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余心祥/重庆丰都

母亲生于一九三八年，今年八十有六了。母亲姓罗，罗骡同音，生产队里不少人因母亲力气好，喊母亲“骡子”。      

我不想刻意地拔高母亲形象，只想把母亲言行、心地客观真实地呈现出来。母亲一生，其言其行，难以言说，难以诉诸笔端，更难以忘怀。     

母亲没进过学堂，连自己名字一笔一划都要写半天，写得很吃力很费劲，且歪歪斜斜的。母亲虽然不知书，但做起事来却是通情达理。      

小时候，我们那个生产队一两百号人，母亲劳力数第一，不少男的就不及母亲。大集体那阵，母亲挣的公分最多，不仅养活了我们大大小小六个孩子，还去帮队里劳力弱的额外做农活。当年有个赤脚医生，家里条件相对好点儿，他婆娘就不习惯下苦力，一家人的口粮公分就挣不起。母亲当年去帮他家做农活，从而换取了更多的公分。母亲挣的多余公分，当时折算成人民币约80元，白纸黑字欠条写着，某某时候归还。大集体下放后，还钱一事就搁浅了。母亲说，要啥没啥唯一就只有力气了，有力气多出点儿有什么了，能挺过难关就好。       

接触过母亲手掌的人，都说母亲的手很有力。如今八十有六的母亲脑梗后，每走一步，都极为艰难，几乎是用尽全部力气，全靠有力的双手抓握、攀附来完成。      

一次大集体出坡劳动，有一块地慌了多年，土块多年未锄过，泥土板结且杂草丛生，且是一块陡坡地，男男女女看后认为难度太大，即使费九牛二虎之力也没什么效果，没人愿去这块地下锄，都去挑轻松的地挖。土往下挖易，往上挖就特别费力。母亲看后，二话不说，抡起锄头，从上往下挖，泥土一锄一锄往上翻、掀。很快，一大块荒地被母亲一人锄好了。大冷天，母亲也汗湿了衣裳。突然，一阵敲锣打鼓声传来，母亲不知何事。正在诧异的时候，在队长的带领下，一朵大红花戴在了母亲的身上。当年，戴大红花就是对劳动好把式最高的荣誉赞赏。      

母亲劳动好把式也许遗传了外公的基因。母亲讲外公干活更利索，跟着外公干活，就是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也依然落在外公后面好长好长一截。      

上大山弄柴火，如今的年轻人都陌生了。小时候，上大山弄柴火是坝脚人的常事。那些年代什么都缺，烧火煮饭的柴火也特别的缺。坝脚人常常要到二三十里外的大山里去弄柴火，清早出，傍晚归，去来一般要花一整天时间。父亲和母亲一起去大山弄柴，母亲力气好，动作麻利，母亲把柴砍好、捆好，挑柴回家饭煮好了，又去接还在路上挑着柴的父亲。      

后来，母亲老了，七八十岁的时候，扯草、挖地、栽秧、割谷、掰包谷、麻包谷等农活，我都不及母亲做得快做得好。母亲说我跟父亲一样，不是干农活的好把式，啰里啰嗦的，三天做个牛打脚。我没有继承到母亲动作麻利的基因，却很好地传承了父亲的慢。      

母亲做的饭菜，火候恰到好处，绝不是那种不温不火，而是一种鲜嫩、香脆，巴适，劲道。我现在能下厨房煮饭炒菜，基本都是在母亲那里耳濡目染的。母亲做的渣海椒，特别好吃，有点点儿酸，味儿却正气。渣海椒放至陶瓷坛子里腌制，一年四季就有渣海椒吃。我是吃着母亲做的那一手味正地道的渣海椒长大的。工作后每逢回家去，走的时候总要带上母亲腌制的渣海椒。      

公社干部下乡蹲点指导的那些年，公社干部带着二两粮票，最喜欢到我家吃母亲做的渣海椒，一到饭点儿的时候，公社干部就说，走，到罗友珍家吃渣海椒去。公社干部说，辣椒辣屁眼，吃的时候嘴却舒畅、痛快。      

母亲现在年事已高，有好几年就没有做过渣海椒了。可母亲腌制的渣海椒味儿，时刻却萦绕心间从不曾忘却。我现在对渣海椒特别有感觉，一看一闻就能判出渣海椒味儿气正不正、好吃不好吃。

胆巴点豆腐也是母亲的拿手活。而今十里八乡的场镇、超市的豆腐，我买过、吃过无数，都不及母亲做的豆腐细、嫩、韧。      

家里来人了，母亲是把最好的煮出来给人吃，尽管自己一家人吃不像吃穿不像穿。连素昧平生走乡串户做称杆的、卖棉花的、耍猴的，母亲也要蒸白花花的干饭来给他们吃。母亲深知他们在外的不易，一口热乎乎的饭菜，对他们是多么的重要。在母亲眼里，只有热忱与实诚，没有心计与势利，这在现在看来，三观绝对是杠杠滴正。我很多时候就做不到母亲的慷慨无私啦，自愧不如母亲。      

母亲不懂大道理，却很贤淑，不数落、不唠叨。母亲并没有因为自己很多方面超过父亲，就抱怨、责骂父亲，让父亲时时生居下、卑微之感。相反，母亲再忙，煮饭、洗衣之类的家务事，都是母亲去做，父亲很少很少操持。我一生中没有看到父亲洗过一次衣服，倒是我成家后，煮饭、洗衣家务活都做。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父亲有些大男子主义了？      

母亲也曾有过一官半职，只不过最大的官就是生产队里妇女队长一职。大集体下放了，大家都忙于自己家里田地活路。母亲也一样，忙于田地活路，支撑一家大小吃饭穿衣问题。队里觉得母亲能干，几次三番到家里，劝母亲再当妇女队长。母亲难于推却，勉为其难又做了好几年的妇女队长，一边做队上工作，一边艰辛劳作养育一大群孩子，维持一大家子的柴米油盐开支。母亲一生艰辛，时时捉衿见肘，却很豁达。面对困窘的日子，我却很少看到母亲悲观情绪低落的时候。      

母亲前后生育了九个孩子，惋惜的是，老二老三老四，现在早已都不在人世了。小的三四个月，大的三岁多，仅仅是因为小小伤风感冒就没能活下来。那个年代，成天早晚忙于肚子温饱而疏于照看孩子，再加上当时的医疗条件极端有限。母亲说，白天还挺着大肚子在地里挖红薯，晚上11点后我就呱呱坠地了。      

母亲贫穷，但在金钱方面是大方的，不会斤斤计较。母亲习惯背一个背篓赶场，每次赶场购买的东西，都是有多无少，从不会抠兮兮的。母亲重人不重钱的思想，这跟当下那些物欲横流一切皆势利蝇营狗苟之辈相比，更是显得难能可贵。母亲常念叨，钱有什么好？能填饱肚子就行，有人才是最好。现在一家人坐到一起可以坐好几桌了，这是母亲一生最值得骄傲、感觉荣光的事情，也是母亲觉得最幸福的时刻，乐滋滋地看着一家子几桌人吃饭、说话。      

转眼母亲就老了,我们几姊妹就总想让母亲离开她劳作大半辈子的田地，到场上去住，少劳作些。只要我们一提离开梨家沟老家，母亲顿时就很不高兴了，甚而是生气，说我们一天到晚就知道到场上去住，场上去做什么呢？在梨家沟出点力，包谷、谷子多的是，喂点儿鸡鸭下蛋，鸡鸭肉和蛋卖的吃的都有，过年腊肉香肠吃年到头，到场上去吃水喝风啦？两兄弟念书那些年，吃饭就是大问题，有上顿没下顿的，再怎么打紧开销，也供不出来了，不是靠写了那几亩田种谷子吗？不写那几亩田来做，靠什么给两弟兄念书一直念到出来上班？......母亲一番连珠炮似的反驳，常常让我们几姊妹不敢再言语了。      

我们作为子女，都不想上了岁数的母亲，再那么劳累了。我们几姊妹曾多次，一起劝说过，单独劝说过，轮番劝说过，可每次最终都是弄得母亲心情很不高兴很不愉快。叫母亲其他什么都可以，唯独叫母亲离开她生活过几十年的故土，离开她一生劳作的田土，那是难上加难，比登天还难。      

人有人名，地有地名。母亲对梨家沟的每一块田地，情感极深极深。每一块田地，母亲都能叫出它的名字，很熟悉，犹如自己的子女一样，都有自己的小名。梨家沟那么小一个地方，可每个边边角角，坡坡坎坎，几乎都有名字，小田、方田、长田、团田、长耳田、筲箕田、簸箕田、箢篼田、四角丘大田、崖丘、烂湾、梭边湾、张马寨、对门、沟里、拐里、坟达门等等。还有很多名，我现在已经叫不出了，忘了。      

母亲的土地情结很深很深，伴随了母亲一生。撼山易，撼母亲的土地情结难，难于上青天。用母亲的话说就是：“有毛病到地里一劳动，什么病都没有了，一停下劳动，就感觉浑身不是，这里不舒服，那里不对劲，毛病专找懒惰人。”母亲脑梗后，行动异常艰难，可一旦精神状态稍稍好点儿后，立马就念念叨叨叫拉她回梨家沟老家去看看。      

而今母亲脑梗至今快两年了，行动诸多不便。三个姐姐，我和弟弟，各有各的生计忙碌，只是偶尔回家看看母亲。大哥至今孤身一人，全赖大哥一人在家服侍，照顾母亲的日常饮食起居。母亲常常叹息，活造孽了，死又不死，活又好不起来。母亲没病前，对钱是大方的。自从脑梗后，母亲似乎有些在意钱了。我们去看母亲，顺便买点儿包子馒头、牛奶之类的，母亲就说，哪有这么多钱买这些哟？很心疼钱的感觉。其实，那点东西能要多少钱呢？看着母亲一寸一寸气喘吁吁极度艰难地挪动，听着母亲悲观低落叹息不止的话语，鼻子酸酸的，心如针扎。      

母亲晚年，依然没能逃出凄苦的命运，我愧疚深深。

作者简介：

余心祥， 重庆丰都人，生于70年代初。懵懂读书，无甚天资，浪得汉语言文学毕业虚名。年届五十尝试写文，方恨读书甚少。五十最想做两样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偶尔写写发圈记录，仅自娱自乐而已。本凡夫俗子食人间烟火尘世客，却向往诗意地栖居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