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

      本人的入党时间是：1954年3月2日，是年22岁。到今年（2024年）3月初，已经整整七十年。

     我入党以来的七十年，很不平凡。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三年困难等各个发展时期，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

      回顾在党七十年，在工作和政治生活中，曾犯了不少错误，如在农村搞统购统销，硬性压减农民口粮；在大学时，曾将一位同学打成右派，本人也是赞同的；在农村搞“四清”，将一个生产大队的大队长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是参与者；本人也曾陷入个人迷信，拥护“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错误，是盲目执行错误的路线和上级指示导致的，应当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回顾在党七十年，也有两条可以聊以自慰，一是没有偷懒懈怠，二是没有犯追逐个人私利的错误。

     我家在江南的一个小村庄，紧挨一条连结大运河和长江的小运河。我只上了三年半小学。高小毕业后，虽考取了初中，但上不起。又报考了不收学杂费并供食宿的师范学校（四年制）。1951年暑假毕业（小学、中学加起来共七年半），十九岁，被分配到江苏省无锡县的一个区工作（那里靠近后来取名的沙家浜和名气很大的华西村）。最初，我的职务是农民业余教育专职教师，具体工作就是扫除文盲（实际是在区委统一领导下，各种工作都要干）。以后，任区扫盲中心学校校长，区文教助理，区文教委员等职（原称文教股长，后改为文教助理、文教委员，实际是同一职务，管全区的文教）。后来又到县委宣传部、县委文教部。那几年，在基层，对于了解社会，了解群众，很有帮助，但眼界比较窄。以后，到了大城市上海，又到北京，见识就比较广了。

     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胡耀邦同志指导下办《理论动态》，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耀邦同志一再强调，要从全党角度思考问题。他还提出，《理论动态》要把党的问题作为一个重点。他也经常同我们讲党的状况和问题。这促使我经常思考党的建设问题，也为《理论动态》写了若干篇有关党的建设的文章，大都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由于长期关注思考，本人对我们党的状况和党的建设，也有了一些想法，并向党中央提出一些建议，主要有以下几次：

     一，提出党组织现代化的建议

     1983年3月19日，中纪委领导李昌同志来中央党校找我们三个人座谈。本人讲了党的现代化问题。他很赞同我的意见，要求我写成文稿，刊登在他办的《双文明建设研究资料》刊物上。节录如下：

      我们的党正在领导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党组织本身，毫无疑问，也应当是现代化的，就是说，应当是一个现代政党。当然，党的根本性质和根本宗旨决不能改变。现在我们党在理论上有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又有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路线，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些，都是我们党组织向现代化发展的主要标志。但是，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党是仿照前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组建起来的，以后，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共产国际的成员。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各项制度、活动方式、党内生活的习惯，都受其影响。再加上我们党长期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中，必然受到这个社会的影响。因此，在我们的党组织中，存在一些不符合现代要求的东西。

      邓小平同志在列举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特权现象等弊端后指出，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带有封建主义色彩。（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4页）他还指出，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还不止这些。以上各种弊端，都是有悖于现代政党的要求的。邓小平同志说，对这/些弊端，“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同上第327页）使党组织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这是一个涉及党的建设方方面面的大课题，包括党员和干部的素质、党的组织结构、党的制度、活动方式、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等等。关键的问题，一是党员和干部的素质，二是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的现代化，这是一篇很大的文章。

     2012年2月2日，在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又一次讲了“党的现代化问题”，并进一步指出：所谓党的现代化，主要是民主化和科学化。首先是民主化，没有民主化，也难以真正做到科学化。

     我还撰写了《党组织应是政治文明的体现者》一文，在《北京日报》公开发表，多家刊物转载。

      二，对“十四大”提出建议

     1992年5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玉泉山一个楠木厅（我不知道这个厅的名称），召集我们中央党校五位教授座谈，要我们对“十四大”提出建议。王珏教授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议，本人就实现小康目标提出建议。这个座谈会参加者共七人，除我们五人和江泽民外，还有一位领导同志参加。自始至终都是江泽民自己在笔记本上记录，秘书没有进会场。这个座谈会没有经过中央党校校委，我们是在校外一个地方上下车。

    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第一教室作报告，提出“十四大”要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同那个座谈会可能也有一点关系。

     三，关于理论名称的建议

      1996年初，听说1997年的“十五大”要给党的指导思想命名为“邓小平理论”。这引起了我的关注。

      在拨乱反正中，在研究个人迷信现象时，我对理论命名问题作了认真思考。过去以个人名字命名理论（毛泽东思想），起了巨大的凝聚作用，但随着历史的前进，其弊端也日益显露。人们很容易形成“句句是真理”的观念，导致盲目崇拜，迷信。

     我给党中央写了书面建议，郑重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这个名称，最为合适。

     1996年5月，经三位副校长审阅同意，中央党校校委以《简报》形式，将我的《建议》上报党中央。

      这个《建议》阐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也将不断增添新内容。在今后社会主义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还会出现在理论上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再起一个新的理论名称，那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将要写上从“马克思主义”开始的一长串名称，显得很烦琐。

     这个《建议》提出：“从历史发展考虑，我们应当把今天邓小平同志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作为我们党的理论建设的一个历史阶段的开端和奠基。今后，理论有了新内容，都作为这个理论的发展。对在社会主义理论上作出新贡献的人，要充分加以肯定，但不宜再起新的理论名称了”。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很长时期的历史主题。在这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不可能抛开这个历史主题立论，进行理论创新。

     我的建议归纳起来：一是用一个简洁的理论名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当时的名称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二是不用个人名字命名理论；三是消除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有一大串的现象。这样，就可以将理论命名这件事，划上句号。

     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本人预料的情况（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有一大串），已经存在。

      四，党组织的规模问题。

     为集思广益，开好“十八大”，党中央提出了若干选题，分配给中央各单位进行研究。这些单位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就所承担的问题进行座谈。本人应邀参加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的座谈会。

     2012年2月2日上午，本人应邀参加了中央组织部的“党建专家座谈会”（中组部大楼七层第二会议室）。

     我在发言中讲了党组织的规模问题。全文如下：

     “建国之初，党员数占全国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一（有的材料说不到0．5％，有的材料说0．8％，当时还没有比较准确的人口统1计），那时，党员的自豪感很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很强。现在，党员总数已有八千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以上。党员队伍庞大，党员干部队伍庞大，带来管理上的许多问题。

     党员的数量与质量，不一定成正比；党员多，党组织的战斗力不一定强。

    党员数是否要有控制，应当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需要解放思想。

    还有，在统计党员数时，应把已经离退休的党员区别开来（即在第一线的党员数和离退休的党员数）。

     作为共产党员是不应有退休的，这是就共产党员的思想和精神状态而言的，但他们毕竟离退休了，不在第一线工作了，进入人生的晚年了，与在第一线工作的党员自然有所不同。党组织对他们的要求也是应当有所区别的。”

     我在会上讲了这个建议后，不少人在小议，引起大家的兴趣。我觉得今天更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以上几点，既是建议，也是期盼。作为在中央党校生活的一名党员，关注党的状况，思考党的建设问题，是很自然的，也是应当的。我将一如既往。

                   2024年2月17日初稿

                   2024年2月27日定稿