面对着全县人民的悲观情绪，临猗县委一班人更是心急如焚。 经县委研究决定：要在全县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人定胜天的抗旱保苗热潮。全县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县委的决定，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县、乡直机关干部职工倾巢出动，纷纷下乡，发动沿黄河旱塬上几个乡镇的社员到黄河用平车拉、独轮车推水抗旱。直至种麦时节吝啬的老天爷仍然滴雨未下。地处峨嵋岭下的西半县和峨嵋岭上的广大非宜井区的人们，用企盼的双眼仰望着万里晴空发出了无奈的哀怨！只好干籽下种。面对旱魔，从长计议，县委一班人痛下决心：一定要摆脱这种靠天吃饭的尴尬局面！他们作出了一个宏伟决定：“要将黄河之水引上塬，定把临猗县变江南”！

　 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通过诸多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大跃进”的浪潮很快席卷神州大地。“大跃进”更进一步坚定了临猗县委书记祁英和县委一班人大干快上引黄河之水上旱塬工程的决心和信心。

　　在“大跃进”口号的鼓舞下，临猗县将引黄工程这一宏伟的设想向省、地和上级水利部门领导作了及时地汇报，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首肯和大力支持。省农业厅水利局及时派工程师张绍伯和一名工程技术人员来临猗县进行勘测设计。张绍伯工程师和技术员到临猗后没有休息，便立即进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他们沿黄河翻沟越岭，实地考察，很快就拿出了一个多级和多台12英寸水泵提水上塬的工程设计方案，并及时地将勘测设计方案向县长赵政萍作了详细地汇报。张工程师汇报得认认真真，赵县长听得仔仔细细。赵县长听完汇报后，对多级和多台12英寸水泵提水工程方案感到不太满意。

　　引黄工程是百年大计，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大意。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赵政萍县长抱着对提水工程、对全县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事必躬亲，决定亲自对黄河沿岸的地形地貌进行一次认真地考察，掌握第一手资料。

　　1958年2月16日，即腊月二十八。当人们都在忙忙活活置办年货喜迎新春佳节的时候，而赵政萍县长和原北辛乡乡长刘新章在乡社干部的陪同下，骑上自行车冒着凛冽的寒风，从上游潘西村出发沿黄河岸一路南下，他们起早贪黑，翻沟越岭，磕磕绊绊，跌跌撞撞，行程40余里到达下游永济县小樊村。他们经过两天紧张而艰苦的行程，考察工作在万家灯火的除夕之夜落下了帷幕。刘新章仰望着浩瀚的满天繁星对赵政萍县长说：“看来我们是赶不回县城了，那就到我家过年吧!”当晚，赵政萍县长就只好夜宿在刘新章家，度过了他意味深长的别样岁末。

　　一年复始，万象更新，人们在阵阵爆竹声中迎来了新的一年。赵政萍县长揉了揉疲惫而惺忪的双眼，吃完刘新章端来的热腾腾的饺子，便又骑上自行车迎着凛冽的寒风，精神抖擞地直奔县城而去。

赵政萍一行经过两天来的沿黄仔细考察，回到县委以后马不停蹄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立即和县委书记祁英同志对引黄提水工程的选址问题进行了认真地研究。他们反复比较、推敲，最后把引黄工程的提水站点敲定在夹马口村。

      夹马口村属东张乡管辖，原名夹马营，西临黄河，历史上为兵家要塞。据清代地方志记载，嘉靖十七年（1538），山西添设晋府仪卫司、沈府仪卫司、代府仪卫司、晋府群牧所、沈府群牧所、代府群牧所。晋府群牧所计十三营，其中夏吴、浪店、夹马口等营均在临晋、蒲州黄河沿岸，当时晋府群牧所的一些军营就设立在黄河滩。军队在此养马、放马，夹马营也因此得名。

      根据盐道条所记，夹马口渡在古时已是潞盐西运的过载处。猗顿当年贩盐修筑的第一条盐道自运城盐池西北而来，经现下庄、王寮、慈阳入临晋地，西至夹马口渡河至秦川。

      据据清代《河东盐政汇纂》记述，乾隆十年运城潞盐入豫改由水运，在夹马口装船潼关上岸。夹马口渡口当时有木船20余只，年吞吐量约在40万吨左右，主要以东西两岸为主，不作南北之航。

      在渡口繁荣时期，每日有百只商船皮筏往来停泊在码头，数以百计的骡马驻足码头，大批运城盐池的盐碱、粮油以及山西特产等在在此囤放转运。至清末民初，夹马口仍有碳厂、木材、盐场、碱厂等多家商号。

       夹马口村中老人口口相传，周围村当时把夹马口称为街，去夹马口叫“上街去”。当时村里有禹王庙、药王庙等好几个规模较大的庙宇，庙里的舞台还是对台，每逢庙会，唱的对台戏，大多庙宇后来因黄河倒水淹没在了水中。

      从整个黄河总体来看是东西流向，但流经内蒙古河套平原后，忽然调头南下，被收拢于晋陕峡谷，汹涌澎湃，雄浑跌宕，出了禹门口，河面豁然开朗，河床宽达十多华里，河水的主航道不停地东西自由变更，这就有了历史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

      从历史上看，之所以在夹马口村设渡口，是因黄河主航道流经夹马口村相比较稳定不变，所以说引黄工程提水站定在夹马口村无疑是最佳选择。

　　既然提水站点已确定，工程就要以只争朝夕的速度尽快上马。工程要上马，首先需要制定一套科学的、切实可行的规划方案。鉴于县上没有技术人才，县委书记祁英、县长赵政萍经过反复研究后决定出去求援。祁英以县委的名义亲自给与临猗有渊缘的在外领导写了8封情深意切的求援信，其中有水电利部长傅作义，经贸部副部长李哲人，还有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等同志。然后全权委托刘新章带上8封信前去求援。

　　1958年春节刚过，当人们还沉浸在春节的欢乐气氛之中的时候，刘新章便接到县委办的通知，要他到祁英书记的办公室议事。当他匆匆赶到县委时，整个县委大院已经是一片繁忙的景象。他来到祁英书记办公室，祁英书记没有寒暄、没有客套，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当面交代：要他带着8封求援信，到外面找几位水利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只要能聘请到高水平工程技术人员，可给对方优厚待遇：除去吃住，一天工资10块，一月就是300块。而且能请到的人越多越好，可以三个五个，也可以是一个团队。

       除去生活费，每月还付300元的工资!刘新章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300元是个什么概念?当时，普通工作人员每月的工资普遍都是三、四十元，就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每月工资才300多块，戏剧大师梅兰芳工资也不过336元。在上世纪50年代那样的环境中，临猗领导用高薪聘请科技人员，该是何等的胆识和气魄！               走出临猗向有关领导去求援，这项任务对刘新章来说感到无上光荣，但同时他也深感压力太大，因为在此之前他的脚步从未迈出过临猗县境，就更别说是去首都北京了。未出发前他先把这些要找的8位领导进行了反复比较、推敲，究竟是先到哪里?先找谁?后找谁?如何去找?经过反复思考后决定先去北京，因为只有北京才是科技人员成堆的地方。他考虑周全后，便拿着祁英书记亲笔写的8封信，登上赴京的火车。到北京以后他决定先找傅作义，一是他的职务最高;二他又是水利部长，三他还是晋南老乡。临去水电部之前，他先给傅作义部长挂电话打了个招呼。

     傅作义部长接到刘新章打来的电话后心情非常兴奋，他缓缓的走到办公室窗前，久久地、久久地遥望着西南故乡的方向，故乡的那片热土承载着他许许多多儿时的记忆和梦想，丝丝缕缕的往事和思乡之情像潮水般涌上心头……

　　想当年，为了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为了人民免遭各国列强的欺凌，为了反对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他曾抱着满腔热血去刺杀袁世凯而未遂。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他深知只有靠枪杆子才能改朝换代，才能夺取政权，保卫政权。他决心弃文从武。1910年，他毅然离开了运城河东中学，考进了山西陆军小学，继而又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北京清河镇陆军中校，最后毕业于保定军校。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投身到战火纷飞的战场，开始了他戎马生涯的一生。

　　早在1931年，他就任绥远省主席。走马上任后就立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那时起，便与水利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9年，抗战正酣，他率部进驻绥西后套。后套当时人少地多，十六、七万的百姓要养活十五、六万的军政人员非常困难。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他效仿三国时期诸葛亮屯田五丈原。一方面组织部队屯垦戎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方面动员10多万军工支援老百姓生产。进一步增强了军民友谊。每年一到春天，部队几乎全部出动，有的帮助地方修渠打坝，有的赶着马匹、车辆帮助老百姓春耕、送肥，秋天帮助老百姓收割庄稼。从此老百姓富起来了，部队的给养也充足了。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他非常重视抓水利建设，经常亲临一线指挥部队协助地方兴修水利。修的主干水渠大的可以行船、养鱼。截至1945年春，后套地区所修渠道：宽17 米以上的主干渠，全长达1700余里;宽4米以上的支渠的长度，超过10000里。使后套地区变成了渠道纵横，渠水遍流，鱼跃粮丰的江南水乡。这种助民屯田兴修水利的活动，对促进后套农业生产发展，繁荣后套经济，保障部队供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也为他之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水部部长一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45年美国的魏德迈将军，以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身份到绥远河套地区参观时，看到绥远政通人和，民富兵强，无不发出啧啧称赞。

　　他主政绥远期间，一边抓抗战，一边抓建设，使绥远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都有很大的改观。特别是后套，当时被誉为“鱼米之乡”、“塞上江南”，从此便有了“天下黄河富河套”一说。军民因此而丰衣足食，为绥远抗战提供了一定的物资保障。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后期，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接近尾声，国民大厦将倾，他深感独木难支。为了保护北平千年文化古都；为了北平二百多万市民免遭战争涂炭；为了跟随他戎马半生出生入死几十万将士们的前途和命运，他审时度势，毅然率部北平起义。继而又促使绥远和平起义，直接影响和促进了全国解放的进程。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傅作义所说：你为中国人民立了大功，我们应该奖给你天坛那么大一枚勋章。

　　1949年3月，中共中央从河北西柏坡搬到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后，毛泽东请他和邓宝珊谈话，问他建国后打算干点什么?邓宝珊说：宜生(傅作义的字)从小就立志要为民众做事，他主政绥远时，在河套地区大兴水利，大办屯垦很受老百姓欢迎。傅作义说：“搞水利可以直接为人民办事。”毛泽东接着便说：“那你的意思想到水利部啦!”

　　新中国成立以后傅作义被任命为水利部部长（1958年改为水电部），他决心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大干一番，为人民再立新功。当时，他面临着国民党长期失修的水利烂摊子，水旱灾害频发，水利设施亟待修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依靠广大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水电工作规划。放手发动群众，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工作逐步由治表走上治本，除害兴利，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出了很大贡献，被人民亲切称之为当代“大禹”。

　　早在他主政绥远时，经常在干部大会上讲怎样为人民服务，他常说：“如果遇到自己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不一致，发生了矛盾，那么就要放弃自己的小利，服从人民的大利，或者牺牲自己而为人民。以忘我的精神为人民服务，这就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是这样说，首先带头这样做。他任新中国水电部长后，每年都用三分之二的时间走出办公室，深入到全国各大中型水利、电力工地，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当面解决一些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各省城乡。

　　1952年，他到洞庭湖进行考察。刚考察完毕，就又夜以继日转赴汉口，乘船沿汉水而上，研究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设计规划。1953年，到珠江流域进行全面考察。1954年风尘仆仆赶到新疆，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水利建设问题。1955年，又马不停蹄地先后到淮河流域的梅山、佛子岭等水库工地进行视察。1956年，东北松花江发大水，他又亲临抗洪前线进行指挥抗洪。1957年4月11日，奔赴黄河上最大的水电工程三门峡大坝参加开工剪彩仪式。

　　1957年4月11日，他参加完黄河三门峡水电工程开工典礼后，不顾身体不适，又急忙赶到晋南地区考察。借这次到晋南地区考察之际，顺便回故里安昌村一趟。这是他自从1918年保定军校毕业，追随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戎马生涯一生，将近40年来第一次回归故里。

　　这40年来，他无论是身居中华国民“华北剿总”总司令的高位，还是在新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水电部长的任上，多少次，他乘飞机从家乡上空飞过，凭窗凝视着黄河东岸的村庄，对工作人员深情地说：下边就是我久违了的故乡!言语中充满着对故乡浓浓的眷恋之情。是的，他生于斯，长于斯，他的身上早已打上了故乡的深深烙印。这块沃土养育他成长；这块沃土上有他儿时魂牵梦绕的伙伴；这块沃土上有他牵肠挂肚的父老乡亲；这块沃土承载着他许许多多儿时的故事和梦想……，多少次梦回故里，终因身负国事，难以起程。如今，几十年回家的梦想将变为现实，他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就傅作义部长回安昌故里一事，我曾采访过时任晋南专署公安处政保科科长李子清。

      李子清湖北人，早年追随傅作义将军参加了绥远抗战和北平和平起义。起义后他所在部队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23兵团，他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曾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转业到晋南专署公安处负责隐蔽战线工作。傅作义部长这次从三门峡参加完大坝开工典礼，返京途径晋南考察，晋南专署公安处特派李子清负责他的安全保卫工作。傅作义一生奉公廉洁，公私分明，这次回安昌故里，他便对陪同他的地方领导和工作人员说：考察调研是公事，你们可以陪同，回家是私事，就不劳你们陪同了，就只带了他的老部下李子清一人随行。

      据李子清讲：傅作义将军虽然戎马生涯一生，统帅过千军万马，但他绝对不是一介抡大刀片冲锋陷阵的莽汉武夫。他是一位知书达理、足智多谋的儒将。孔老夫子“克己复礼”的遗训他时刻牢记在心。当他轻车简从行至北胡村至安昌村的坡垴上时，他叫司机把车停下，走出小车，深情地俯视着坡下的安昌村，俯视着村西滚滚南流的古老黄河，从内心深处发出了由衷的感叹：久违了的故乡，您的游子回来了!他感到脚下家乡的这块热土无比神圣!

       官高不压乡里！据李子清讲：当傅作义部长的小车大致行到两个村交界处时，他不顾随行人员的再三劝阻，执意要步行进村。这五里长坡，坑坑洼洼，坎坎坷坷，对于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当他们一行人徒步走到坡下时，傅作义突然转身朝南上了一个小坡，来到一片坟地，双膝跪地，深深地磕了三个头。这是他离别故乡近40年来第一次上祖坟，内心的五味杂陈难以言表.......。上完坟，当小车空车缓缓地跟随在他身后徒步进村时，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他作为抗日名将，早在1933年指挥了长城抗战，1936年11月24日指挥了著名的百灵庙大捷，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援绥运动，毛泽东曾去贺电盛称：“傅作义将军的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吹响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号角”。在长达十三年的抗战中，他率部消灭了数以万计的日伪军，击毙了日军水川中将等一大批高级将领。他像一道钢铁长城，阻止了日寇西犯，保卫了陕、甘、宁、新人民未受到日寇的蹂躏。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战功赫赫的民族英雄;而在日军的眼里，他是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所以日军占领了他的故乡以后，把他们傅家大院和他为故乡人民兴建的平民学校全部拆除建了炮楼。13年来，他率部与日寇浴血奋战，为保卫中华民族这个大家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却未能保住他们傅家这个小家。

　　回村以后，他把小车停放在村干部傅来喜家的大车门内，夜宿在本家堂弟傅作维家。在村干部的陪同下，在村西他们傅家巷里挨家串户看望了一些年长的老人。然后在村里寻找他儿时的梦。当看到他们傅家大院荡然无存，平民学校残垣断壁时，心情非常悲愤。他自己戎马生涯一生，整天忙于国事，未能为家乡人民办一件实事。抗战前为家乡建了一所平民学校，还叫日军拆毁了，心里感到非常沉痛。

     他走到村子西头，站在村口，眼望着黄河滚滚流向南，浇不了故乡半亩田的情景，内心无比惆怅。这使他联想到光绪三年，故乡久旱不雨，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出现了人吃人犬吃犬惨状，安昌村的村民一下子饿死了一半;又联想到民国十八年，老天滴雨未下，粮食颗粒未收，乡亲们食不果腹，只好以树皮草根来充饥的悲惨情景。还联想到儿时故乡人民每逢大旱之年，村子里勇敢的年轻人用手指粗细的铁锥子从脸上扎过去“上马角”求雨的悲壮场面……。他联想到当下，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他作为水利部部长，眼看着黄河水从村旁白白流过，却改变不了乡亲们靠天吃饭的尴尬局面，使他感到极度的悲怆、尴尬和内疚。

      据李子清讲：傅作义是怀着极其复杂、沉痛的心情离别了安昌村。离村后他继续在晋南视察，当他在晋南地委和专署领导陪同下视察完临汾龙祠水利工程后，一直到司机给他把小车门打开，他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站在小车门前久久不上车，地委、专署领导见状不知所措，场面一时非常尴尬。当李子清发现他的一枚大衣扣子掉了时，急忙给他捡起来装到兜里方才上了车。

      由于他心情的郁闷，再加上连日调研视察工作的过于劳累，从临汾到太原后心脏病突发。周恩来总理闻知后，心急如焚，立即从北京派飞机将心脏病专家黄宛大夫送往太原抢救。他的病情稍有好转，就又要求继续考察调研，被山西省委领导坚决劝阻。他说：“我还没有完成任务哩!”在省领导和医护人员的极力阻拦下，他只好派随行工作人员下去继续调研工作。

从山西考察回到北京以后，故乡人民落后的生产条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状况像过电影般的不断地在他眼前浮现。新中国已经成立八、九年了，他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水利部长，家乡依然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艰苦环境，他感到有愧于故乡的父老乡亲，深感肩上的担子沉甸甸。不!一定要帮助家乡人民改变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他突然转过身来，疾步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就给有关下属部门安排准备赴山西临猗县夹马口电灌站帮助勘测设计工作。

       刘新章到北京后，先安顿好住处，便乘车直奔德胜门外水利部而去。

　　刘新章作为一个基层的乡镇干部，这是他第一次走出临猗来到首都北京，第一次拜见这么大的人物，他是怀着一种敬畏之情去拜见傅作义的。他万万没想到事情发展异常顺利。当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水利部门前，向门卫说明来意后，既被引见给傅部长的秘书。刘新章把信交给秘书，不一会他便被带到楼上去见傅部长。傅作义的名字对他来说如雷贯耳。当他神情紧张地见到傅部长后，万万没想到，眼前的傅部长与他想象的差异如此之大，他既没有大将军凶神恶煞的仪态，又没有大人物高高在上的架子。不等他进办公室，傅部长已热情地迎了出来，主动与他握手，用一口浓重的晋南话招呼：来了，来了！刘新章来之前对傅部长的敬畏之情顿感只有崇敬而无畏惧了，就像见到一位久别重逢的老乡倍感亲切。

　　进入办公室后，傅作义让刘新章坐在小沙发上，自己坐在正面的大沙发。这是刘新章平生第一次坐沙发，软乎乎的沙发一坐，呼哧地陷了下去，他顿感惊慌失措，以为把沙发坐坏了，急忙双手紧握扶手，直起身来，臀部微微颠了两颠，才领悟到原来如此。

　　刘新章坐定后，眼睛扫视了一下傅部长的办公室。只见宽敞的办公室窗明底亮，栗子色的办公家具更显得古朴、典雅、大方。整个环境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

　　故乡亲人的到来，傅作义非常兴奋，立即叫工作人员沏茶倒水热情招待。刘新章当面对着昔日统帅千军万马驰骋疆场的爱国名将傅作义时，感到无比亲切和崇敬。谈话的主题，一切都围绕着傅的意愿而转移。傅作义并没有立刻说信上请工程技术人员的事，傅问到哪里，他就被动地答到哪里。傅部长先问县上的领导，祁英怎样?赵政萍怎样?傅一会儿问家乡的经济发展情况，一会儿问乡亲们的生活变化，忽而又问群众文化工作开展得如何?傅作义的谈话漫无边际，话题越扯越远，问到晋南蒲剧院的三个团的演出状况，如数家珍点着团里的名演员王秀兰、闫逢春、张庆奎、筱月来和杨虎山等演员近来怎样?特别问到王秀兰还唱不唱戏，阎逢春的沙帽翅还闪不闪?

　　傅作义部长在那里谈笑风生，兴致勃勃;而刘新章却心急如焚，如坐针毡。岂不知傅部长早已给他把求援的事情安排得妥妥当当，但他还被蒙在鼓里。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办公室大座钟的摆锤滴答滴答地摆个不停，钟摆就像重锤撞击着刘新章的心，他的眼睛不停地投向座钟，眼看着10分钟过去了，20分钟过去……，谈话还入不了正题。刘新章以为傅作义大概忘了这回事。这一切都被细心的傅作义部长看在眼里。正当刘新章焦虑不安之时，他看见傅作义将手伸到桌下按了一下电铃，秘书听到铃声马上就到办公室，傅部长向秘书交代：请北京水利勘测设计院黄元真院长来一下。

　　不一会，黄元真院长进来，傅作义亲切地拉着刘新章的手对黄院长说：“我们家乡来人了，这是我老乡，他们要求把黄河水搞上来发展水地，给他们派两个又红又专的工程师把水搞上来，咱们要在黄河上开第一朵花。”

　　“在黄河上开第一朵花”，既显示出傅作义对夹马口引黄工程的重视，又说明了夹马口引黄工程在新中国水利史上的地位。雄浑的黄河，威武的将军，造福万代的引黄工程，偏偏与灿烂妩媚的花联系在一起，这将预示着夹马口引黄工程今后将会绽放出姹紫嫣红的光彩。

　　傅作义部长亲自安排，黄院长当然不敢懈怠。黄院长受命后，便立即将此重任交给规划处灌溉组具体承办。灌溉组马上决定由组长朱惠琴和组员董孝水两位工程师跟随刘新章到临猗帮助勘测设计。

　　朱惠琴女士，1926年出生在上海，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土木系，建国前的1947年便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至1955年曾留学前苏联，回国后任水电部计划司副司长、副总工，高级工程师。董孝水1929年出生在山东，1952年毕业于山东农学院水利系。二位都是水电部的精兵强将。

　　赴临猗的工程技术人员确定后，更令刘新章没想到的是事情会这么快，黄院长突然主动问他：你说什么时候走?

　　刘新章说：安排好后，哪天都行。

　　黄院长说：三天后吧。

　　刘新章说：你定好时间，我去买火车票。

　　黄院长说：火车票不用你买，再说你也不一定能买得到。

　　第三天，组长朱惠琴、组员董孝水就在刘新章的陪同下，绕道陇海线，从潼关下车渡过黄河，风尘仆仆赶往临猗。

　　二位工程师一到临猗，不顾旅途劳累，便立即投入工作状态。他们在县长赵政萍的陪同下，首先勘察了引水渠的渠首位置。因为引水渠首位置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整个工程的成败，是整个工程设计中的关键所在。这在一般河流上搞水利工程设计也是必须首先认真考虑的问题，更何况是在河水含沙量大、河道流势又容易变迁的黄河上!如果河道改变到陕西，水流脱离了引水口，整个工程就要报废。鉴于此种情况，朱惠琴和董孝水二位工程师，在赵政萍县长的陪同下，又沿着上年腊月二十八赵县长他们勘测过的路线，从万荣县与临猗县的交界处沿黄河一直考察到永济县。二位工程师经过认真勘察，反复研究，又通过广泛听取沿黄河广大干部群众的建议，最后选定了夹马口作为引水渠的渠首位置。夹马口作为渠首的优势是：一、从河的流势上看，主航道靠近岸边，不需要修过长的引水渠;二、管坡的地形和坡度也比较理想，削掉一个凸体，就可以一级提水上塬;三、据当地老人介绍，夹马口一段河道历来比较稳定，相对来说变化较小。同时也了解到，随着河水流量的大小，水位有上下波动的情况，在以后的具体运用中，随着水位的上下波动，有需要延伸或者缩短引水渠的可能，但要与其他河道不稳定的地方相比较而言还是比较理想的，所以把夹马口定为渠首位置，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渠首位置确定以后，接着又紧锣密鼓地用两天时间进行了总干渠的选线勘测。

　　傅作义部长人虽然远在北京，但他的心时刻挂念着家乡的水利建设，他不停地给朱惠琴和董孝水二位工程师打电话询问工作进度。在傅部长的热情关怀下，很快，一份科学的、符合临猗实际的引黄工程宏伟蓝图便设计出来了。

　　整个工程的总投资计划是700万元，这700万元对于临猗一个没有什么矿产资源、经济又欠发达的农业大县来说是十分困难的。傅作义得知这一情况后，便特别向北京水利勘测设计院交代，为临猗引黄工程免去90余万元勘测规划设计费，接近于工程总投资的七分之一。90余万元在如今看来不算多大的数字，而在当时人们月平均工资仅有三、四十元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看，可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当时，水泥才50元一吨，钢材才150元一吨，这90多万元对临猗引黄工程来说要办多少事呢!?

　　工程规划蓝图设计出来后，紧接着便成立了临猗县黄河灌溉工程总干渠施工指挥部，总指挥由副县长李虎胜担任，副总指挥由陈钛同志担任。指挥部下设四个工区。28个乡镇总动员，上马劳力12815人。

　　为了确保工程的质量，就在龙口夺食的紧张阶段，依然在临晋镇举办了有140余人参加的施工技术培训班。同时，为保证渠首枢纽工程在施工过程中的顺利进行，县委决定从临猗一中、二中各选两名品学兼优的初三学生，在毕业前就赴北京水电部水利勘测设计院学习。

　　原计划在纪念党的生日那天，在临晋镇举行盛大的工程开工典礼仪式，但天不作美，天空阴云密布，下起雨来了，只好把开工典礼仪式推迟一天举行。

　　7月2日上午9时，各工区工作人员和全体民工，高举红旗，肩扛铁锨，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涌入会场。距临晋镇10里以内的广大社员群众纷纷踊跃参加;10里以外的乡、社均也派出5至10名代表赶来赴会。会场内外，彩旗烈烈，人头攒动，如同潮涌。大会在雄壮的乐曲声中拉开了序幕，县委书记祁英和县长赵政萍先后在大会上作了气壮山河、激动人心的讲话，并发出了： “引黄上高塬，临猗变江南”的进军号令。

　　开工典礼大会一结束，全县一万多劳动力便立即奔赴各自的工地，投入到紧张的施工之中。整个工地，人欢马叫，你追我赶，一片沸腾。晚上站在峨嵋岭上俯瞰：遍地灯火辉煌，疑是银河落九天。主干渠从7月2日开始，到8月23日结束，仅用了50余天的时间就全部竣工。

　　正当临猗的引黄工程在大干快上的关键时刻，“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农业提出“以粮为纲”；工业提出“以钢为纲”。要其他部门“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并提出“全力保证实现钢产量翻一番，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于是在全国范围内，便开展了一场全民性的、轰轰烈烈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成千上万群众不分行业，不分男女老幼一齐上阵。临猗县引黄工程也不例外，只好给钢铁元帅升帐让路。

　　1958年11月21日，临猗县被撤销合并到运城中心大县。临猗县不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引黄工程的领导机构当然也不复存在。临猗县的引黄工程，在全国轰轰烈烈“大炼钢铁”热浪的冲击下，逼迫暂时停工。

　　1959年8月5日，临猗县又从运城中心县分出，祁英同志再度担任临猗县委书记。他走马上任以后，便立即成立了黄灌区管委会，积极筹备引黄工程的第二次上马。10月份正式上马劳动力5000余人。主要任务是渠首工程和建站。

　　夹马口电灌站经历了无数次的坎坷和曲折，中间逼迫停工。但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夹马口广大职工和灌区人民的不懈努力和顽强拼搏，终于从胜利走向胜利。1960年7月25日，所有工程基本竣工。临猗人民祖祖辈辈企盼的黄河水终于上高塬，昔日旱塬变江南。

　　看着水渠里哗啦啦流淌的幸福水，灌区人民由衷地发出了感叹：“水是庄稼人的胆，夹马口壮了我们的胆”。“夹马口水有保证，粮棉蔬果都敢种”，夹马口水做到了随时随地保证供给。

　　夹马口引黄工程是我国自行设计修建的首座大型高扬程灌溉工程。60多年来，一代代夹马口水利人励精图治，勇于探索，走出了一条与自然和谐相处、科学利用黄河水的兴水富民之路。随着灌区各类水利设施逐渐升级改造，服务三农的能力越来越强，夹马口引黄工程为临猗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新的贡献。　如今的灌区人民，面对大旱不慌不忙，站在田间地头开闸就能放水浇灌，保障了粮棉稳产高产。为我省粮棉果基地——运城市的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经济繁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如今的夹马口灌区已雄踞于全国乃至亚太地区大型灌区之林，并取得领先地位。夹马口引黄管理局先后被水利部授予 “全国水利先进单位”、“全国大型灌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等称号。

　　当年临猗县委、县政府向临猗人民发出的“引黄上高塬，临猗变江南”的承诺终于变为现实。滔滔黄河之水滋润着临猗大地，同时也滋润着临猗人民的心田。夹马口引黄工程功在千秋，造福后代。夹马口灌区人民，在6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讲述着春天的故事，欢歌笑语地徜徉在改革发展的“春天里”，享受着源头活水一般的滋润。

当年水电部长傅作义向水电部北京水利勘测设计院提出的美好愿景——“咱们要在黄河上开第一朵花”，终于在水利科技人员和临猗全县人民的不懈努力和顽强拼搏下争奇斗艳，姹紫嫣红，春色满园。今天，傅作义部长虽然长眠于北京八宝山，当看到家乡的巨变，一定会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